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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他们已经积攒了3万多块钱，相当于4000美元。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提高到约500美元一个月了。这足够赢得南希父母内心的原谅，他们两人耕地的收入一年也不超过200美元。他们热情地欢迎这对年轻人回家，好像他们当初离开家时彼此关系也是如此融洽。
对威利来说，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农村里的人如此迅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南希的村里，基本上年轻一代人全都移民到工业区去了，老一辈的人主要靠他们寄回来的工资生活。这里到处可见造了一半的房子：第一层楼盖好了，人也已经住了进去；但上面却立着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空架子，如一副骨骼一般。如果那些移民的打工者运气好，他们可以一年建起一层楼。如果他们碰上了坏运气，那么，他们的老一辈会在那半个家里耐心地继续等待。
九月我大祸临头上
一块砖头把我手砸伤
没想到胖工头会把我炒
发了点钱就算了账……
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它的地理环境，似乎是专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波动理论所设计的。四川位于成都盆地的中心，有许多的河流和平原，物产富饶，天生就是有利于人口大量繁衍的地方。（三星堆就位于这个盆地西面的边缘。）不过，四川盘地四面环山，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一旦超过某个程度，生存环境就会急剧恶化。这块土地先是养育了它的子民，然后又惩罚了他们；成功导致了竞争，随后竞争变得令人绝望。有成千上万的四川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然而，共产党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的迁移，况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兴城市。四川的乡下人像其他在中国内陆的人们一样，在贫困中等待着，直到邓小平终于推行了经济开放。
在离四川东面700英里处，浙江省的人们也同样在等待着，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大不相同。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很贫瘠，在温州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是适合耕种的。那儿的高山阻断了当地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的陆路联系，当地人自然开始从海上谋求出路。好些世纪以来，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到了国外，在其他国家做起了生意。然而1949年以后，共产党终止了他们的私人贸易和海上往来。当局特别担心台湾，台湾离这儿的沿海地区只有200英里。温州成了缓冲地区的一部分；像深圳一样，当局故意让它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于是，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温州没有什么产业需要进行产业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