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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文字,却不见笔迹和墨痕,而是以坚硬的方法刻铸在甲骨上、青铜钟鼎上、瓦当上、玺印上。更壮观的,则是刻凿在山水之间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不少学者囿于“书法即是笔墨”的观念,却又想把这些文字纳入书法范畴,便强调它们在铸刻之前一定用笔墨打过草稿,又惋叹一经铸刻就损失了原有笔墨的风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用笔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学过一点篆刻,在模仿齐白石的阴文刀法时,就不会事先在印石上画样,而只是快刃而下,反得锋力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迹的大小方圆错落多姿,粗细轻重节奏灵活,多半是刻画者首度即兴之作,而且照顾到了手下甲骨的坚松程度和纹路结构,因此不是“照样画葫芦”。
石刻和金文,可能会有笔墨预稿,但一旦当凿刀与山岩、铸模强力冲击,在声响、石屑、火星间,文字的笔画必然会出现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这是笔墨的损失吗?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笔墨草稿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中国书法有这么一个充满自然力、响着金石声的开头,可能更精彩。
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书法史的前几页,以铜铸为笔,以炉火为墨,保持着洪荒之雄、太初之质。
我在殷商时的陶片和甲骨上见到过零星墨字,在山西出土的战国盟书、湖南出土的战国帛书、湖北出土的秦简、四川出土的秦木牍中,则看到了较为完整的笔写墨迹。当然,真正让我看到恣肆笔墨的,是汉代的竹简和木简。
长沙马王堆帛书的出土,让我们一下子看到了十二万个由笔墨书写的汉代文字,云奔潮卷般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盛大节日,而时间又十分蹊跷,是一九七三年底至一九七四年初,正处于那场名为“文革”的民粹主义浩劫的焦灼期。这不禁又让人想到甲骨文出土时的那一场浩劫,古文字总是选中这样的时机从地下喷涌而出。我不能不低头向大地鞠躬,再仰起头来凝视苍天。
那年我二十七岁,急着到各个图书馆寻找一本本《考古》杂志和《文物》杂志,细细辨析所刊登的帛书文字。我在那里看到了二千一百多年前中国书法的一场大回涌、大激荡、大转型。由篆书出发,向隶、向草、向楷的线索都已经露出端倪,两个同源异途的路径,也已形成。
从此我明白,若要略知中国书法史的奥秘,必先回到汉武帝之前,上一堂不短的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