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独菲拉赫那位老师还神出鬼没地闪现过这个无名之辈的世界里，因为他一再重复着他当时第一眼看到我的印刷品时禁不住呼叫着说出的话。看神态，仿佛他要和一个音乐人合唱似的：“菲利普·柯巴尔”——他直呼了我的大名，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呼叫我，先呼大名后叫姓。的确，直到这个时候，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菲利普”，比如，刚刚在服兵役资格考试时还是这样。“别说了！”我这样暗暗地回答他：是的，我下定决心了，永远不再出现在报纸上了，永远不再让自己、家人和同村人蒙受耻辱了。那个沉醉于名望的梦想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永远都一事无成吗？恰恰当我和别人一起在汽车或者火车里时就这样扪心自问，即使我自己在兴奋地看着一本书，在听着一个新的发明，在欣赏着一首乐曲。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迟早都会没用了吗？我注定最多不过是当个会计，当个小职员，干一个无非只能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节上，有位算命先生就这样告诉我母亲，肯定是想以此来恭维这个乡村妇女和她那个干什么事都不会有用的儿子。而现在，在这家斯洛文尼亚旅店房间里数起钱来，这不就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吗？
沃凯因是一片开阔的山谷高地，四面群山环抱。它是从前一个冰川的地表，在西部边缘留下了浩瀚而平静的、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始终没有人烟的沃凯因湖。从它的北岸边，尤利安山脉陡峭耸立，主峰是依然被冰川覆盖的特里格拉夫峰，也叫做“三头峰”。三头峰的模型就坐落在山脚下的湖边上，是供前来度假的孩子们游乐的。南面的山峦是大海前的最后一道大屏障，往后向下通到伊松佐河（斯洛文尼亚的Soca河）。这条河接着继续流经其间的坡地再也看不到树木线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沃凯因盆地数百年来远离世界，惟有山间羊肠小道将它与伊松佐河谷地和弗留利平原相连，而我经过的东部通道，是随着铁路的建造才真正打开了。
奥地利可谓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别名，叫做“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它总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生长在广阔而平坦的雅恩费尔德平原上，离那些山峰还有一些距离（在这个村子里，几乎就没有人有滑雪板，而惟一的雪橇道就是从树林边通到下面的街道上，你几乎刚一滑起来，就又停住了）。然而，在沃凯因，我现在真的发现自己被阿尔卑斯山包围了，并且觉得处在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沟壑、深谷、阳面和阴面，少见天日，尽管是锅状盆地，却更多是高原，因此视野很开阔。要是我现在闭上眼睛的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远离世界的世外桃源。那荒无人烟和深蓝色的湖注定了它的命运，四周群山环抱，地面上连绵起伏的冰川堆石将它划分开来。对它来说，没有一个名称会像开头使用的“山谷高地”更贴切了。
再说，沃凯因是个忙忙碌碌的地方，无论如何从稍微隆起的火车站看去如此。当时我一下火车，首先看到和闻到的几乎只有木材。就在货运轨道后边，我看到堆成一摞摞的树干、方形的木梁、宽厚的木板和狭长的板条，听到房屋之间隆隆的电锯声。我在那儿停留的所有日子里，从早到晚，我没有碰到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如果谁看上去是这样的话，那也无非是一个在等待着的人，要么在一个常常都不加标记的停车站（一道木条围栏，一个桥头）等候汽车，要么在守着一棵要锯伐的松树倒下的地点，要么就期待晾晒干草的好天气，或者只是像旅馆灶台前那个老厨娘一样，在等着牛奶烧开了，菜肴煮熟了。偶尔有士兵独自无声无息地坐在路边，可走近一看，耳朵上却戴着无线电报话机。连孩子们都一个样，尽管他们看上去慢慢腾腾的，不时从灌木丛里撕去一片纸，可此刻就有点像正在学习追寻前人足迹的童子军。甚至到了星期天，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教堂里的忏悔室前。教堂坐落在一片草地中央，和主教堂一般大小。谁摆脱了自己的罪孽后一走出来，正好可以借机走近自己的心灵深处去嘲笑自己，接着便继续走到座位前屈膝跪下，立刻在那里做起忏悔祈祷。从这个山谷高地的居民中，散发出的不是世代居住者的安逸，而是新拓荒者不可遏制的特性，忙忙碌碌的存在，持续而必要的机智果断精神。因此，同样考虑到它的自然位置，白天我常常把沃凯因看成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在这其中，我几乎就看不到白痴或者醉鬼。这种人的存在准会扰乱这忙忙碌碌的氛围，因为他们无聊透顶地四处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不时地会分散了那些整日忙碌者的专注和勤奋。直到我突然发现，我扮演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双影人角色。在寻找去研究那两本书的地方时，我停滞了，掉头了，拐弯了，试探着这块和那块草地，看它们是否适合于坐下来，靠在一棵树上，立刻又从那儿的松脂上脱开身来，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走去。
我住的这家旅馆，译成德语叫“Schwarze Erde”（黑土地），取名于南部山脉的一个山峰。这是建于大战之前的一座大房子，我立刻在上面寻找着盲窗。除了我，只有偶尔来几个登山者入住。因此，我自个儿住了一间有四张床的房间，像是为一家人准备的。房间位于二层，就在入口上方。从窗户望出去，眼前是一排松树，像一片树林留下来的，从这个地方中间穿过。从另一面望去，是一条直接从房子旁边湍急流去的山涧，一片白茫茫的怒号淹没了载重汽车和电锯的轰鸣。穿透过来的声音最多不过是火车的汽笛或者一架军用飞机突然的呼啸。那些松树和流水不一样，你坐下时也可以看得到。于是，我把小木桌挪到相应的窗户前，并且试了试各种不同的椅子。由于我无法决定坐哪一把，于是我把它们都排放在桌旁，不时地变换着座位。
第一天，我只是从行李中拿出那两本书来，却没有打开它们。我让通往过道的门敞开着，因为听着溪流的咆哮，我觉得自己在这封闭的房间里就像远离了世界似的。这样一来，从楼下的餐厅和厨房里至少时而可以传来当啷声或者其他刺耳的响声。在正对着房门的过道墙上，挂着一个制成标本的深棕色雄松鸡，摆开一副发情期的架势——脖子伸得长长的，鸣叫时肿胀起来，眼睛紧闭——，真的也像是被射杀时的样子。旁边的钥匙盘上挂着各种形状的钥匙，放在一个玻璃窗里，有点像近乎完美无缺的蝴蝶收藏。我第一瞬间立刻就觉得，似曾看到过这一切，或者还要更多：仿佛我又回到这儿了，不是回到一个昔日的生存里，而是回到一个预感的生存里，让你觉得更真实，或者更明确，又不可思议。这一切是来自桌子、椅子和床架呢，还是来自窗前飞溅的雾气？前者让我想起身为木匠的父亲；后者又让我想起身为山涧工人的父亲。或者是来自哥哥那个写在信里的表达？他在信中用了“祖籍”这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沃凯因。因为我真的觉得，不单是房间和屋舍如此实实在在地重新找到了，也包括毕斯特里卡这个地方，这个“一目了然的地方”，这个“一清二楚的地方”，这个“山涧村庄”，连同这整个山谷高地：一个孩子惊奇地注视着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观察着她；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俯瞰着她。在这个时刻，所有这三个人融为一体，也没有了年龄区别。再说，毕斯特里卡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村庄，更像一个将会从许许多多空旷的空间间隔中拔地而起的城市的前站。那几座位于边缘的高楼大厦，连同超市，还有那个坐落在草地中央的大教堂看上去已经是预兆了。
当时，对这个有房无地的村民儿子来说，坐在旅馆餐桌旁，吆喝着服务员要菜，这是多么不像话啊。开始的日子里，他仅仅靠着从超市买来的蛋奶烤饼和饼干，首先是姐姐给他塞进海员背包里的面包和苹果糊口。苹果是去年最后剩下的，已经放得太久了，只要一拿到手里，里面的果核就吱吱地响。我吃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因为饿极了，而是因为那是我最喜欢吃的，多少年以后依然如故。“美味可口”这个词对苹果与用和兰芹调味的、几乎就不加盐的黑麦和小麦面包组合起来的甜酸味再也恰当不过了。窗台上，面包、苹果和折叠刀摆成了一行。面对带着深深裂纹的圆面包，我想像着月亮的背面。当然，它一天缩小的速度都比这个天体一个星期的都要快，很快也就没有那些旁边的月亮了。最后一片是如此的薄，拿到阳光下一照，它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个透明的雪花结晶网，然后也就融化了。
然而，真正的童话才要开始。我打开那两本书时，发现它们分别夹着一张纸币，像衬页一样。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了姐姐的叮咛，在旅途中，我每天一定要吃上一顿“热饭”，“这样至少别让肠胃觉得到外国了”。就像我当年常常做梦都梦见捡到钱一样，我现在看到四处有更多的钱在闪烁，并且事后感到遗憾的是，姐姐怎么就没有给面包里也夹上钱，或者给苹果里塞进钱呢。我把这几张纸币折起来塞进后面的裤兜里——家里从来没有人有过钱包——，发现这个样子重复了父亲的举动。每次打完牌后，他都要向这一圈人久久地投去胜利和复仇的目光，收回自己赢得的战利品。于是，我也可以把这笔当女儿的从父亲那里弄来的钱当作赌注，兑换掉，而且就在同一天晚上，在楼下餐厅里要了第一顿热饭，语气坚定，并且自以为没有口音。那服务员脸上表现出的关注，我此刻觉得她是在微笑。
两本书的第一本原来是一个硬皮笔记本，是我哥哥在马堡上农业学校时的工作笔记。然而，因为这个本子挺厚的，再加上两张硬皮，便散发出相应的气味。所以，我总是拿它当本书看。它和另外一本，也就是那本出自19世纪的斯洛文尼亚语-德语大词典、一包信、一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帽（儿子）以及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匕首和一个同一时期的防毒面罩（父亲）平时都放在木回廊上的箱子里。箱子就在父母房子的屋檐下。到我开始看书时，那儿也就只有这两本书，而且始终都放在这个半是露在外面的箱子里。我要阅读它们时，从不带进房间里，大多都坐在箱子上。看样子，仿佛同时也一起领略了各种天气，这理所当然地属于这样的阅读不可分割的部分：感受着从侧面吹来的风，眼看着光线在书上不断变换，有一次甚至被刮到房子挑檐下的雨水给淋湿了。哪儿放着这些书，那儿就是我读书的地方；因为父亲不愿意看到屋子里有书，尽管他星期天在窗台前仔细阅读报纸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习惯；只要他在那儿碰到我手里拿本书看，就愤怒地嘟嘟哝哝，因此，浑身直冒的冷汗，立刻就粉碎了这位吓得发愣的读者的文字图像。
这些年里，我多么艰难地寻找着去解读这些书的地方啊！我在三岔路口旁边的奶站后面坐过，在离得远远的田野里的圣像柱旁的长凳上待过，也去过德拉瓦特罗格峡谷里一段与世隔绝的河岸边。我的脚前，那片被堵起来的河水如此平静，上下一个样，天地为一体……有一次，我登上了林肯山。快到山顶时，在一片覆盖着蕨类植物的空旷地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松树，我看到面前这个地方，那肯定就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之地：这棵树周围有一片软乎乎的草地，人们习惯叫它“女人发”，一个由天然软垫搭建起来的床铺；它不是罪恶之地，而是一个似乎立刻会从那名为“恐惧与战栗”9的书中吹向我的精神宝座。然而，我在那里卡在第一页了，甚至连第一句话都弄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学校走廊里，看着旁边别的走读生正在做自己的作业，我眼前才豁然一亮，便立刻明白了那些句子和结果从句。伴随着这些语句，我同时看清了周围一个个细节，凳子的纹理，前座那个人的发型和走廊尽头的电灯。这时，我才听到了那棵松树里的涛声。可在之前，在那片旷地上，当你打开那本书时，涛声突然减弱了。那个地方，所有那些地方，尽管它们都那样可爱，那样诱人去读书，可是，每当我要坐到那儿时，它们却都一个个地消失了。于是，我就偷偷地走开了，就像被父亲那愤愤的嘟哝弄得不认识字了似的。直到今天，这个读者惟一固定的座位始终就是那个放在父亲房子回廊上的，如今早已被砍成劈柴的箱子。在寻找座位的过程中，我惟独感受到的是，难以隐退到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里，恰恰是因为带着一本书。
我也同样如此陪伴着哥哥那本工作笔记，经历了习以为常的辗转——在火车站那几乎始终空空如也的，掩映在栗子树中的候车室里，在公墓里一座上面刻着一架正在俯冲的飞机的墓碑前，在那座湖泊出口旁的石桥上，我都一一地尝试过——，最终又在这旅店房间里，一只眼角里隐隐约约地映现出那只雄松鸡，另一只里明明亮亮地映现出摆满碗盘和酒杯的灶台，眼前是一棵棵松树梢，目光再投向远处，就是一座邻居的房子，屋顶的一行行脊瓦从左向右排列着，类似于笔记本里的一行行字。
虽然我迄今一再把这本书读来读去，却不能真正读懂它，因为在农业学校里，授课语言是斯洛文尼亚语。我之所以观赏它，是因为那些图样，首先是因为字迹。它一目了然，十分工整；字母又细又长，微微向右倾斜，一页一页地翻阅时，让人会觉得像是在淅淅沥沥地、没完没了地、一成不变地下雨的样子。它既没有曲线，也没有弧线；既没有缩略，也没有疏忽，因此，它无疑永远也不会成为印刷字体。没有一个字母在词语中与其他字母分离，不存在联系，同时又区别于过去一百年里那美丽如画的文献，因为它的流畅与之所属的图样笔画融为一体了。在观赏时，我觉得好像它不仅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而是要和它的对象一起继续坚定不移地奔向一个目标，而行列中的每个字母都是这个对象的图像承载者。在沃凯因，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我后来在哥哥的字迹里看到了一种很适合于这个地区的字迹：一个拓荒者的字迹，一个正在崛起的拓荒者的字迹！在这个拓荒者身上，书写也成为崛起的一部分；它不是对一种行为纯粹的见证，而是继续着同样的行为。
他在一封信里说，一个精通书写的人就会断定，“我们大家的写写画画（这个家庭的）都是同源同根的”，而我在其中始终读出了执着和自豪的韵味。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孩童的字迹。即使在最早的作业本里，他书写得就像一个以此要介入某个事件的人，像一个有责任的人，像一个领头人，像一个发现者。
实际上，正如那个护路人和写画人所说的，这整个家族恰恰是由于其“出类拔萃的”手写体远近闻名了（这个柯巴尔家族不光是用手在书写着！他一边说，一边表情夸张地伸开自己的手臂）。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信而高贵的家族声誉，因为这个地区说到底也没有一家配得上“名家”这个称号。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书写——既不“像画的”，也不“像印的”，而是以不可混淆的“柯巴尔”神态——，提出了我们的要求。母亲是个非常忙碌的写信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被视为公家的人。无论我问起哪个邻居有关哥哥的情况，除了那几个轶闻趣事外，通常都要说起格里高尔和他的果园，“经营得那样精细，那样宏伟，那样富有创造性，就跟他的字迹一样”（护路人）。甚至连姐姐也从疯疯癫癫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了。当她以“乌尔苏拉·柯巴尔”这个名字提前领到了自己的养老金时，显示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在这些以其字迹出类拔萃的人中，惟一的例外就是这个家里最老的和最小的，那就是父亲和我。一个手太沉重，而另一个手则变幻无常。谁都看得出，父亲从来就没有当过一个真正的小学生；无论阅读还是书写，他看上去确实又慢又费力。在母亲给我写到寄宿学校的那些信里，他最多不过是加上惟一同时也代表他问候的字“父亲”。退休以后，他好久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便觉得，给他一个本子，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记下来，这倒是一个主意，因为他口头叙述这人生时——几乎让人吃惊，他沉默良久之后，常常开始拖着那声音深沉的“那么……”——，一再陷入结结巴巴的境地，并且说上一句就中止了：“这无法让人说得出来，只有写下来才是！”。然而，几个月以后，当我在本子里查看时却发现，尽管他整个冬天有的是时间，可上面连一句话也没写，只有数字，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我的衣服号码、门牌号、大家的生日，像楔形文字一样。（惟独那些线条，他可以用自己那根木工铅笔画得不费吹灰之力，他本来就可以十分麻利地把图样画在要加工的木材上。）
我自己始终在变换着字迹，常常在词中间写着写着就变大了，迫使那些字母从其后面的模样里解脱出来，又回到前面去，迫不及待地——从字迹图像可以看得出来——追着快点结束，也顾不上每个开头是多么认真仔细。首先，我并没有把我的手写体感受为自己的。就是到了今天，虽说它变得规范了，可我依然觉得它是不自然的，是一种模仿。和哥哥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字体，而我现在的字体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当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我就脱离开那继承来的匀称了，就不再是什么“写写画画”了，而退变成一种不成形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辨认的潦草之笔，一个忙忙乱乱和不知所云的图像，替代了那个强劲有力的家族风格。我心想着，靠着打字机，我才学会了真正的书写。坐在打字机前面，那个让我适应的字体无非就是虚幻的字体，没有什么工具，食指独个儿就当铅笔用了。恰恰是我眼前并没有看到我在写什么，动一动指头就足够了，从而使我感觉到有了一个自己的手写体和其中相应的笔锋。在虚幻地书写时，我也可以慢慢悠悠，可以停顿，也可以停止。不然的话，我用手握着那个让它感到陌生的工具局促不安，就它发出的响声也叫我心烦意乱。我非但不能直着身子坐在那儿，反而要伏在书写纸上，急急忙忙地一行接着一行写来写去，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身上散发着一种如此发馊又毫无结果的汗臭味，也难以抬起头来，哪怕眼睛扫视一下最近的周围也好。当我全身心专注自己的事情时，我在书写纸上才感受得到一种自然字体的要素。这样一来，仿佛字体图像就会与事物图像一同出现在我的心里。那么，我在哪儿能够在书写时专注一件事呢？比如说在昏暗中：这时，一笔一画，铅笔和手指打成一片，我获得了一只书写之手，某种美妙而沉重的东西，意味深长的东西。这不再是什么随笔写去，而是一种描绘。实际上，当我把那个如此产生的东西拿到光明处观看时，我的事情就以我的字迹形式展现在我面前。在这个字迹上，哥哥那美妙的创造者之手与父亲那断断续续的自学者之手似乎融为一体了。
哥哥的工作笔记首先叙述的是果树栽培。借助词典，我大概可以弄明白什么意思，它出自一个尚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然而却不是什么学习笔记，而首先是一位年轻学者独立的研究报告。到了第二部分，它就转为对事物的思考，一种论文，最后是常用规则和建议目录。总地来看，学习手册和教本在这里合二为一了。
工作笔记的主题是苹果树的栽培和优化，就像哥哥在故乡果园里自己动手试验的一样。他叙述了关于合适的土壤（“松软和肥沃”，“平整且稍微隆起”）、地形（“东西走向，但要防风”）以及最佳栽培时节（往往取决于昼夜平分时节，或者某些星象出现的时节，或者乡村的节日时节）。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把哥哥嫁接树枝和移栽小树苗的经验同时当作教育故事阅读了。他把那些小树苗从苗圃里“连带着土壤一起”移植到自己的果园里，并且把它们像在那里一样安置在同样的方向上，同时将间隔增大了好多倍：一棵树的枝条永远不应该触及另一棵的。树栽到坑里之前，他先把各个根系编织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蓝网状。那些就地从果核里长出来的树似乎表现为生命力是最顽强的，不过也是最不能结果的。树冠上面，最好是枝叶繁茂，这样一来，树冠下面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来。垂直地面的枝条要比端直朝上的结的果多。（然而，挂在高处的果实却不易腐烂。）要说嫁接吧，他只采用那些朝东生长的枝条。它们的形状像支铅笔，切面是斜的，好让雨水流去。切割不能直着切下去，而是顺势拉开（为了让皮面保持平滑）。为此，他一味选择已经结过一茬果实的幼枝，“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不是为了收成，而是为了乘凉辛勤劳作了”。况且他也绝对不会把幼枝嫁接到另外两条幼枝相连的岔口上，因为这样会和那两条幼枝争夺营养。他尤其就剪枝写道，枝剪得越早，你得到的“木材”就越多；枝剪得越晚，你得到的“果实”就越多；木材“向上冒”，而果实则“弯着身子”。
他在笔记本开头叙述道，在后来变成果园的那片地方，最初只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果树，完全荒芜得不成样子了（他的用词是“长荒了”，这样说的意思是，那些树枝长得乱七八糟，挤成一团），也不结果：在这棵树皮表面枝条交错最少的地方，他用一根铁冲子，直扎进木质里，从那些形成溃疡的伤口里，很快就迸发出一种弯曲的本能，睁开一个接一个预兆果实的眼睛。更确切地说，这种铁冲子就是一个钻子——他的“发明”，因为在扎洞眼时，产生的不是堵塞洞眼的木末，而更多是轻轻就可以吹出来的碎片（旁边有一张“柯巴尔钻子”的图样）。
然而，在阅读时，我向来觉得那感官的东西，那些仅仅提说的，迄今让我看来一片纷乱的东西，比那些附带着教育意图的比喻式故事更深邃，也比那伴随着的弦外之音更深邃。哥哥用来把嫁接幼枝捆绑到树枝上的韧皮、相关的木夹板——不是圆形的，而是“四棱形的！”——，还有调节下面根部土壤温湿度和阻挡潜水的小石子，它们都获得了表象，我会特别关注这一切的。可是话说回来，果园里的空间如今越来越通亮起来了。这期间，由于再也没有人精管它了，整个果园荒芜不堪，就像当年最初那棵树的样子。从那手写体里，一道四周筑得清楚分明的篱笆在注视着我。面对“我的事业”（哥哥这样称呼自己的成果之地）的多样性和多种性的奇观，这位读者在其中把脑袋转来转去，仿佛他就站在中心，站在那个创造者的位置上似的。“我们不会为将来乘凉而辛苦劳作了！”此刻，在窗前的桌旁，这就是这位读者奋斗的呼唤，汇入山涧的咆哮里。与此同时，一只眼角里是雄松鸡的黑色，另一只眼角里是盥洗盆的白色，它们如同两个相互交错的钟摆摇荡在他的视野里。
那些词语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力量，不也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德语词汇，我不是马上弄懂了它们，而通常是先将它们转换过来了吗？当然，并不是从外语转换成自己的语言了，而是从一种想像——虽然我几乎就不懂斯洛文尼亚语，可它真的让我觉得又是那样地熟悉——直接转换成了图像：转换成了果园，一根树撑子，一段铁丝网？对哥哥叙述的一些工作，比如剪去不结果的嫩枝，他采用的是“瞎忙活”这个字眼：通过这样的转换，盲读，不就成了洞察吗？茫然的举动不就成了有效的行为吗？我在想像着，甚至连父亲，似乎他这时只要一走进房间里，一站在门槛前，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愤怒，并且面对这双闪耀着机智果断光芒的转换者眼睛，顿时就会对儿子表示一致的赞同：“是的，这现在就是他的正事吧！”
在笔记的第二部分，哥哥离开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果园话题，详细地叙述着通常各种苹果的品种。然而在这里，他那一棵棵实实在在的果树依然浮现在我眼前。凡是他一味描述方法的地方，我就继续当成纯粹的叙事作品来阅读，它叙述的是一个地方及其主人公。然后，我也把这个主人公和那些针对每个果农的结束语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件仿佛与智慧血脉相通的事上既不会有师傅，也不会有徒弟，而对栽培最重要的就是“主人亲临现场”。
哥哥的果园与众不同的是，它远在村子外面，三面有耕田和牧场环绕，一面与一小片混合林地毗邻，而其他人家的果园都紧挨在房子后面。从公路上看去，一行行果树望不到边。在它们尽头，你只能想像那休耕的平川，连同坐落在边缘的林肯山村成为苹果和梨子的乐园。另一个区别是：哥哥的果树像种植园的一样低矮，除了果园入口那些仿佛要掩蔽果园本色的、和村里普遍一样的李子和果酒梨树群外，每棵树都结出味道不同的果子。真的，甚至有这样的果树，从一层树枝到另一层树枝结出的果子品种都不一样。甚至也有这样的树顶，在它结出的果子梨里，就有一根树枝上的果实是秘密的，只有自家人才知道，很迷惑人，而旁边树枝上结的是同样的果实，可是只要你咬上一口，不是——就像顺口溜说的——屁股眼儿抽紧了，而更多是让你的眼睛瞪得老大。
整个果园朝着那片小林地延伸去。只要你一身临其间，那它看上去就越来越像一片同时会带来无限好处的试验园地。它开始呈现为尖嘴形，仅有一棵杨树突现出来，面临果园显得好奇特。一走进去，果园变成了一条越来越宽的地带，而到了林地后面则变成了许多行。虽然没有篱笆，像村子里那些看上去连成一片无疆无界的果园一样，可杨树后面那片地是一块隐蔽的地带。因此，你只要穿过那空旷的田野，便突然身临其间，也没有任何房子当标志，眼前尽是挂满优质苹果的树枝，尤其是因为哥哥把果树栽培在低地里。从平坦的地方出人意料地下到果园里，而在它的尽头，也就是那片小林地边上，同样又延伸上去了。低地并不深，然而只有到了边上，才看得出是一片后来才形成的低地。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就是那些小果树的树冠，只有到了和你脚尖同样高度的地方，你才会发现它们。从远处看去，无论从村子里还是从公路上，惟有那棵奇特的杨树耸立在没有长树的田野上，有时候在下雷雨时充当了闪电的火炬。
这片低地是由远古时期一条溪流形成的——地理老师就是这样向我描述的。那是一股地下水，它没有停留在这片特殊的平地上，而是流过了它，直到德拉瓦河的特罗格峡谷。那是一条独一无二的、有规律的涌流，几乎就在“散步手杖一般深”的地表下面。在如今果园这块地方，那股水流喷涌出来了，变成了一条小溪，冲带着泥土流去，并且把泉眼这块地方舔成了碗状，像一个“终端火车站”，又从这里向下为自己冲出了一条狭长的沟道流入河里。后来这条小溪消失了——这个地区的沟道有个别名叫“暗溪”——，这片由泉水形成的碗状椭圆形土地干涸了，再也看不到水流了，沉降下去了，汇入那广阔的水平线上的地下暗流里了；或者作为“上天之水”，把从四壁上剥蚀的沃土变成了碗状的土地。哥哥在工作笔记中把雨水直呼为“上天之水”。（当然，在沟口开始的地方，这块碗状的土地有一个被灌木丛堵住的洞。）
在果树周围，长着果园草，比草地上的草稀疏，几乎就看不到什么花。那条穿过田间直通到低地边缘的沙石路，在杨树旁边岔开一条草路，然后到下坡时变窄了。小路上深深地压出了一道小推车的槽印，被制动的车轮磨得闪闪发光。在果树行之间，这道儿变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草路，一条“绿色通道”（在家里都这样称呼它），在这片微微隆起的碗状土地上，笔直地通到果园最后面一棵树前。它不光比自己周围的地要亮得多，简直就是太显眼了。
在这片低地里，果园可以说不受风的侵袭。惟独从南面刮来的温暖的下降风会掠过地面。一根根树干都长得笔直，树枝均匀地弯向四面八方，尤其是冬天的图景，格外清晰。此外，这片地方也免受了无论是来自村里还是公路上任何噪音的影响，除了教堂钟声和火车汽笛声之外，它让人几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动静，首先是嗡嗡声，更多不是来自飞蝇，而是果树花上面的蜜蜂，或者落果上的马蜂。这个地方也弥漫出自己特殊的味道，某种厚重的味道，果酒似的味道，更多是从草丛里发酵的落果散发出来的，而不是从树上。这儿的苹果只有采摘下来后放到果窖里，才会开始真正释放出香味来——在此之前，你只有把它捧到鼻子跟前才闻得到。（可是过后多香啊！）到了春天，果花白茫茫一片，美妙无比；果树从一棵到另一棵，颜色变幻各异，其中那些发白的早熟苹果最快又消失了，成为过路人无可厚非的口福了。
童年的一部分，就是期待着各种各样的水果品种成熟。尤其下过暴雨后，我就会被吸引到野外的果园里，而且也总会在树下的草丛里拾到美味可口的苹果（或者在专为果子酒嫁接的树枝下相应的梨）。在我和姐姐之间，常常甚至出现争前恐后的事，而姐姐早就不再是小孩了：谁都预先知道，这次在哪棵树下会落什么东西，谁都想第一个赶到那儿——这样争来争去，争的倒不是谁占有和吃掉，而是谁找到了，拿在手里炫耀。秋天采摘果子，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得心应手的体力活之一（或者瞎抓来抓去）。果树如此低矮，采摘时几乎就用不上乡村果园里那司空见惯的梯子。采摘首先凭借一根长杆进行，长杆顶上固定着一个带有锯齿形硬边的袋子。此时此刻，我甚至感觉得到两个手臂猛地一动，一个苹果便随之从枝条上脱落下来，顺着袋子滚到苹果堆里。
童年的一部分，也包括那一箱箱装得满满的苹果。这一箱呈现出柠檬黄，那一箱又是与众不同的紫红，仔细看上去，它们的血管从外面的皮层透过果肉，直穿进果核里。惟有果酒梨允许从树上摇下来。你抱着树狠狠地一摇，整个果园里都回响着巨大的啪啦声。然后靠在树干上的不是堆成一摞摞的箱子，而是一圈鼓鼓的袋子。
后来就是那未能如愿以偿的青春时期，寄宿学校的岁月。在这些年里，我也错过了收获果实的季节。再也看不到那一摞摞苹果箱了，最多不过是去学校时给行李包里塞上几个苹果，一年里还有那么几次，一包比一包更蔫了。
接着就是母亲得病了，父亲的关节僵硬了，我几乎把所有的体力活都荒疏了（真的，这个词恰如其分）。而那些体力活与在露台上阅读没有什么两样，共同构建起了童年之梦，不管是劈柴和盖屋顶，还是赶牲畜放牧和堆摞禾把（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从来都不会成为一个苦差事或者劳累，即便是，也不会超过几个钟头）。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果园没有人照看，彻底荒芜了。惟有姐姐还有那么一段时间，提着自己的小篮子，前往那里，从那些用手可以够得着的树枝上给自己采摘果子吃。到了后来，她也不再去了。留下的只有哥哥那果品之乡的梦想：在冰天雪地里，那些淡黄色的早熟苹果挂在果园的树顶上。而与此同时，这一家人则坐在一条长凳上晒太阳。然而，在我回到家乡后的那些年里，我又不时地去探究这果园。在它附近，始终还看不到一座房子。昔日那条通往果园的沙石路和低地下面那条绿色通道一样，变成了一条草路。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菌类植物。
我最后一次到那儿时，雨水也把沟道洞口前剩下的几块水堤冲走了。水堤是哥哥当年用荆条、石头和土建造的。那是冬日的一天，这片地方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青苔里。一棵棵果树完全被青苔缠绕了，直到树枝顶尖，彻底没有面目了，一部分树皮也被剥蚀去了。那些树好像被青苔简直压得喘不上气来。事实上，断裂的树枝卧在下面的草丛里，像鹿角一样。草不是草，而是青苔。有几根佯装的草茎也像嫩芽一样苍白和沉重，它们交织在黑莓的卷须里，从林子和沟渠里挣扎着露出脸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棵从果园里冒出来的白腊树，实实在在地抢夺了一棵苹果树的生存空间：它的种子无疑是在那棵苹果树的脚前扎下根了。朝气蓬勃的白腊树在成长中把老苹果树半边都围起来了，犹如用自己的树身包住了它似的，如今透过那生机勃勃的树身长缝，显露出一棵被剥去皮的死树。那些嫁接的枝条过去从光滑而闪烁的树皮上一眼就看得出来，如今却埋没在四处可见、纵横交织的鳞皮中，早就再也分辨不出来了。惟有一个地方还留下了一个四棱木条，表明了当年的迹象。木条压在这棵树上，同一根嫁接的树枝相依为命：在时光流逝中，发生了奇怪的倒转，因为那根树枝起初是二者之中比较细的，后来就变粗了，并且把那个当年用生了锈的铁丝缠绕起来的木条当作毫无用处的附属物托在自己背上。
除了那条绿色通道，在这片整个笼罩在灰暗之中的低地里，独一无二的颜色，就是在开裂成形形色色的树冠上，一个个槲寄生团显现出如此异样和刺目的绿色。树枝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都是前几年结的。而落在苔藓里的果子，我一踩上去，如同灰球菌一样破裂了。
惟有一棵叶子已经落光了的树上挂满了今年的苹果，也没有人去采摘。然而，这黄色的苹果也一再被那灰色和黑色的椋鸟和乌鸦遮蔽。它们分别抢占着一个个圆球啄个不停，吧嗒的响声弥漫果园。好在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鸡叫声、犬吠声和摩托车的嗒嗒声。那沟道洞口早被野葡萄藤蔓遮得严严实实，我仿佛听到从深深的地下，传上来了河水流动的轰鸣声，透过沟槽显得格外强烈。
我心想着，逃离这个远离尘世的低地吧，可又决定留下来了。那个坐落在后面通往林地出口的木板棚屋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当年是用来避雨遮阳的。散落在那条绿色通道边上的残木断板同那些废弃的支撑杆一起形成了一个介于柴垛和晒草架之间的东西，对前者自然太稀疏了，而对后者又太不规则了。我站在这前面等待着，可等待的并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
天开始下雪了，始终只是些零零星星的雪花，突然间从云层里飞出来，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消失了。我不禁回想起了父亲那个习惯，每当要作所谓的决定——无论是一项开支还是写遗嘱——前，就在那条绿色通道上踱来踱去，而我此刻在重复着这一切。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的一个家庭格言：“我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果园看守人！”他常常面对挂着那位失踪者照片的暗室这样说。
到了路的尽头，我转过身子，抬起头来，看见在那一堆木板和支撑杆中竖立起了一个耸立云端的哀诉架，我想像中就跪在它前面。走近一看，这架子图像突然变成了一尊雕像，而且那一排排果树也接着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在我眼前。我实实在在地心想着，这就是“那些显贵的祖先的纪念碑”。
我待得越久，不管是上上下下、转来转去、走走站站还是这边看看，那边望望，作为正处在自然衰亡之中的果园，这个地方越来越清楚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杰作，一个使人的手得以流传和赞美的形式，具有由别的手可以转化成别的形式的裨益，比如说以文字形式可以转化到被孤寂的山间小径分成梯级的低地侧面那儿——雪天里，逐渐突显出一行行越来越白的道儿。这样一来，在由苔藓和槲寄生团形成的包围圈背后，那一根根果树枝上，它们的“眼睛”重新活跃起来；火石的光芒闪过树根旁那腐烂的光亮；从果园中心的框架上吹来一阵阵南风，后来也一再会吹拂在那密闭的房间里。
这时，我在思考着两件事：面对这些像鸭舌帽似的附着在枯树干上的腐木菌，我想起了哥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了名叫“格巴”的这样一个女孩。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黄昏，他和那个姑娘一起去观赏复活节焰火（这对他来说是“最神圣和最高兴的事”，之后，“节日也就告结束了，甚至连那些香肠都不会让我如此高兴的”）——而面对那些支撑杆，那根顶端叉开的榛条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对动物常常残忍的父亲，当年就把一条割草时被他一刀两断的蛇叉在上面：它不仅在当时一整天里，而且在这些年间就缠绕在那个叉子上。叉子固定在打入地里的木桩上。比起所有那些阳光果实来，它更加持久地成为这个地方的标志。它如今已经悄然地消失了。在果园最荒凉的角落里，我对着自己的祖先，同样在寻找着一个孩童的那双眼睛，离开了亡灵的声声哀诉，摆脱了那个“分离的永久王国”（哥哥如是说），我直言不讳地进一步说：“真的，我将会给你们叙述的！”当然不是以胜利的声音，而更多是以失败的声音。
从哥哥在农业学校的三年里，同样留下了许多班级照片。在第一张照片上，小伙子们个个都敞开着衣领，挽起了袖子，并且穿着齐膝的深色围裙。他们站在一条宽阔而阳光灿烂的林荫道上，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两边都是果树，鲜花盛开，连一片树叶都看不到。背景是一片枝蔓还很小的坡地葡萄园，一行行垂直的葡萄架通到坡顶上的小教堂前。繁花似锦的果树白茫茫一片，与春天的云彩相映生辉。阴影是短暂的，正值午间休息，哥哥甚至连梳一梳头的时间都没有了，一束头发挂在他的额头。一照完相，人人都立刻又开始干活了。这一班人紧紧地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把手臂搭在旁边人的肩上，不过哪儿也看不到有人对这种姿态作出回应。有一个，也就是那个最年轻的，将自己的身子撑在旁边两个人身上。由于阳光强烈，看不到一个同学的眼睛。哥哥站在最后，要比其他人略高一些，也许只是由于头发又密又厚，看上去才那样儿。惟独那张脸被前边的脑袋挡住了，看样子，仿佛他是到了最后一刻才站进去的。在后面的林荫道上，有一个衣着宽松的女人远离去。
在另一张照片上，很少认得出环境来，而更多是这个班的形象。地点是一排松树前的道上，不是树林，而同样是一个林荫道的部分，前面是一根电线杆，后面是一排瓦屋顶。他们个个都身着西服，有些甚至打着领带，领结像一个嗉囊大小，有的表链从马甲扣上吊到下面的衣兜里。前面有一个盘腿端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小酒桶，手里拿着一只倒成水平位置的酒瓶。这张照片有点秋天的景象，也是因为路边的花已经凋谢。可首先看到是，有个小伙子在别人塞手绢和插钢笔的位置上捧着一根鸟尾一般长的谷穗。哥哥坐在第一排，属于敞开着衣衫族。他的西装翻领奇大，没有塞手绢的兜，也没有纽孔。他双手交错搁在膝上，从一边朝着照片以外望去。他挺得直直地坐着，同时看上去又无拘无束：他不摆什么架势，总是这个样儿。和去年不一样了，他们都不再是青年了，而是生龙活虎的男人了。那嘴唇不是首先为摄影师闭着的。有一个已经将双手叉在腰间了。
最后一张上，他们站在学校大楼正前方，人数变少了，只看得到学校的院墙和窗户的断面。在他们前面，老师们坐在圆椅上，除了那个面色苍白的神父，他们更多都有点像富裕的农民、年长些的亲戚或者坚信礼教父。每个毕业生都系着领带，再也没有一个人把手臂搭在别人的肩上了。他们是成人了，哥哥也一样，二十岁了，他把两手交在背后。这样，作为年轻有学问的农民，他将会回到一个不是讲他的语言，而是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里。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他家乡所在的北方。1938级所有那些斯洛文尼亚农民都在望着前方，连下巴也不用抬一下，仿佛他们虽然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不过作为替代，是别的什么东西。经过了这么些年，我哥哥的脑袋变得沉重了，那只健康眼睛变小了，眼角犹如刻上去的。惟独那只瞎眼鼓得又圆又白，仿佛它向来都看见的更多。
我们这个家很奇怪，听到的几乎只是父亲的童年故事。说来说去（尽管没有人亲身经历过，一切无非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要么是那个如今已经变得老态龙钟的孩子当年夜游时如何出洋相——一天夜里，当其他人还坐在桌旁聊天时，他从床上爬起来，夹着被子走到桌前，把它放在那里，然后又回到床上，开始大声嚷嚷着好冷啊；要么他常常接连几天没有记性，四处跑来跑去，最后终于找回家了，然而却不敢进屋，而是黎明时在屋外打扫起院落，这既是周日之前的习惯，又成了他回来的信号；或者他还幼小时动不动就发起怒来。有一次，他被一个人激怒了，从房间里跑出来，抱起他几乎都拖不过门槛的半根树干，直冲那个人而去。当然，接着他把树干砸向人家两脚的架势，就更加让人可怕了！更奇怪的是，父亲喜欢让人给自己叙述关于自己童年时期的这样一些传说（往往是他的女儿扮演叙述者）：这时，他不是露出会心的一笑，就是眼泪汪汪的，或者又紧握起拳头来，仿佛当年的愤怒还一如既往地持续着。最后，他就像那个赢家一样，目光扫过这一圈人。
与之相反，关于哥哥的童年，我的脑海里仅仅留下了一个轶事的记忆：据说有一次，他和姐姐肩并肩跑过林肯山村长长的街道，从头到尾，没完没了地给她讲着屁话，一刻也不停息。再说吧，也就只有那桩伤心的事：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到了十七岁，他才作为行动者出场了，动身进了边境彼岸的农业学校。然后在第一个假期里，他就像个发现者一样，迎向这个家了。他不单单发现了种植庄稼和牧草的新方法，而且首先发现了一件事：斯洛文尼亚语。这种语言被德语潜移默化了，到那时为止，不过是他的方言而已——这整个地区的方言。然而，它现在成了他不仅仅在自己的工作笔记里，而且也在书信和便条上习作的书面语言。为此，除了小折刀和扎绳，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夹着纸条和铅笔的小词典，即便是后来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这本词典也依旧与他形影不离。而且其他家庭成员要与他同心同德，不管在城里，还是面对当局，或者在火车上终归都要遵守自己的出身。父亲当然不愿意，母亲也不可能，姐姐当时一声不吭，因为失恋痛苦而心不在焉，而我自己还没有出世呢。尽管恰恰是亲生母亲对斯洛文尼亚语几乎一窍不通，然而，就在最初从马堡写来的那些信里，这种语言对他来说则意味着“母语”，而且他给这个词前也加上了“我们的”（“我们的母语”），并补充说道：“我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不能规定我们是德意志人。”几乎已经成人的他离家出走了，况且是自觉自愿，和我不一样。他在外国找到的根本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信），他的语言。经过了十七年的沉默和屁话以后，他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发言人登场了。真的，就像他在一些零散的便条上写的，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文字游戏者（有一张相片与之太相配了：他站在村子中间，礼帽歪戴在脑袋上，一条腿支撑着身子，另一条伸得好远）。就这样，他也是这个家第一个不思乡念家的人，无论如何，在南方上学期间如此，紧挨着“大城市马堡”的学校成了他的另一个家。而且也正是他，从一次游历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中带着那个后来被处死的造反农民格里高尔·柯巴尔的故事回来了：“柯巴尔”，一个刻写在柯巴里德公墓里最常见的名字，立刻就被他在当地教父院落中那些古老的洗礼书里查找到了，追根溯源，直到17世纪末，上面记载着那个人的身世。他后来确定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