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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犬升天。所
以
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
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
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
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
“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
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
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
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
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
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
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
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
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
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
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
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
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
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
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
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
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
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
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
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