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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巧言令色。他曾在对话录中描述这类人的行径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
这显然是一个逻辑混乱的论断。
在柏拉图看来，律师必须听命于客户的要求，按客户的意图办事，无异于客户的奴隶，他说「律师总是忙忙碌碌，似乎总有什么力量不断驱赶着他……他是一个奴隶。
在他的主人面前，与他同是奴隶的伙伴们争论不休……结果律师们变得敏锐而狡黠;他学会了对主人曲意逢迎、见机行事;他的心胸狭窄，自从他开始欺骗和报复以后，他就变得反常而且扭曲了。」
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传统不同，西方文化的另一源头「希伯来—基督教」信仰强调神本主义，一神论的信仰确认了绝对真理的客观存在，上帝之道即为真理，所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因此，辩护制度应当接受绝对真理的约束，辩护必须在规则范围内行使。按照这种信仰观，辩护人在辩护时要受到限制，十诫中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当为辩护人之铁律;
同时人权也须受到限制，正如亚伯拉罕在为罪城辩护的案例中所学习到的，保障人权不能以完全牺牲惩罚犯罪为代价。
对辩护制度源头的冗长说明并非为了怀古，厘清辩护制度的缘起才能明白律师制度的定位。
首先，律师必须在法律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与其说是在捍卫当事人的利益，不如说是在通过捍卫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正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质疑不是为了攻讦上帝的缺失，而是向上帝申明确保无辜者不受冤枉才能保证上帝惩罚的正当性。因此，辩护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律师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
十诫中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遵循的规则。在任何国家，辩护人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威胁证人作伪证等行为，都应该以犯罪论处。
其次，刑法应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之中寻找平衡。律师辩护权不是无限的，为了惩罚犯罪的需要，律师辩护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同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