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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在《时代周刊》重庆办事处所在的那个简陋的小房间里贴了这样一张纸条:“若在这里所写的文字与《时代周刊》发表的任何文章雷同,纯属巧合。”
这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能力越来越感到悲观:如果不能通过自己的报道改变中国命运的进程,那么至少也应该让美国人民了解他和史迪威、谢伟思和戴维斯等美国观察家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卢斯曾发表了他关于河南饥荒的那篇报道,这让白修德着实兴奋了几天。怒火中烧的蒋夫人要求把白修德解雇时,哈利·卢斯确实也曾力挺他。1944年春回美国休养期间,白修德写了一篇文章,想试探一下卢斯的态度。在美国,他不用担心中国那样的新闻审查,可以彻底弄清楚卢斯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否感兴趣。白修德在这样的情况下把文章交给他,卢斯别无选择,只能表现出一副客观公正的姿态。
1944年5月1日,《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生活现状》的文章,署名的是白修德,实际上是很多人一起合写的。文章的措辞坦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白修德说:“经过一场激烈而又充满睿智的争论之后,他原封不动地刊登了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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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重庆,你才能体会到国民党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量。审查制度威胁着作家、剧作家、电影制片人以及其他公众媒体界人士。新闻界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宣传手册和电讯稿件的黑暗世界。任何诸如饥荒、通胀、封锁、外交关系或公众人物之类的话题都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如实讨论……
重庆这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居住在此地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国的秘密警察机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为国家军事委员会服务,一个为国民党服务。他们手下的间谍和特工无处不在。在中国,任何人都可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然后被关进大牢或者某个集中营。
目前,左右国民党的政治派系把坦慕尼厅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最坏的一面都糅合到了一起。寡言少语、处事神秘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被重庆的外国人称为“CC系”,他俩通过赏赐、秘密警察、间谍和行政手段来控制国家的意识形态。大哥陈果夫手段通天,所有上报给委员长的文件资料和备忘录都要从他的手中转出。
他的小弟陈立夫身体单薄,面貌俊秀,地位比他更为重要。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为人清心寡欲,经济上也较清白。他写的文章意境神秘、超凡脱俗,貌似富含哲理,不过几乎无人能够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