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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编辑是谁，也不知道译者是谁，可能是中间隔着经纪公司的缘故。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认识并且熟悉的荷兰汉学家只有林恪（Mark Leenhouts），可是这家伙不翻译我的书。去年七月我在中国的长春见到林恪时，他希望我下次去欧洲时顺道访问荷兰，我们约定了今年九月的这个行程。我向林恪打听我的荷兰语译者，他微笑地说出了一个名字——麦约翰（Jan De Meyer）。林恪告诉我，麦约翰是比利时人，说荷兰语，住在法国。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今年四月，De Geus出版社请麦约翰编辑我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我收到了麦约翰的第一封邮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您不认识我。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译成荷兰语的就是我。”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绍。
希腊的出版故事也许更有趣，大约十多年前，希腊的Hestia出版社决定出版《活着》，他们与我签了合同，找好了译者，这时候Hestia突然发现，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一九九四年就出版了《活着》的希腊文。我不知道这个情况，甚至不知道是谁把版权卖给了Livani。Hestia退出了，Livani给我寄来了几本样书，此后这两家出版社忘记了我，我也忘记了他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查了资料才想起这两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译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M.R.Masci）和裴尼柯（N.Pesaro），德国的高立希（Ulrich Kautz），美国的安道（Andrew Jones）和白睿文（Michael Berry），丹麦的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塞尔维亚的佐兰（Zoran Skrobanovic），捷克的红佩佳（Petra Martincová），巴西的修安琪（Marcia Schmaltz），葡萄牙的迪亚哥（Tiago Nabais），日本的饭塚容，韩国的白元淡，埃及的阿齐兹（Abdalaziz Hamdy）和哈赛宁（Hasanin Fahmy），越南的武公欢，印尼的翁鸿鸣等，都是先把我的书译完了再去寻找出版社，我现在的英文译者白亚仁（Allan Barr）当年就是通过安道的介绍给我写信，翻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结果十年后才出版。像白亚仁这样热衷翻译又不在意何时才能出版的译者并不多，因为好的译者已经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译家了，他们有的会翻译很多作家的书，这些著名翻译家通常是不见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