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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种有话就说的文字，越来越模糊了文体意识，不太顾及章法。有人把它说成杂文，有人把它说成随笔。恕我鄙陋，杂文同随笔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我至今没有去翻书，也不想弄清楚。年轻时写过一些纯粹的散文，动笔脑子里就是语文课上学过的东西。想到的题目呢？总离不开故乡、母亲和童年。没写多久，就腻烦了，很没有意思。于是开始写小说。我只没有写过诗，中国当代作家没有写诗“前科”的少。曾听人讲，写诗是最能锤炼语言的，写过诗的人写小说，语言要文学得多。我听着心里发虚，心想自己年轻时怎么没有写诗呢？都听人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我也许很早就老气横秋了。可转眼想想，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写诗，可是从小写到老啊！到底是古人修得了永葆青春之法，还是中国古时没一个真正的诗人？如此深奥的课题，我这辈子是研究不透了。
我只关心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有些人说的话是真是假，有些人做的事是对是错，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写小说，也没有什么高明的主义，都是些普通人的寻常见识。常有评论家告诫小说家们，要有终极关怀之类。我知道这很重要，但我就是深刻不下去。深刻的作家多着哩，他们能者多劳吧。我想还是先关注滚滚红尘，先思考些浅近的事情。有时候觉得小说表现起来还不太直接，不太及时，不太有力，不太过瘾，就写些短章，把话挑明了说。我知道太直接地说话，很伤害文章的文学性，很为一些大师不屑。可我不是为讨好大师而写作，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大师毕竟是少数，我的小说少几个大师读，似乎也没什么关系，于我的版税损失更是大可忽略。何况，中国目前也只听说气功界有大师，文学界的大师谁也还没见过。
我不是一个太愿听从将令的人，好在还没有谁命令过我写文章。当然，这要除却当年写过的公文。那是工作职责所在，只为稻粱谋。顾客让我做一个盘子，我绝不会给他做一个杯子。顾客其实是领导，我却是一直把领导当顾客，所以在官场是混不下去的。一直有人问，你好好的离开官场，难道从来不后悔吗？我想说的是：我在官场原来就不是好好的，而是非常的不好。也没挨打受骂的，只是心里憋得慌。话说回来，当年在官场里头待着，人家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也没觉得有什么为难。只是不堪回首，心想自己那么些年，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罚我回去再过那种日子，一天就会疯了去。如果人家让写什么就写什么，倒也相安无事；可我却是人家不让我写什么却写了什么，就是那些小说和杂文。于是，我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