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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到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混沌，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阿sir，我是绿印的！”
一九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搞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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