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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居委会，社会神经的最末梢，但每次政治学习都搞得煞有介事、严肃认真，在家烧锅做饭侍候丈夫孩子的大妈、引车卖浆者流也仿佛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尽管来学习的都是街道集体所有制的小头目，木器社的、鞋帽缝纫社的、建筑维修社的、藤篾编织社的、餐饮糕点社的、酱菜社的、铁匠石匠社的、骡马运输社的，清一色的社会底层。居委会大妈对赵迅说，这里面就你有点文化，你也大声武气地吼两嗓子吧（这是她对大鸣大放的形象理解），这可是上面交代的任务。赵迅依然不为所动，总以工作忙，没有什么想说的推辞。那个居委会大妈有个晚上直接跑到赵迅家来，说你不去吼，我们就要落后了。居委会落后了，你也落不到啥好。那时谁都怕落后，落后不是一种表现，而是政治错误。刚好赵迅正在读当天《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继续争鸣，结合整风》，上面还有几幅照片。那个还算识得几个字的大妈抓过报纸瞄了瞄，说，你看看，连纺织厂的女工都在给她们的领导提意见了。
说真心话，赵迅那时对谁都没有意见，也不敢有意见。如果真要参加这场鸣放运动，他还真想为自己的冤屈“吼两嗓子”，他想说我热爱新中国，我拥护共产党，我在旧社会虽然不慎走过弯路，但天理可鉴，我是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的。我会写文章会导戏，我的理想并不仅仅是当一个木匠，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知人善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像他们获取政权前承诺的那样。
这些想法在看了《人民日报》的文章之后，在居委会大妈真诚的鼓动之下，在渴望报效国家的一片赤诚之中，半个小时就一挥而就了。他忘记了自己当初被人民管制时，发誓再不摸笔的承诺。文人一摸笔，祸从字里出。鸣放文章写到最后，赵迅也不知哪股神经搭错了界，竟然又犯了铁肩担道义，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毛病。他在文中写道——
<i>1956年，人民政府的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一千多名日本侵略者战犯大部分实行“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宽大政策，仅对其中罪行极大的四十五名日本战犯进行了起诉。我个人认为这个举措虽然彰显了我中国民族以德报怨之大国风范，但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来说太宽容仁慈了。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大罪，伏尸千万，流血万里。我们岂可轻易忘记国耻！岂可轻易忘记这本浸满中国人鲜血的血泪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