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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先保浙复苏。
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
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
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
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
“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
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
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
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
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
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
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
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
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
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
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
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
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
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
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
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
“窃号之贼”，决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
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
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
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
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
“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
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
干，而是在认识上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