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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等德国银行业家族一样,在纽约,温秉忠为查理打开了金融界的大门,把他介绍给各位华人社区领袖和华人银行家。
返回上海后,查理向同盟会的财务部上交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得到过很多资料的确认,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施肇基1936年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很多人捐赠的,但种种迹象表明,最大的一部分应该是从他的老朋友兼恩人朱利安·卡尔那里得到的。
由于1905—1906年在美国的筹款活动取得成功,宋查理被任命为同盟会财务总管。以前他只是兼任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已经正式负责革命活动的经费保障了。此外,他还继续担任孙文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执行秘书,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供给孙文的个人花销,主要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孙文的革命活动都不能中断。
自1907年起,在清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之下,孙文不停地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的行踪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流亡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他总能受到女人们的热烈追捧,每到一处都有女士设酒宴招待他。他擅长燃起那些离开祖国多年的人们的激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获准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动。但是,由于到日本的中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多,到了1907年,日本政府渐渐感到不安,于是便给了孙文一笔钱,礼貌地请他离开日本。于是,他便去了印度支那,在河内和西贡的大型华人社区继续谋划革命。他得到了同情革命的法国殖民当局的支持。法国殖民当局通过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此外,它还与上海法租界的秘密会社保持着利益关系。在红河和湄公河的上游活动着多支中法混合军队,主要从事货物走私,并从当地山民部落手中收购生鸦片。
孙文觉得,可以利用这些贩卖鸦片的私人武装去骚扰清廷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区,说不定还能在广西或云南夺取一席之地。他在河内的支持者也慷慨地表示愿意把这些“军队”交给他来指挥,他接受了。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进攻,孙文借来的这支军队占领了一片地区,但缓过神来的清军很快便发起反击。孙文的部队抢了一辆火车逃回法国人的地盘。但清军依然穷追不舍,结果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虽然清政府明显是受害一方,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跟以前大多数这样的纠纷一样,以中国向法国赔款了事。作为回报,法国答应清政府,将逼迫孙文离开河内。孙文只好去了新加坡,随后又到了曼谷。在曼谷,他很快就把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