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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轻轻喊出我的名字。他身边没有行李，甚至没有人人必备的德国手提箱。他穿着费尔岛（Fair Isle）花样的开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补丁，大概是多年前从他某本邮购目录上购买的。他看起来英国味十足。
“你要去哪儿旅行，云格尔先生？”我问他。
没有要去哪儿，他微笑着回答说。他说他几乎每星期六都会来这里。有时星期天也会来。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经过世。显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来这里收集写小说的材料啰？”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是，先生，我不写小说；他带着另一个微笑回答说。
“但你一整天坐在这里，又不看书，你是要干些什么呢，云格尔先生？”我不解地说，“难道你是间谍不成？”
这时，他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声。“听着。”他说，脸上仍然挂着微笑。
于是我默不作声，露出一张洗耳恭听的脸。接着你猜我听到什么来着？我听到有一个男声用几种语言广播说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请在某某登机口登机。
“那是我儿子。”他说，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难忘。我这才明白，他举起的手指是指着广播喇叭的。
本书的初稿写成于维也纳。在那里，我得到著名纳粹搜捕者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坏蛋角色卡费尔德的龌龊老底给拼凑了出来。我住的是已故指挥家卡拉扬（Karajan）的公寓。这纯属巧合。刚开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门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我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有这种设计，是因为那位大指挥家演出完毕时常常脾气暴躁，没耐心去开门。
在维也纳，我也有机会听到原汁原味的反犹主义语言，它们让我更知道应该怎样描写那些波恩老纳粹的嘴脸。“如果你想研究这种疾病，”维森塔尔建议说，“你就得住在沼泽里。”他指的沼泽是维也纳。回到英国时，我的小说仍然没有完成，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离把它写完只有一步之遥。那是我生命中的离婚时期，而这事对我和我那可怜忠实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经验。这书阻碍了我，而我也阻碍了这本书。我反复想：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干吗要费事去描述一个我想像出来的呢？如果你想让阿伦·特纳向你解释，大概你应该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们看过那么多，感受过那么多，却又抗拒每一个我们得自感官的合理结论。
然后有一天，我极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国制手提箱里装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