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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祖母和妈妈都认识。平常来我家，他们都轻松得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但这下让祖母和妈妈吃惊了，因为他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薯造反队”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