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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一样，多年前就来到了中国，在这座东方象牙塔和思想的花园里扎下了根。美国南北战争前，林乐知便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内战切断了美国国内教会给他的所有资金。为了生活，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上海广方言馆担任教师，兼做一些翻译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特权精英阶层。在林乐知看来，“传教士”这个词有点儿误导别人。从基督使者的传统来讲，他应算是一位高级牧师。他并不愿意向那些未受洗的平头百姓宣讲西方宗教思想，或者强迫他们去关心基督的种种美德。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布道者，他设想，如果能让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产生深刻印象，让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乃至玄妙的基督教教义就会更容易一些。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林乐知向这个圈子里的人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工具是他创办的一份名为《万国公报》[1]的文言文杂志。该杂志刊登的大都是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各界要人争相阅览。这份杂志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要汇合点。此外，林乐知还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配备的师资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安排学生们用文言文撰写体现他思想观点的文章，然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在他眼里，查理不过是个野心勃勃的村夫而已。
1886年，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只有6名传教士，受林乐知的直接领导。其中有三人因不堪忍受他的管理，请求调到日本。
就在查理抵达上海的前两天，林乐知博士在给麦克泰耶勒主教和纳什维尔监理会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这个学成归国的人造成了一个难题：也许查理已经美国化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应享受特殊待遇；如果说要资助或者提拔某个中国人的话，那也应该从林乐知培养的人当中去选。
“还有另外一条……”在给监理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blockquote>
第十条：我希望说明一下的是松先生的薪水问题。再有两天他就到上海了，但我还不知道理事会希望给他何种待遇，即给予他什么职务、多少薪水。此事处理起来问题颇多。中西书院的男生和年轻人都要比他强，因为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很多都学贯中西，写作和翻译都能胜任，并且已经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译作在传教士会议上公开展示时，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们的交口称赞。而松（查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学者，充其量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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