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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文学期刊”,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取而代之,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地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
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片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发散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头脑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沉重,更别说我的痛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至少在20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
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易主。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即我的曾祖母拉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后第三代回归潮(战后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号。那年的哈努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然而,我祖父亚历山大和祖母施罗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