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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曾国藩治
国才谋水平之高，在法制思想方面也颇有震主之象。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民众负担和对地方
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
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
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
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
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
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
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
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
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府和司法
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由于规定州县长官躬亲狱讼，对于执法人员的严选
慎用，也就是对各级官吏的严选慎用，这其中也包含
了曾国藩的以法治吏的思想。选吏是一方面，如何用
吏、用好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
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
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
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
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
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国藩采用了“教诲”、“甄别”、“保
举”、“超摇”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
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
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摇”，即对德才
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关于“考察之法”，曾国藩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
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
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
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
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