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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指望也没有。就这么练呀，练呀！在乐队里出差错最多的还是他——从来就是他。几乎每次排练他都被弄得狼狈不堪，谁都可以指责他，谁都可以埋怨他。当初军宣队解散，干什么不好，偏偏又到这里来拉那短命琴！这是专业文工团，要求更高。去年从音乐学院附中收来两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现在都没鼻子没眼地指责他，说他笨。他永远坐末席。可谁有他吃的苦多？谁象他这样傻卖力气？换一个人使出他一半劲也成大音乐家了。我不忍心对他说：‘你拉倒吧，练不练对你都一样，干脆改行吧！’这是实话，但这话等于对一个满怀希望的病人说：你别活了，反正你治不治都得死！他爱音乐爱得发痴——老天爷在捉弄他，给了他一颗敏惑之极的心，同时又给他一副迟钝的感官。有时连我都听出他拉的音哪个不准。搞音乐音准差怎么行？……”说到这里，她喝完最后一口面汤，“听说文工团正在拟订整编精简计划，我想他和他的大提琴缘分算到头了。”
萍萍含着辛酸的话语震撼着乔怡。她本来打算向她打听杨燹的情况，假如他要结婚的消息不是讹传的话，她或许还能在萍萍这里得到些安慰，然而她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因为萍萍也需要安慰，她的痛苦或许比她更实际。
晓舟那瓮声瓮气的琴声不断从窗口传进来。不流畅的琶音，不敏捷的快弓，不柔曼的行板……得承认萍萍的评价。一个人与艺术发生了严重的误会，在他，在别人，都是痛苦的。这倒也罢，但他最好不要有一个理解他、爱他的妻子：这妻子的痛苦是那些痛苦的总和。
“别想那么多，晓舟在宣传队的表现，在文工团的表现谁都清楚，也许不会精简到他头上……”乔怡例行公事般地安慰着萍萍。
“现在不同前几年了。表现好？什么叫表现好？那时大会小会能发言，早上晚上扫院子叫表现好。现在得务实。”萍萍收拾着碗筷，一面看表。
“实在不行，改行到军区机关……”
“去打杂？收发报纸？如今文工团下去的人，人家只当废物利用，只是工资不少你一个子儿就是了。晓舟不会干的。再说以后部队也讲究文凭。”
文凭，将要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时髦的字眼，就象过去的“工人出身”、“贫农成分”、“政历清白”等等。乔怡勉强算是个有文凭的人，而当她听到背着沉重的大书包的孩子在街心花园里诵读英语，那么漂亮准确的发音，那么娴熟流畅的语调，她真想掉头躲开。她，他们，曾经真诚而愚蠢地相信过这个或那个，等这个或那个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