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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都特别地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赵一曼女士用过的那个差不多。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转了，基本上实现了糠菜半年粮。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夜里起来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块，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香极了。
村子里的牲口都饿死了，在生产队饲养室里架起大锅煮。一群群野孩子嗅着味道跑来，围绕着锅台转。有一个名字叫运输的大孩子，领导着我们高唱歌曲：骂一声刘彪你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头。
手持大棒的大队长把我们轰走，一转眼我们又嗅着气味来了。在大队长的心目中，我们大概比那些苍蝇还要讨厌。
趁着大队长去上茅房，我们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我二哥抢了一只马蹄子，捧回家，像宝贝一样。点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后剁开，放在锅里煮。煮熟了就喝汤。那汤的味道实在是太精彩了，几十年后还让我难以忘却。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玉米田里去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熟，撒上盐少许，用大蒜泥拌着吃，鲜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间第一美味。
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们去捉。
生活越来越好，红薯干终于可以吃饱了。这时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