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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9年3月2日),曾国
藩离开了北京。次日,他巡视了永定河河堤工程。二十七
日到达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当曾国藩再一次同赵烈文谈起清王朝命运时,他的侥
幸心理已经不存在了。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
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鎯),文
(文祥)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
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
尚推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一向看人很准,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败
是难逃其慧眼的。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之后的清
主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尽管有李鸿章、梁启超、
谭嗣同等干将拼力维护,仍然很快土崩瓦解,并给中华民
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
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
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由于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方向
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
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但是,由于长期
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包
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
适的道路。
从曾自藩个人的角度,生于衰世的他,面临不可避免
的时代败局。
中国传统人士一直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曾国藩生于忧患,经世致用的理想十分强烈。在
《挺经》中强调,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
须躬身入局,勇于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认为,
要想兼济天下,必须有一定的权势,并参与各种重要的相
关事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
而曾国藩乃一介草夫,祖上没有一位达官贵人,要想
躬身入局,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实现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