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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书中的场景遍及香港、德里和布拉格，但我却没有为了写小说而去造访这些地方。我运用记忆和想像力，侥幸过关。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荣誉学生》时，便开始长途跋涉。我以香港为据点，马不停蹄走访泰国东北部、老挝、柬埔寨、越南和台湾地区，并在旅途中写作。在这一趟旅程中，我第一次尝到热战的滋味，虽然浅尝辄止，但在亲眼目睹我想看的场景之后，我开始觉得史迈利和卡拉是不必要的累赘。《荣誉学生》颇受好评，但我仍然相信如果没有他俩的存在，这会是一本更好的小说。
基于这种种原因，《史迈利的人马》就成为老间谍的挽歌，对我而言，这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史迈利在《秘密朝圣者》里再次现身，但只是回忆的角色。为了壮大欢送的阵容，我集合了所有的“涉嫌者”：彼得·吉勒姆、托比·伊斯特哈斯、康妮·沙赫斯，当然还有那只化名卡拉的老狐狸。最后一幕在分裂的柏林登场。我还能选择什么地方呢？在《柏林谍影》里，史迈利就是在柏林围墙听见呼喊利玛斯别回到女友丽兹身边的叫声。在最后一场行动，史迈利会回到此地，心底暗自祈求卡拉别离开东边。史迈利赢了，卡拉输了。但他们两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面对面，他们是两个在孤绝之境的孤绝之人。卡拉牺牲了他的政治信仰，史迈利牺牲的则是他的人道精神。
我一直记得一位柏林喜剧演员在柏林墙出乎所有人预期终于倒下时所说的话：“正确的一方输了，而错误的一方赢了。”我想，他的意思是，在柏林墙倒下之后，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贪婪，以及对自己以外世界的人类苦难漠不关心的问题。我敢说，如果乔治·史迈利仍与我们同在的话，他一定也还在苦苦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