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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残雪也没有理由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例如说，有的作家就喜欢“文以载道”，用作品来干预政治或关心人民大众的“现实问题”，把自己的创作植根于老百姓的底层生活或对国家命运的关怀；而另一些作家则偏爱表现自己个人的感受，将创作植根于内心的天才和灵感，这些都无可厚非，应该互相宽容，多元并存。我通常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学领域中的各种不同风格流派和倾向，众声喧哗总比一言九鼎要好。但残雪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在这个层面上，并不是一个文艺政策和文化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形而上的问题。忽视形而上的问题而只对一部作品作形而下的评价，这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在文革中发挥到极致，在80年代仍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流。我们总是动不动就说这部作品“宣扬”了什么，“揭露”了什么，并由此引伸出我们应该“提倡”什么，“鞭挞”什么，却永远也无法理解一部作品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残雪为什么那么厌恶80年代文学的“传统”的缘故。
到了9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有一大批作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框架而说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说的话了。所以我认为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峰期，因为它正是中国文学主流传统的崩溃期。不过，这个年代的文学仍然大都具有某种两可的动摇态势，它既可以是中国作家向人性深处突围的开始，但也可以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叛，有一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例如，即使是在最极端的两性问题上的冲击（《废都》、《丰乳肥臀》、《上海宝贝》等），也仍然有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它们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如解禁甚至默许，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同谋。但如果这些作家继续努力向人性的深处探索和挖掘，也是完全有可能在纯文学的意义上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可惜这些作家大都没有对自己的“根”的明确意识，也许是由于本来就扎根不深，天分有限，进入21世纪，通常都江郎才尽，有的改行，有的勉强支撑一个空头门面，成为更具弹性的意识形态结构中的一环。到今天，外在的可供选择的题材已经几乎被用尽，除了某些太敏感的话题不能说以外，性交、乱伦、同性恋、魔幻、怪力乱神、精神病、梦呓、戏说、语言狂欢（“无喱头”）、吃人肉、变态……已经被中国作家玩了个遍。中国读者的神经已经受过了一切可怕的考验，如今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感到惊奇和闻所未闻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何为？
我认为，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