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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汉字大约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较系统的运用,大约在四千年前。不断出现的考古成果既证明着这个年份,又质疑着这个年份。据我比较保守的估计,大差不差吧,除非有了新的惊人发现。
汉字产生之后,经由“象形——表意——形声”这几个阶段,开始用最简单的方法记载历史,例如王朝谱牒。应该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当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还构不成文学意义上的“文脉之始”。文学,必须由“意指”走向“意味”。这与现代西方美学家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点关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构成完整的审美。这种完整,只有后来的《诗经》,才能充分满足。《诗经》产生的时间,大概离现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
然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在文句上还没有构成“文脉之始”,但在书法上却已构成了。如果我们把“文脉”扩大到书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领先”的方式开始于商代,比《诗经》早,却又有所交错。正因为此,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甲骨文多半被读解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个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里启航,而直到今天,那个老码头还是平静得寂然无声。
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诗经》。
《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将散布久远,至今还闻到、听到。
十余年前在巴格达的巴比伦遗址,我读到了从楔形文字破译的古代诗歌。那些诗歌是悲哀的,慌张的,绝望的,好像强敌刚刚离去,很快就会回来。因此,歌唱者只能抬头盼望神祇,苦苦哀求。这种神情,与那片土地有关。血腥的侵略一次次横扫,人们除了奔逃还是奔逃,因此诗句中有一些生命边缘的吟咏,弥足珍贵。但是,那些吟咏过于匆忙和粗糙,尚未进入成熟的文学形态,又因为楔形文字的很早中断,没有构成下传之脉。
同样古老的埃及文明,至今没见过古代留下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卢克索太阳神庙大柱上的象形文字,已有部分破译,却并无文学意义。过于封闭、过于保守的一个个王朝,曾经留下了帝脉,而不是文脉。即便有气脉,也不是诗脉。
印度在古代是有灿烂的文学、诗歌、梵剧、理论,但大多是围绕着“大梵天”的超验世界。同样是农耕文明,却缺少土地的气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