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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私
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幸好有属员护驾，曾
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
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
其的奏折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
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
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
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
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从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
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
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
而屏斥塔齐布，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
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
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
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
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
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
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
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
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
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
底，愤走衡阳。
当然，曾国藩的忍更多时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
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
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
候，他又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
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
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
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
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