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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说唐代的文章。
唐代的文章,首推韩愈、柳宗元。
自司马迁之后九百多年,中国散文写得最好的,也就是他们两位了,因此他们并不仅仅归属于唐代,也算是“千年一出”之人。
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
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是,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
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种主张,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
他们两人,特别是韩愈,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他几经深思,得出明确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彻地说:“惟陈言之务去”。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己出”。
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时,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与他一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
总之,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