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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会太过于充实从而导致她无暇编辑自己的回忆录。幸而在1956年，生命中的机缘使她移民到了美国。之后的四十年，她是纽约市华尔道夫大酒店的住户，她在酒店的三十二层为自己布置了一套雅致的日式居所。她在美国的生活依旧五光十色。她座上的常客有日本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商界人士——甚至包括内阁大臣和一两个黑道人物。我是在1985年通过熟人介绍才认识她的。作为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我在那之前就已经知道小百合的名字，虽然我对她本人几乎一无所知。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她向我吐露了越来越多的心声。一天，我问她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
“喔，雅各布先生，也许吧，如果是由你来记录的话。”她回答我。
于是我们就那样开始了合作。小百合很清楚自己情愿口述而非亲笔来写她的回忆录，据她解释，这是因为她非常习惯面对面的谈话，如果房间里没有人在听，她几乎就不知道该如何讲下去。我答应了，此后的十八个月里，我把她说的话记了下来。起初我对小百合的京都方言并不在意，直到我开始疑惑如何才能在翻译中把语言的细微差异诠释出来。不过从一开始我就感觉到自己被她的世界迷住了。除了一些例外，我们都是在晚上见面，因为多年的习惯使夜间成为小百合思维最活跃的时候。通常她喜欢在华尔道夫大酒店的套房里工作，但不时地，我们也会在位于公园大道的一家日本餐厅的包房内碰面，那儿的人对她很熟悉。一般谈话会持续两三个小时。尽管每次谈话都做录音，她的秘书还是会在现场非常忠实地记录下她的口述内容。但是小百合从来不对着录音机或秘书说话；她总是对着我讲。当她忘记自己讲到了什么地方时，总是由我来提示她。我感到我是整个撰写计划的基石，要不是我获得了她的信任，她绝不会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现在我意识到事实或许正好相反。小百合选择我做她的记录者，这么说没错，但也可能是她已经等待了很久，等待合适的人让她充分地表达自己。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中心问题：为什么小百合想讲出她的故事？艺伎们也许不会正式宣誓要永保缄默，但独特的日本文化显然对她们有这样的要求。日本人深信：上午在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和晚上关起门来所做的一切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并且两者必须始终严格地区分开来，井水不犯河水。艺伎们绝对不会开先例去谈论她们的经历。就像比她们社会地位低的妓女一样，艺伎们经常也是处在一种特殊的位置，她们知道这位或那位公众人物穿裤子的方式是否同其他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