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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学，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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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年初，孙文北上，准备去天津向大学士李鸿章面陈己见。途中，他在上海稍事停留，遇到了一位名叫宋查理的三合会兄弟。
孙文当年参加的那个名为“三合会”的秘密会社，与宋查理家族在海南岛加入的社团同属华南三合会，属于潮州帮的一个分支。在上海公共租界，查理加入的也是这个组织。此外，他还是洪帮成员。
孙文和宋查理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摩尔捐建的那所监理会教堂。星期日的礼拜仪式结束之后，经人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终其一生，孙文都定期到教堂里募集新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属于教堂里的那个基督，而是属于身为革命者的耶稣基督。”
除了都是帮会成员之外，他俩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来自广东省，说同样的方言，都能讲英语，都在海外留过学，都是基督徒。他俩还都曾想学医，都怀有远大抱负，都很难融入孔孟礼教社会，因为他们都是一种融合体——受过西方教育的农民。他们都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查理对孙文的天津之行不抱太大的希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其所能促成此事。他向孙文保证，如果北上不能达成目的，他还可以回来投靠查理，依仗洪帮的势力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他的事业。查理还向他介绍了另外两个大人物，即洪帮重要首领：大买办郑观应和著名记者王韬。王韬给孙文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关系：大学士手下一个地位不高的官员。凭着这个关系，孙文继续他的上书之旅。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对清政府官员有些许冒犯，就会落得掉脑袋的下场。其他人所写的那些抨击时政的文章，大都是用匿名的方式在香港发表，或者私下偷偷流传。就连孙文的老师何启博士的那些大胆的建言，也只敢用笔名发表在香港的《中国邮报》上。而现在，孙文却准备去面见一位权倾朝野的人物，亲自向他陈述自己那些曾被有意忽略的政见。在当时的环境中，此举确需超人的勇气。
然而，此行的时机选择得相当不好。大学士此时需全力以赴应对各种紧急事务。针对朝鲜问题，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但自从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砰”的一声枪响打开了日本的门户之后，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结束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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