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 (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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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还能暖和一些。我想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就这样步行穿过了莫斯科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美丽的脸庞低垂着。她也是前几天才大病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一切都在这寒冷的阴霾之中继续进行,此时我突然发现,宋庆龄是这些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一个人,她跟在这位最公正无私的朋友的灵柩后面,在薄暮之中颤抖着往前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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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娜的事情既已安排妥当,庆龄便收拾起仅有的几件行李,借口要去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于1927年12月离开了莫斯科。她最终去了柏林,那里与莫斯科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一战”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如同服用了过量药物的病人,似乎还没从战败的恐慌中缓过神来。这座城市里有一名蛇蝎美人,名叫安妮塔·柏柏尔的吸毒女,也就是“蓝色天使”的原型。她在“白鼠卡巴莱[2]”歌厅的夜场跳脱衣舞,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跟她做爱。当时那里流行一种时尚,私人晚会上经常招一些女招待,她们身穿薄透的女裤,只要付钱给她们就可以随便摸。在著名的库达姆大街,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穿得像男人。世界简直是颠倒了。那些通常在私下场合才会发生的事情却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并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德国已经陷入经济萧条的汪洋大海之中。
柏林也成了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政客们的避难所。在这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你争我斗,而法西斯分子则秘密集会,商讨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
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柏林期间,庆龄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日益壮大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联盟上面,她找到了他们可以共同奋斗的事业。1927年12月,她被选为该联盟的名誉主席,20个月之后又再次当选。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勇敢无畏的邓演达也在柏林。他俩一起拟订计划,准备在中国发展一种新的“第三势力”,以取代共产党以及蒋介石领导下的反动的国民党。
文森特·希恩在柏林找到了她,对她所处的贫困环境深感震惊。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那个外交官又以保密备忘录的形式把这一情况向华盛顿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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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位好友处得知,孙逸仙夫人来柏林已经有三周了。她的行踪如此隐秘,就连警察都不知道她来到了这里。
她在莫斯科待了半年,那里的生活让她对布尔什维主义完全丧失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