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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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力不下于它的事实是：我发现居然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
彼时彼刻，我审视的肯定不限于容貌：还有午后大街上的寂静、光线和忏悔的氛围。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美不单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这种声明的必要性。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这一个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有共谋之嫌。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有一个问题是，把小说重心放在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会将她压碎，进而把读者带进“同情”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针对这种毁灭进行自我拷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