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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
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
乎！”
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
则，也是曾国藩作为三军统率之才的又一有力佐证，当然，
更是曾国藩宽以恕人，严以律己的“克己”精神的又一成功
表现。
其五是顺上级之意以克己。
曾国藩的克己之学不仅表现在对下级的宽容和仁爱上，
也表现在他对上级的“秉承旨意，唯命能从”上面。曾国藩
大权在握、生杀自便，有着相对独立的裁事自由，但在同治
嗣位后的第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
于三月十二日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
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
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十六七
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论，皖南
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
烟；江西亦尚不至此。”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
今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者日可成，大恶指
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
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缕析道：“臣又闻同僚
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
诸会典，载请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
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
恤，有无相济，情也。”
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
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
中写道：“辞旨似右抚而左督，仍合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
又念金陵大功将蒇，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
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
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