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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长时间对张爱玲的作品感到隔膜，因为她的小说趣味同我理想的小说相去太远。二十年前，我读过一些张爱玲的作品，先是读了傅雷先生（当时的署名是迅雨）1944年在《万象》杂志上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我记得傅雷先生盛赞张爱玲的小说：“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长安、长白、姜二少爷、三少爷纪泽）“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我找《金锁记》来读，读过后却并不喜欢，因为曹七巧那样色彩浓烈到极不自然的人物，实在不符合我对小说审美的理解。相反，我对张爱玲的另一个中篇《倾城之恋》（白流苏、范柳原、印度公主萨黑夷妮、徐太太）感觉好些。这篇小说却被傅雷先生批评为“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而我喜欢《倾城之恋》的原因，恰恰因为它“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我总以为，小说的深刻与否并不取决于题材或者人物的怪异程度，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潜流下，已经暗涌着最复杂最隐秘的人性。虽然我也欣赏张爱玲小说外在的华丽，她作品中俯拾皆是的聪明漂亮句子、新颖而又古老的华丽意象，她对人物心理烛照洞微的刻画与揭示。但我觉得她是太聪明了，而且她恣意放任自己的聪明，恨不得把自己的聪明像累累珠宝，一古脑全镶嵌在七尺宝塔上。
张爱玲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新出土”成为热门，90年代被中国的小资们奉为“祖师奶奶”。夏志清上世纪70年代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2005年出版），为张爱玲列了一个专章，评介张爱玲的字数甚至超过介绍鲁迅。夏志清称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并说她的《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不朽之作”。当代也有不少作家是学张爱玲的，有的甚至已是小说大家，虽然他们并不乐意承认。这样的情形下，我居然还敢宣称自己不喜欢张爱玲，的确有点儿不合时宜。
我的人生观，我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我心目中了不起的文学，应该是鲁迅先生那样的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文学，沈从文那样的文学。文学中肯定有“我”，有“小我”，但过于执着于一己的小悲小欢，从头到尾自恋到近乎自言自语的文学，我以为至少是格局小，不大气。
张爱玲的《小团圆》完成于1976年，写作十个月，尘封了三十三年。2009年2月23日由皇冠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