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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茫辽阔的大地，寒冷干燥的气候，长期游牧狩猎的生活，养成了他们慄悍粗犷的性格，给他们的音乐、诗歌带来了“壮伟狠戾”③的格调。这些乐曲随着胜利者的马足传入黄河流域之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而原来的长短句词调却不能跟它配合，于是有的人就另创新词，这就是明人王世贞所说的“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④从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等书记载的曲调来看，象［者刺古］、［阿纳忽］、［唐古歹］等，显然就是少数民族的乐曲。
由于汉族传统文化中心的南移，以及大晟乐谱的失传，已经进入了高堂华屋的宋词，在北方减弱了它的势力，于是原来在民间传唱的“俗谣俚曲”便大量涌现，而为文人的创作厨吸收。元人燕南芝庵在《唱论》里说：“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元初以汴梁力南京，即今河南开封）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可见这些曲调传唱地域之广。散曲最初可能主要是在市民中间流传的，所以也叫“街市小令”；不过从［采茶歌］、［山坡羊］、［豆叶黄］、［干荷叶］等曲调看来，有些也是来自农村的。
当然，在这种新兴的歌曲里，也部分地吸收了宋词的成就，不少曲调就是由词调变来的，它们不但调名相同，句式也基本相同。不过词由民间发展到文人手里，从原来的单片小令增为双叠、三叠（个别还有四叠的），有时不免沉缓拖沓，令人厌腻，曲则保留了它们在民间传唱时的单调形式罢了。
从语言发展的情况来看，唐宋以来，由于社会生活日趋复杂，新词汇不断出现，双音词和多音词增加了，文学中产生了一种通俗化的倾向，象唐代的变文、俗赋，宋代的话本小说和说唱文学，就是明显的迹象。宋词既日益典雅化，它的格律已经对活的语言有所束缚，加上南北语音、声调的差异，俗语方言的不同，北方需要产生一种新的诗体以适应这种变化的情况，也是势所必然的。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随着华北、东北地区各民族在政治、军事上的斗争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一种新的汉语体系形成了。早在十世纪中叶，契丹族的辽国就在现在的北京地区建都。辽灭金兴，金亡元起，北京在三个多世纪里，成为北**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地区流行的语言，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逐渐与两河、山东地区的语言相融合，形成新的语言体系，与沈约四声、陆法言韵部相去渐远，这就为金元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