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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不,我不这么想,他热爱生命,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会认命。
但是我认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认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坏打算,也只不过就是当那位机长宣布他的飞机又回到了苏联领空时,他鼓掌叫好而已。
就在同时,布拉克已经说动了警方用紧急广播呼叫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们,询问有无任何一位曾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在旧康普敦街载过一位手拿萨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当时的目的地是武士桥,但是在车行途中,这位乘客又改变了目的地。还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萨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萨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约十点时,那个司机出现了。这辆出租车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要往武士桥走的,但是,车子开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巴雷突然改变了心意,要那位司机载他去哈雷街。计程表跳到了三镑,巴雷给了他一张五镑钞票,且告诉他不用找了。
在沃尔特的记录帮助之下,奈德奇迹似的脑筋一转,找着了他要找的那个人:安德鲁·乔治·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们的记录中,他曾是个号手,与巴雷仍保持联络。三个星期以前住进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济院,底下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为编号47A,沃尔特在这张小纸上还加注:马奎第是灌输巴雷“人难免一死”观念的导师。
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用双手握着奈德车子的方向盘。我们到了救济院,才知道马奎第已经注射了镇静剂。巴雷曾经和他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刚刚才来值勤的女舍监给了巴雷一杯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经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点儿威士忌在茶里头。他曾经邀请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绝了。他问她是否可以为老安迪奏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在获得她的首肯之后,他轻轻地吹了十分钟。有几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听他演奏,其中有一位听出那首曲子就是贝西的《忧郁与感伤》。他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及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位在门口摆了钢制收银盘、看来像“赌桌上收赌注的人”。那位女舍监也告诉过他,他若愿意,随时可以再来。
“你们该不会是警察吧?”在我们道别的时候,她面带不悦地问我。
“我的天!不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呢?”
她摇了摇头,避不作答,但我想我知道她在巴雷身上察觉出些什么。她感觉出他是在逃避、隐藏自己的行踪。
我们兼程赶回了苏俄司,奈德在车上使用了汽车电话,命令布拉克列出所有的俱乐部、音乐演奏厅以及在伦敦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