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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1 / 2)

我到此叙述了父亲的房子,叙述了林肯山村,也叙述了雅恩费尔德平原。二十五年前,在耶森尼克火车站,这一切无疑全都历历在目。然而,我却似乎没有可能把它叙述给任何人听。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感觉到了没有声音的起唱,没有调门的节奏,有短音长音,抑扬顿挫,却没有相应的音节,有一个铿锵有力,跌宕起伏的乐段,却没有与之匹配的字符,有舒缓的、广阔拓展的、感天动地的、持续不断的格律节奏,却没有属于它的诗行,有一个共同的高唱,却找不到开头,为之一震却一片空白,一部纷乱无序的史诗,没有名称,没有心灵最深处的声音,没有一个文字关联。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所经历的一切,还不是什么回忆。而回忆并不意味着: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再现了;而是:凡是曾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为它又再现了。当我回忆时,我就感受到:事情就是这样,千真万确!于是,我才明白了这事,可以有了名分,有了声音,也可以作出判断了。所以,对我来说,回忆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地回首往事,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行为,而这样的回忆行为赋予所经历的东西地位,体现在使之生存下去的结果中,体现在叙述里,它可以一再传递到尚未完结的叙述里,传递到更伟大的生活中,传递到虚构中。

奇怪的是,当时,只要我一从那个隔间里朝着柜台望去,那个女服务员就回头望过来,仿佛只有她从我的观望、坐相、挪动和时而用手指敲击着桌子的举止里猜出了那整个我今天才为之找到了语言的故事,仿佛我也不用再告诉她任何东西!我旋转着一只空酒瓶,一转就是几个钟头,一声不吭地构思着我的叙述,而柜台前那个女人自己也随着同样的节奏,一起旋转着一个烟灰缸。这样的共同旋转完全不同于我那个敌手的模仿,令我兴奋。所以,我也没有觉得那是催着我走开,因为旁边隔间里还有一群男人在玩色子。只要他们还在玩,我就可以待下去。我在享受着,我一点也听不懂那些看不见的人所讲的语言。我这个外国人时不时地可以把掉在地上的色子捡起来递给他们,那些人保准也不是耶森尼克当地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不然的话,他们不都早就会回到各自的家了吗?)。我想像着,一个来自邻邦的人给一帮真正的外来者,一帮从世界的另一端稀里糊涂来到这儿的人指出了道路。我首先在享受着,我在这个女服务员身上还看到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安然无恙的母亲。当然,我肯定已经疲倦了。然而,看看这光景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不会有倦意了。当那些玩色子的人离去后,这个母亲的扮演者才从柜台后走出来。这时,她不过是个打破吸引力的女服务员。她的举动现在就是冲着我来的,要求我离去:“快到午夜了。”

一到外面的大街上,疲倦才袭击了我。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过往之地。没有停顿,我就穿过它了,仿佛这里一无所有似的。几步过后,那个最近几个钟头的环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地方了,现在停滞的就是呼吸。

我不能再回车站去,那么去别的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停住脚步。这不再是悠然自得地站着,不像刚到达时,而是一种盲目的闲站,而且它也与初来乍到另一个国家毫无相干:在这一生中,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茫然地站着!再去哪儿呢?哪儿有过往之地呢?地方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找得到。我漫不经心地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八方,也说不上目的何在。一生中,我有多少次如此四处茫然寻找,连在自家的屋子里,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例外,眼睛瞅着衣柜,手却抓向工具箱。

这时,公交车都停了,惟一还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南斯拉夫军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全部驶向边境方向。车篷敞开着。在如此形成的洞穴中间,有两张长凳,我看见上面背靠背坐着两排士兵。在前面平台边上,有两个士兵背对着背,分别把一只手臂搭在保证洞穴出口安全的横条带上。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和前面的一模一样。横条带并不宽,中间下垂着。尽管如此,那些士兵的胳膊都如此稳稳当当,如此一动不动地搭在上面,仿佛他们都被紧紧地系在上面,不是用带子或绳子,而是被自己的疲倦系上去的。我跟随着车队,向城外走去,朝着北方,也就是我刚才过来的方向。军事巡逻队的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旁驶过,但是没有停下来:想起胡姆查赫那一群孩子,我就随便地挥一挥手打招呼,来回应人家的打量,甚至还得到了回敬。一个军队逃兵看上去则完全两样。又是那样的敞篷卡车,背后是隆起的洞穴,两个一动不动的脑袋,被横条带紧紧地固定着胳膊,垂着手臂。这车流或许就没有个尽头。然后,最后一辆却出现了,几乎让人感到失望。车厢后面同样是敞开的,却空空如也,没有载人。这个洞穴呈半圆形,此刻让人想起一个隧洞,一个确定的隧洞。在穿越卡拉万肯山时,我眼看着它以同样的方式离我而去,正好就像这黑洞洞的半圆一样。几个钟头前——经过耶森尼克的夜晚,已经成了属于一个毫无疑义的往事的瞬间——,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火车一出隧洞出口,我又一次回过头去。再也没有了军车。街道空荡荡的。然而,现在似乎更加强烈地让人感到,穿过这整个谷地,就像横贯一条疲倦的道路,一片浓密的烟雾,比南边那些钢铁厂的烟雾要更令人窒息,把最后一片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它像那神奇的空军一样,也立刻从空中袭击了我,因为它给我的两鬓和额头上箍起了螺丝和绑带,推着我走过城边的房子,来到无人居住的地带。

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也许叙述得简短,可是在记忆中,它却变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夜。不只是因为我一心省着花钱: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在旅店里过夜压根儿就是办不到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味想着要睡觉。因此,在我看来,去隧洞里的想法并非不合情理,而且毅然响应了。那儿刚才还是出口,现在却要成为我的入口;火车拉着我远离的地方,现在我却在靠近它。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盼着走进一个洞龛里!

我不假思索地找到了铁路旁边那条道,同样也找到了护栏上那个洞,仿佛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我很快就到了隧洞里,就像进了房子一样,而且如同预先设想的,还没走几步,就有一个凿入崖壁的洞龛,洞前有一道水泥护墙,使它免受铁轨的影响。“我的安身之窝!”我心想着。我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泥地,看去有点像溪流边上云母闪闪发光的样儿。我带着这把手电筒,为了继续在南方,在一个喀斯特溶洞里(这样无论如何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游戏)去寻找我哥哥的踪影。水泥墙上,除了一根沾在上面的微细的头发外,什么也没有,一根睫毛,看看它,我不禁想起费拉赫,也就是奥地利出口一边那位历史老师:他今天下午还给我讲过,这条邻近的隧洞是一条公路隧洞,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修建的,其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也有遇害的。他甚至还——莫非开玩笑?——给我出主意,一旦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住处,就在这儿过夜:一个“还纯洁无瑕的人”的睡梦会“让这个罪恶的地方得到洗礼”,“驱赶走那些邪恶的魔鬼”,“吹散那可怕的恐怖”,老师这样说。他正在创作那个相应的童话。对他来说,每个建造于皇家时代的隧洞,连耶森尼克那家无辜的矿井也不例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是“不体面的”。

不过,在黑暗里,我先吃了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苹果的气味驱赶走了开始闻到的霉味,让人觉得仿佛刮来了一股完全不同的、更为新鲜的空气。然后,我躺下蜷缩成一团,却无法入睡。就是睡着了,那也是一个劲没完没了地做噩梦,不是刹那间,就是无休止。父亲的房子空空如也,变成废墟。德拉瓦河从深深的特罗格峡谷泛滥,淹没了整个平原。太阳映照在多布拉瓦松树林上,可是战争来临了。还有我丢了一只鞋;我的分头突然留在左边,而不是右边;我们家里所有花盆里的泥土都龟裂了,花草全都干死了。这一个个梦吓得我直冒汗,立刻使我惊醒过来。有一次,不是噩梦让我惊跳起来,而是夜间火车。它以巨大的呼啸声,几乎就在护墙那边一步之遥的地方,从我身旁风驰电掣而过。这只可能是远途客车,去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或者雅典,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他们在前往希腊的途中,肯定已经在相当遥远的南方,不是一起睡在自己的帐篷里,就是钻在睡袋里躺在露天下。我想像着,他们不仅为在异国之城的夜间漫步,为这温暖的夜晚而精神振奋,而且也为同行的人,不是当年邻座的男生,就是当年邻座的女生如此别开生面的参与而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谈论着,海阔天空。谁要是已经睡着了,那他就会静静地安睡在这一圈人里,没有噩梦。大家都咒骂着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并不是命运让我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昏暗的、承载着厄运的隧洞折磨着我,而更多是一种负罪感。我也感觉自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自己家人,而是因为我独自一人。在这个晚上,我又一次感受着,虽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可是故意独来独往,这就是一种恶行。这我早就明白了,而且今后也一定还会感受到。一种恶行,针对什么呢?针对的就是我自己。甚至现在同那些敌手交往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难道不就是那个女朋友向这个菲利普·柯巴尔多次承诺说,要陪伴他走遍他那个传说的故乡吗?她和我不同,熟悉另外那种语言。难道在这个时刻,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相互迎着对方呼吸的身体更好的事情吗?一整夜如此躺在她身旁,清早醒来时手搭在她身上!

当然,真正的噩梦即将来临。在梦里,那随着离开车站饭店而中断的叙述在我的心里又活跃起来了。然而,与清醒时截然不同,粗暴,变化无常,毫无关联。它不再是从我的心里跃然而出,连同一个“和”,一个“然后”,一个“好像”,而是盯住我,追赶我,强迫我,就蹲在我的胸口上,扼住我的咽喉,直到我无论如何要说出纯粹由子音组成的词语来。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句子能够有始有终,所有的句子在中间被卡断了,被摒弃了,被肢解了,被弄巧成拙了,被宣布无用了。与此同时,叙述还不得停止,我歇口气都不行,必须一再重新开始,开一个新头,找到一个新开端。我好像终生注定就是这种节奏,如此啰唆,又毫无意义,也没有取得意义,就连当天已经找到的意义也在回首时毁灭了,丧失了。我心里那个叙述者,刚才还发觉是隐秘的王者,被拖入梦幻的光明里,在那儿充当了结结巴巴的劳役,苦苦挣扎,也没有迸出一个有用的句子来,在这膨胀为庞然大物惟独以死亡结束的包围中,却以清醒的感官又被感知为温存本身。这个叙述的灵魂——它会变得多么令人不快啊!

然后,经过了十分长久的冲击之后,我突然成功地说出了两个清清楚楚的、自然相辅相成的句子。而且在这同一时刻,我身上也没有压力了,我又有了一个面对面的人。在梦乡里,这个面对面的人以一个小孩的形象站在那儿。这孩子虽然在纠正着那些由我叙述的东西,却同样也赞成这个叙述者。紧接着,有一棵树,一根根枝条上结的不是果实,而全都是石头,它让人把自己看成神树,可这孩子似乎并不知道“Unheil”(不祥)的意义。突然间,在湍急的洪水里,许多镇定自若的游泳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嬉闹。这个在梦乡里的人的面颊感觉身下的地面就是一本书。

就这样,在我这个最漫长的夜晚,也出现了一个半睡半醒的消遣时刻。这时,我可以伸展四肢,双手交错在脖颈上,仰面躺在那儿,耳边响着从隧洞顶上滴水的声音,这好让人惬意啊。况且我和平日完全不一样,不用侧身躺在心脏一边,在自个儿身上寻找感觉。我先是爬进隧洞里,眼下在这儿有了自己的位子,哥哥的那件大衣像一床温暖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周围被一片漆黑笼罩着,可比起当年他在地窖里的情形,准是明亮多了。不远的出口灰蒙蒙一片,不停地飞来萤火虫,靠着落在手心上的一只,我照了照自己周围,令人吃惊地亮了一大圈。我始终把梦乡那些花絮想像成这样的安身之地。这期间,精疲力竭的奥德赛静静地卧在那史诗中。

一个钟头以后,不用说,这样的梦也突然背叛我了。于是,那不可改变的孤独降临了。半睡半醒可以说是我进入无人世界的最后伴侣,是我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表现为幻象的保镖。如果说在那曲解语言的叙述的梦里,当鬼魂兴风作浪时,你还保留着那样的清醒的话,那么它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咄咄逼人的惩罚。而这样的惩罚并不在于指责一个也许偏僻的地方,而在于一种普遍的沉默:如此置身于人的社会之外,连一个个事物也不再有语言了,变成了对手,变成了判决执行者。说真的:那毁灭性的东西,并不是那根铁棒从隧洞壁里伸出来,又向内扭曲,不禁让人想起酷刑或者处决来——而对于活生生的躯体来说,具有毁灭性的则是,没有了交流,而且我自己现在觉得再也没有交流的可能了。面对它,就像它面对我一样,我只有沉默了。虽然我看到这铁棒扭曲成了字母S,数字8和一个乐谱的形状,可是这些都一闪而过;那个“字母S、数字8和乐谱”的童话失去了其象征力。

如此说来,我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绝非是出于对其历史,或者对那儿的沉寂,对那污浊的空气,对洞顶坍塌的危险,对一个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我甚至恨不得心存感激地让这样一个人抓住我的领口,用尽这地球上所有的语言来咒骂我——的恐惧,而是因为对在那儿涌上心头的、犹如与世隔绝的失语的恐惧。这恐惧直往上冒,无可比拟。失语超越了躯体的死亡,意味着灵魂的毁灭。如今在事后,当我力图去叙述它时,又更加强烈,更具暴力,更为危险地重现了:要是我当初会跨出几步跑到外面去的话,那么我今天肯定就会干坐在这隧洞里,那儿也不会再显示给我什么藏身之地,什么洞龛,什么护墙来。我惟一通往人性的路,就是让这个沉默的星球上的事物长上一对宽恕我的语言的眼睛。我是这个星球的囚犯,想当叙述者——自己就负有罪责!因此,我现在看见那一堆趴在隧洞前草丛上的萤火虫膨胀成一条喷吐火焰的巨龙,警戒通往阴间世界的大门——我不知道,它是在那儿守护着什么宝藏呢,还是为了保护我?

可是,这个阳世,或者干脆说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我后来在返回途中才感受到了。虽然清晨还远没有到来,而且没有月光,可这峡谷却展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那条从属的河流,也就是萨瓦多林卡河(或者像父亲可能会用德语说的“沃尔岑纳萨瓦河”),像一条黯淡的光带,流动在两岸稀疏的灌木丛之间。在向下通到水边的山坡草地上,一棵树旁边站着一匹马。虽然这时还不会有什么蚊虫,可马尾巴扫来扫去。马儿吃草的声音是这个地区主要的响声,伴随着那条河潺潺流动的水声和远处火车站上车辆对接的轱辘声。在轨道和谷底之间,与草地相连的是一排排小花园,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耶森尼克的空中花园”。它们构成了一幅由菜畦和果树组合的图案,四周都护着低矮的篱笆,中间分别都有一个小木屋,屋前摆放着一条长凳。这个图案,一部分呈斜坡状,一部分呈梯形,向下延伸到河边。看样子,仿佛那条河浇灌着这些花园。这时已经可见的颜色是黄白色:树上挂着早熟苹果,菜畦里长着各种豆角。我走在铁道旁边的羊肠小道上。小道软乎乎的,积起深深的尘土——尘土那样厚实,那样松软,连我走过的脚印都根本留不住。露水也湿不透它,而是一起滚成小球形,浮在表面上。如果说随着迈出隧洞的第一步,沉重的石头从肩上卸去了,牙缝里的金属感都消失了的话,那么我的眼睛现在就得到了洗礼,不是被那流水,而更多是被它那如此奇特的景象。之前,这峡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经被我尽收眼底了,可是现在,我觉得它们才以自己真真正正的面目,像一排事后相互连在一起的活字,展现为关联,文字,而那匹吃草的马就是打头的字母。这个呈现在我眼前的地区,这条水平线,连同它那拔地而起的物体,不管是卧着,站着,还是靠着,这片可以描述的土地,我现在就把它理解成“这个世界”。这个地区,我没有拿它当作萨瓦河峡谷或者南斯拉夫,我可以称其为“我的祖国”!而这样显现的世界同样也是对一个上帝独一无二的想像。多年以后,我的想像如愿以偿了。

这样,继续行走在清晨到来之前的时刻,变成了一种辨认,一种进一步的解读,一种发现,一种静静的记录(可不是吗?我在童年时期就始终在空中画来画去,被人家取笑)。而在这里,我区分了这个世界的两类支柱:一个是大地,它承载着那匹马,那些空中花园,那些木屋;另一个就是这个解读的人,他把这些事物用它们的特征和符号扛起来了。我也真正感觉到了这副肩膀,它们在哥哥那宽大无比的大衣里扩展开来,并且——因为接收和连接那些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与物承重的对应——耸立起来,看样子,仿佛这大地的重力通过解读化解成一种空气文字,或者一个纯粹由元音组成的、自由自在飞动的、独一无二的词语,比如就像在拉丁语表达Eoae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词可以译为“厄俄斯时辰”,“朝露时辰”,或者干脆就是:“黎明!”

早在日出之前,这条峡谷在我的眼前就沐浴在另外一个太阳里,也就是那个字母的太阳里,又反作用到夜晚的隧洞里,并且在那儿真的创造了一种赎罪的形式,因为它在我睡觉的地方——上面有青铜色的外表——把泥土上的裂纹连接成一个由多边形组成的、有规律的文字,连接成与这个地方相应的纪念牌。每当我后来再乘车穿过卡拉万肯隧洞时,我就倚靠在窗前,在黑暗中等待着从南斯拉夫那一边出现的第一缕阳光。无论火车过后多么快地驶出隧洞:我在出洞前的一瞬间真的看到了那个黏土似的洞龛,通常情况下遍地落满了随风刮进来的树叶,里面躺着那个蜷缩成一团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连同他那个圆筒形的海员背包,一个依然还躺在那儿的空气塑像。对我来说,这个地方与其说意味着那场战争的现场或者当年沉默的万恶之地,倒不如说是我的栖身之处。“Eoae!”在我生存的地方,当曙光到来之际,无论你从哪个窗户望出第一眼时,这变成了一声响亮的、或者也只是埋在心底的起床号。因此,这些从我内心深处跃然而出的元音应该再转借到外面那些事物圈子里,这儿的树,那儿邻居的房子,其间的街道,后面的飞机场,地平线。为了那个新的世界之日,那些真正的东西,那些可以描述的东西,它们应该向我敞开全部的心扉。

E—O—A—E:在昏暗里,轨道和河流此刻形成了一条林荫道,我行走在它们之间。我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可这片土地却显得有生气,挤满了人,因为那开发感官的东西就是人造物,可以说,随时能够投入使用。火车站前,有几个工作棚和车间真的已经开始运作了。一个配电盘被照得通亮,而其余的空间还黑洞洞的;那些测量仪表上的指针跳动着,偏转着;到处回响着一片有节奏的隆隆运转声。一个大铁轮子开始运转起来,越转越快,直到轮辐都看不见了。在后面的墙上,整个轮子就像一个隐隐约约的幽灵。同样,在一个昏暗的办公室桌子上,亮着一盏灯,照亮了一部电话,一根计算尺和一个闹钟。通往一个装卸台的大门半掩着,平台向外延伸到朝两边张开的轨道区,轨道信号在那儿变换着它的颜色。这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不间断的活动,虽然让你看不到那些相关的人,无疑却让你猜得出他们的存在。惟有一次,这一系列夜晚的图像被一个布灯罩替代了,一个黄色的半圆球,呈现在一面孤零零的窗帘后。随之又立刻接续上了,同样也看不到一个人,一个嗒嗒转动的仓库风扇,一根在自己光滑的支架上快速运转时来回滑动的传送带,还有烟囱的烟雾投在大街上的阴影。这期间,因为别的地方再也没有什么要看的,我就改换走到这条大街上了。

在家乡,在边境那边,我也曾经看见过这样的情形,首先在我知道的几个城市的边缘上。于是,我此时此刻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在那儿始终感到自己像一个被拒之门外的人,可在这儿,为什么从那些室内传来的振动如此自然而然地感染了这个局外人;为什么这个有布灯罩的房间跟家里如此不同,呈现为让人惬意的起居的象征,普照四方的万物中心,简直就是一个安逸和温馨的殿堂。同时,我也想起了前一天,想起了一群工人的谈话;他们坐在我们奥地利罗森巴赫边境车站一条长凳上,等待着边境班车。谈话大概是这样的:“又是一天。”——“已经到星期四了。”——“可接着又要从头开始。”——“秋天快来了。”——“那么冬天也就不远了。”——“起码不是星期一吧。”——“我起来时,天黑洞洞的;我回家时,又是黑洞洞的。在这一年里,我还没有看见过我的房子呢。”

到了南斯拉夫这儿,这个工业区在曙光降临之前看上去如此不起眼,一双双看不见的手使它好像永远要运转个不停。比起我迄今对自己的祖国那司空见惯的印象来,为什么这个工业区却给了我对工人,说来说去就是对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呢?不,根源并不在于那根本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像曾经教给我们的一样(尽管似乎曾经合我的意,不要什么特征,用号码代替我的名字,放弃我的独立,甚至我那所谓的自由),而且也不仅仅是到了外国(尽管我就在初来乍到的第一天,感受到这里许许多多习以为常的景象令人振奋,让人耳目一新):它比一个想像或者感受要更多——那是一种确信,终于在度过了二十年人生之后,在一个没有地位的国家里,一个冷酷的、不友好的、吃人的产物里,踏上了通往一个王国的门槛。这个王国完全不同于所谓生我养我的祖国。它不要求我充当一个学龄人,服兵役,替代性服役,或者干脆就“充军”,而是与之相反,让我来要求,因为它是我祖先的国度,无论多么陌生,毕竟也是我自己的国度!我终于无国籍了。我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置身其外了,不用持续地身陷其中了。我终于感到自己生存在像我一样的人群里,尽管一个人也无法看得到。不就是在家乡的环境里,在罗森巴赫的站台上,有一个小孩指着我,扯起嗓子大喊道:“瞧,一个从下边来的人!”吗?(“下边”就是指南斯拉夫,而从德国或者维也纳就叫做“出去”。)那个自由世界,就是我刚刚过来的那个世界,如此地默契——而此刻对我来说,就是我如此真真正正面对的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幻觉,我当时就已经明白了。不过,这样的知识我是不想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要摆脱它,而这样的意志,我认识到就是我的生存情感。我这样从幻觉中获得的原动力,无论如何到今天都没有消散。

我一想到那个时刻,首当其冲的不是那些迷惑我而等待使用的工具和那些隆隆运转的机器,就像是我的家人在隐蔽地、不动声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首先是那些灯光,一家居室里有罩子的灯光,一张写字台上的办公灯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布满灰尘的粉白色氖管灯光,从一个车间到下一个车间,就像是穿过粮食加工厂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加入进去吧,转动一个辊子,一起干吧!十分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行动起来的欲望萌发在一个平日被父亲说成“几乎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用的”人身上。而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会看着他在干活(还是像父亲所说的,让我显得“笨手笨脚的”)。在这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谁爱怎么看就看去吧,和在家里不一样,我不会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我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无可挑剔,一句话:“太到位了!”

然而,无论这灯光图像多么遥远,可它真的把我吸引到那些车间里,吸引到那些看不见的劳作者跟前。它不是更多地要求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一起干吗?这样的一起干也许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我从外面,从大街上,从边缘漫步穿过的一个个图像剪影里,路过时短暂地在这儿停息一阵子。不,这条皮腕带是父亲的旅行护身符,它现在戴在我的手腕上,并不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去抓东西,而是充当了温暖脉搏的东西。与那些劳作者的默契与其说出自一起搭把手的兴致,倒不如说出自那兴致勃勃无忧无虑的路过。

就这样,我感受到了同步、同音和平衡之间的区别。与别人,哪怕是单独一个人同步,向来是我无法忍受的。一旦同步了,我一定会立刻要么停住脚步,要么加快步伐,要么走到一边去。甚至当我跟着那个女朋友的节奏运动时,我看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冷漠的人,两个逆世界而行的人。而像同音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是别人给我定了音,在唱歌时,我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它,复制它,把它进行下去。反之,即便别人过渡到我的声调上,我就立马陷入停滞。惟有不和谐的争论声才会使我免遭沉默之苦,我通常就很乐于去争论(一场这样争论的原因常常就是那个女朋友把我们俩称作“我们”,一个我不愿意说出口的字眼)。

然而,平衡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我经历了平衡,比如说,有一天早晨,我一边扭开窗把手,一边听到远处一辆汽车的关门声,一起伴随着一辆雪铲车咔嚓的响声和一个铁路信号响彻地平线的鸣叫。或者:还有一次,在厨房里,我一边把碗放在灶台上,一边打开信。或者:我现正好目光移开写字纸,投向对面墙上那幅古老的、被夜色笼罩的风景画。像每天的这个时刻一样,那儿有一缕阳光犹如一个圆点辐射器,一边慢慢地从左边移向右边,一边把每棵树,每道水光,每条岔道,每片云彩一个一个地从那昏暗的平面上托举出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平衡是可以经历的;就在天亮之前,我背着自己的海员背包,里面装着哥哥沉甸甸的两本书,走过那些隆隆运转的、嗡嗡回响的、或者只是悄然无声地亮着灯的车间。我甚至步子踏得更坚定了,就像要使这平衡迸发出生气来——没有什么小敌手或者大敌手会从身后捅我的膝窝——像那些空空如也的车间一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后来我才看到了那天的第一个人,一个坐在黑洞洞的,而且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里的司机的轮廓。他很快就上路了,看样子,好像人家已经在峡谷里的所有车站上都在等待着他似的。接着就是第一对,出现在一个高楼窗户后面,男人和女人,女的站着,身穿晨服,男的坐着,身着内衣。而过了好些年以后,首先留在我记忆里的是那雾蒙蒙的玻璃。当时,我想像着,上面那个男人不是要起床去上班,而是刚刚下班回来,大汗淋漓,一夜的劳累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这劳累蔓延到了我身上,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劳累。

在车站斜对面一家饭馆前,孤零零地摆着一张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桌子和一把油布面餐椅。然后,我坐在那儿,等着天亮。我坐的地方要比铁路地基和那条有人行道的大街低一些。有几级台阶从人行道通到下边那块不大而多角的水泥地面上。因为它的另一边被围在一排排房子的半圆里,每道墙与相邻的墙都形成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此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四面都屏蔽的海湾,一个受到保护的观景台。在这里,和通常不一样,是从下向上观看,看到的不是什么全景,而是一个近在眼前,因此越发容易记住的周边景象,如同从一片凹地里向上观看。那些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座都建于不同的时代。房子紧后边就是向上延展的谷坡,在那幽暗的树林里,云杉尖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在我的凹地里,依然是漫长的黑夜。上方人行道旁有只小鸟,一个一动不动的轮廓,是不是在做梦呢?我在夜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白天活动的鸟儿。大街看上去像一道墙,那只鹪鹩此刻卧在上面。酒店很早就开门了,第一批进店的客人都是铁路工人。他们匆匆忙忙喝杯咖啡或者喝口烧酒——我掠过肩膀观望着——就又离去了。天空开始发亮时,好像要下雨了,可现在晴空万里,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女服务员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男人脸,她给我端出来一壶咖啡,旁边放着一盘厚厚一摞白面包片。咖啡上结起的一层奶皮不禁使我想起叙述过的哥哥,他向来就厌恶这一片片软乎乎的奶皮。当他第一次从前线回来休假时,母亲像平日一样给他送上咖啡,心想着,经过了战争,他所有那些难伺候的毛病都改掉了,可是他把杯子推到一边说:“你是昨天才来的吧!”我眼看着奶泛起波纹,形成一层奶皮,在黑乎乎的、慢慢变得清亮的水域上分裂成一个个小岛。旁边的白面包塔仅仅竖立了短暂的时刻——然后,我一边用力地切,一边又透口气,面包塔迎着这位饥肠辘辘的人隆起来,我趁着新鲜,一口气就把它干光了,消灭了,夷为平地了。从此以后,对我来说,这样的白面包就意味着“南斯拉夫”。

当我吃完面包抬头望去时,上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已经成群结队,街道变成了一道堤坝。学校可能还没有放假,因为有许多学龄儿童走在行人中,向前倾着身子,好像迎着风似的。确实也刮着风,堤坝旁那修长而无生气的草茎犹如喜沙草一样飒飒摇动。尽管我还从来没有到过海边,可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像着,在这铁道后面,向前延展的就是大西洋岸边的沙丘。

一个老人从酒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餐椅,在不远的地方和我结伴了。他根本也用不着有一张桌面去观看。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却共同关注着发生的事。我们两人的眼里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久久地注视着,又同样等待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我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当年度过了那个最漫长的夜晚之后那样一致的目光,再也没有过那样一个空间,面对过那样一种视野。像那样的观看时一样,我知道和自己身旁那个人如出一辙。我们专注地望着一只鸽子在下方水泥海湾里迎风飞翔,颈项上微微闪亮,又扭过头去向上望着堤坝。钢铁厂的烟雾从峡谷升腾而起,朝着隧洞飘去,仿佛要把隧洞熏个通透。

在这次旅行前,天空晴朗时,我从家乡朝南望去,在蔚蓝的天空下,在边界山脊的那边,莫非坐落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城市,没有丘陵地带阻挡,展开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向下通到海边去,相互交融在一起。眼前的工业城耶森尼克看上去灰蒙蒙一片,它被卡在一条峡谷的深处,被关在遮天蔽日的群山之间,然而却完完全全证实了那幅展望的图像。上面堤坝上,有一个男人走过去,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闪着红光的锯子,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吃着冰糕的孩子和一个临产的孕妇。孕妇身上穿着宽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在车行道一段没有铺沥青的石子路面上,来往的长途载重汽车不断地发出轰隆声,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哥哥,他在战前的那些来信中,提起过马堡-的里雅斯特公路上一个类似的地方。他每次去亚得里亚海郊游时,(校长)那辆小汽车都在那里“短暂颠簸得一塌糊涂”,过后他就觉得“完全沉陷到盐一般的空气里”。

与北方群山那边,也就是内陆故乡之国相比,在南斯拉夫,好像不仅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空间单位,而且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时间单位。出现在我眼前的建筑物,常常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名堂,可以与沉积岩媲美,标志着建筑历史的一个个层面,从奥地利皇家时代的基座,经过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转角挑楼,再到今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简朴的、毫无矫饰的顶楼,连同屋檐下旗杆的插口。在注视着这样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时,我禁不住有一种期望,竭尽我的全力期待着,那个失踪的哥哥随时会推开那半是过时的、用不透明和带着波纹的玻璃包装起来的挑楼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心想着:“先人,出来吧!”并且看到我身旁这个老人的脑袋也朝挑楼望去。仿佛惟独一声呼唤就意味着如愿以偿:跳跃过一个时代,在能够呼唤中,我觉察到了哥哥的存在,与真人一样高低(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宽肩膀,褐色皮肤,披着一头又厚又乌的卷发,梳向脑后,额头宽阔;一对眼睛如此深陷在眼窝里,连那只盲眼,那个白点都给遮掩住了。一阵寒栗袭上我的心头,看样子,仿佛我这时看见了我的国王就站在面前,敬畏的寒栗,然而更多是担忧的寒栗,它驱使着我立刻离开这个凹地上的位子,加入到上边街道的人流里。

这人流也立刻接纳了我,而且那根本不是什么人流,与置身其外的印象如此不同,更多是一种缓慢得让人惊讶的蠕动。这时,没有了我对如愿以偿地恳求祖先的激动,惟独笼罩着我们缓慢行进的现实。

在这样的人流里走动,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新鲜感。那个村子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至多不过是节日或者葬礼列队行进时被延缓的步伐或者原地踏步。在寄宿学校里,只要不是单独行动,大家总是以义不容辞的集体形式行动(星期天散步,也只允许以班级形式进行,排成两队,后边的人紧踩着前边的人的鞋跟。谁要是想离队,只要刚一露出念头,就会立刻被看穿,并且被吹着哨子赶回来)。而在故乡的小城里——我也就只知道这样的城市,在一次学校郊游时,我目睹维也纳的视线被其他人的肩膀和老师们的食指给挡住了——,我至多也是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在边上慢慢地跟着一起走:在那儿,只要一上街,我立刻就茫然了(比起那个常用的“怯生”来,这也许是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这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朝哪儿看,或者四处张望,惟独不直接向前方望去。和在林肯山村里不同,一到那些奥地利小城里,我的目光要么处处都被那些橱窗、那些广告牌,首先是那些报纸头条新闻吸引过去,或者只要我一把目光暗自投向街道某个遁点上,便径直沦入那目光的陷阱里,于是我至少想像着这时迎面而来的一道目光。这种陷阱伤害了我,它不是目光,而是凝视,或者干脆就是没有眼睛和脸面,比如说从中撅起一个可怕的长嘴巴,作为惟一的器官,一句话,总是三言两语,总是没有声音,总是可以看得出来,哪怕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形式,死死地缠住我了。是的,在那些故乡城市里,你一上街,不会加入什么行列里,而我觉得,你立刻就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了,被那些长久以来连同他们的狗一起暗中守候,兜着圈子和居心叵测的行人监禁了。他们坚定不移,天生就注定是一帮这样靠兜圈子为生的人,觉得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的,无可挑剔的。在故乡之国里迎面传到我耳际的“GrüβGott”6,我觉得听上去不是问候,而是一种威胁(“说出密码来,或者——!”),今天也一个样。首先是一听到孩子们吼叫起它,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举起两手来。难道这是纯粹的想像吗?从奥地利人中,从大多数奥地利人中,无论是走在一旁还是中间,我都看到自己总是一再被人评头论足,怪罪,并且也总是一再认可这样的怪罪,当然却认识不到我罪在何处。有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立刻就意识到,正好下一个来自目光捕捉队的目光会在此刻从一侧打量起我,可我抬头一看,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橱窗木偶那种无神的眼睛。那可是如释重负啊!

然而,在这条南斯拉夫大街上,眼下就不存在什么多数或少数,因此,也没有谁是少数——惟有形形色色的,同时又步调一致的熙熙攘攘。继耶森尼克这个小地方之后,我后来仅仅在那些世界大都市里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活动在其中,首先是作为外国人,在那些群山之后,在一条条克恩滕大街上,我每次都感激外国人的出现,因为他吸引去了人家对我的注意。然而,在这里,在这人群中,在这些街头行人堆里,他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儿,我通常总是不断地变换步子,躲来躲去也躲之不及,免不了与人相撞。而现在,我跟着一起走,尽管对拥挤如此不习惯,可在这柏油路上,我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终于有一次,我不用没精打采慢腾腾地走了,不用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路了(就像大家在寄宿学校的楼道里一样),而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脚步,踏着让人可以感觉到从脚趾经过拇指直到脚跟展开的脚掌,晃晃悠悠地走去,顺便把小东西踢到一旁去,有一种宁静放肆的感觉。当我再次经历时,我才感觉到这样的放肆当初就是我童年的特性。与我熟知的那群人相比,这群人真正让人惬意的东西首先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出现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羚羊毛帽饰、鹿角扣子、罗登缩绒厚呢西装、皮裤子,总而言之,找不到任何地方服装。这些街头行人不仅没有地方服装,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徽章,没有社会等级偏见。就连警察的制服也不起眼,有点像公职人员的服装,也很得体。一种让人觉得无比强大的惬意是,从“茫然无措”中解脱出来了,可以昂首挺胸,直面而视,望着一双双眼睛。它们不是在轻视一个人,而只是显现出自己的颜色,并且以这样的褐黑和灰黑的颜色来展现“这个世界”。还让我觉得既新鲜又自豪的是,在这里,外国人这个概念不复存在了。在和人家一起行进的行列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相似性,外在和内在的相似性,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面镜子会给我映现出这样的相似性来:我的身材和他们一样,体格细长、瘦骨嶙峋、脸面粗糙、动作迟钝、两臂摆动也不灵巧;我的本性和他们一样:顺从、甘愿效劳、俭朴,就是那些数百年来沦为无王的人、无国籍的人、小工、奴仆(其中没有贵人,也没有大师)的本性——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蒙昧主义者也共同放射出美好、自信、大胆、造反、渴望独立的光芒,这个人民大众中的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心目中的英雄。

此时此刻,那些行走的人仿佛成了辅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此组成词语。惟独打动我的是那完全独立于自身肺腑之外的第二呼吸,一种令人激动的气息。突然间,凭着它,我可以解读出从我身旁扛过去的报纸标题了,是斯洛文尼亚语,没有头版头条,犹如我的德语,况且让人耳目一新,如同看不到那地方服装的五颜六色,是实实在在的消息。再说这群人里叙述的许多东西,我也一下子听懂了。难道是因为在这儿街头上没有人和我搭话吗?难道是我从上小学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时出于义务,必须和老师用外语交谈吗——仅仅是顽固不化?和通常一样,jutro就是早上,danes就是今天,delo就是工作,ceste就是大街,predor就是隧洞。连那些商铺的名称我都可以翻译了,它们真的都好简单:在奶站里,与北方或者西方的市场叫卖不同,标识的无非就是个“奶”字;在面包店里,标识的也干脆就是“面包”两个字;mleko和krub这两个词的翻译并不是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它是一种回归到那些图像,回归到词语的童年,回归到奶和面包的第一个图像的翻译。银行,即banka,以此类推,无非又是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在这里,银行也显现为某些本原的东西,因为它的窗户并不是橱窗,也不是用来陈列展品的;因为在这儿,这些地方什么也不摆放,空空如也。可在我的故乡之国里,比如说,一到这样的地方,那五颜六色的储蓄罐简直堆成了金字塔,好诱人啊。那是一种向我开放的空白,一种我可以向它求教的空白,就像求教行人那一张张空白的面孔一样。在这些行人中,与在家乡不同,我不用去寻找这个家人或者那个同村人,让他们面带洞察的微笑,把我从面具枷锁中解救出来。在这儿,一张张面孔是空白的,这就是说,它们没有面具——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图像。他们挤在一辆拖拉机拖斗里,皮衣直裹到脖颈上,正在前往一座阿尔卑斯山城的途中,要在那儿的大街小巷里,按照习俗,表演他们那野蛮的狩猎情景:直到城边上,那些为此必需的荆条和锁链,他们还没有握在手里;那些即刻就要套在自己头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面具依然放在他们脚下。尽管小伙子们一个个都那样土里土气,可是他们露在外面的一张张面孔连同他们打着褶子的皮领子看上去却多么苗条,多么善良,又多么随和!同样,我也可以看到耶森尼克那一张张面孔里去,仿佛那是独一无二的面孔,仿佛这给了我在国内一次也没有感受过的尊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别的什么人身上——或者还是曾经感受过,是的,在父亲身上,在复活节的晚上,在林肯山村教堂里,他披着一件拖在地上的紫色长袍,和村子里另外几个男人一起跪在那应该预示着空空的墓穴中有复活者会冒出来的洞窟前,然后猛地一下在前面伸开四肢,五体投地,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遮盖在那带有蜡渍的红色中,让谁都认不出来了。就像父亲听广播音乐会时列举起一个个乐器一样,那么我现在从交通和工厂的轰隆中听得出一个个响声,并且可以清楚地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火车站里缓冲器砰的碰撞声与超市里购物车的丁零当啷声;烟囱出口蒸汽的咝咝声与高跟鞋的嘎吱声;锤子的击打声与自己吸气和呼气的声音。我心里盘旋着,这样突然会听辨的能力够奇怪了,同样也来自这里不存在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斯洛文尼亚工业城里缺少的东西。由于那习以为常的教堂大钟不响了,我才对这周围的一切获得了灵敏的听觉。也就是说,这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这个确定的国家,这个有缺陷的国家。让它和我那个习以为常的国家的富裕比起来,才可以辨认它,看懂它是个“世界”。

然而,我如此感知的世界王国超越了当今的南斯拉夫,也超越了所有那些从前的王国和帝国,因为它的符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有些过境旅客报纸的西里尔字母依然清清楚楚;一幢公务大楼上的古奥地利铭文依稀可见;一座别墅山墙上的“欢迎您!”,看上去就像古希腊椅7一样。——可是,一家加油站那块透过树枝隐隐可见的加油标牌却显得意义模糊了。它不禁使人想起只有在梦中才经历的东西,想起中国来。而且一片同样陌生的西奈沙漠显现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后面,连同一辆映入视野的、布满灰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车的正面,那个显示目的地的滚筒转错了位置,正好停在两个不可辨认的地名中间。车辆穿过去时,一幅希伯来语字卷片段跃入我的眼帘——真的,“跃入眼帘”;因为展现在这文字图像周围的景象伴随着一种惊恐。

与之相应,一个盲窗的不可确定性也融入其中了。此刻,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里,就像被吸引到这个世界王国的中心。盲窗出现在谷坡上相当高的地方,镶嵌在一座高大建筑物的阳面。一看见它,我就觉得,边境那边,那座与那个小门房成为一体的地主庄园便浮现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地带,前面仅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那闪闪发光的皮棕色使得正面的黄色越发强劲有力。穿过一片草地,一道陡峭的岩石台阶向上通往入口大门,那儿站着一个小孩,背向我,一条腿踩在另一条腿上方的台阶上,像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对小孩子来说,那些台阶太高了。草坡仿佛被特有的横向条纹画上了一道道阴影线,变成一块块长满草的小梯田。梯田精美的阴影图案又重现在正面的横条纹上。这样,在那棵松树后面,这座房子让人想起了与其说是一座建筑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天然的黄色岩石。它看上去没有人居住。小孩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入口处,而是在一个游乐场上。

盲窗远近独一无二。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来自那看不到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自那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那无法透过的东西。凭借那融通于自身之中的不确定性,它把我的目光反射回来了。而在我的心里,一切语言纷乱和七嘴八舌的讲话都终止了:我全部的内在都沉默了,并且阅读起来了。

我似乎从来都不会相信,又会失去这个盲窗。我感觉它的符号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一看侧面就够受了,从中弥散出的光亮熄灭了:旁边的窗子——可以说是观望窗——推开了,又关上了,虽然是被两只手,可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先是一个年迈的女人,后是一个年轻些的。刹那间,我认识到了,那个老妪不仅仅年事已高,她是一个垂死的人,她正好最后从那个被拘禁的房间里猛然直起身来,想要逃脱死亡,穿过铁栅窗子,躲到外面去。一张被恐惧撕得扭曲的面孔上,下嘴唇收拢,眼睛睁得老大,再也不会自个儿重新合上了。

窗子空荡荡的,清晨的太阳映照在其中。可是刚才还发挥作用的光芒不仅被熄灭了,而且也被吞没了。那个小孩也消失了,仿佛他是一个幻觉。房子和草坡上的横条纹像投影一样击中了我。“菲利浦·柯巴尔醉心于假象!”这就是那个历史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表扬,又是批评——而这个假象又一次化为乌有了。就在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的怪脸迎面而来时,在这人群中再也不分什么女人、男人、小孩了。在人行道上,流动的就只有一群长得不够体面的、不苟言笑的、瘦骨嶙峋的、不起眼的粗野之人,相互碰来撞去,抄着近道走动,无论从哪个视角,都被那位国家首脑喷射光芒的眼睛监视着。他现在就是那个凌驾于我们大家之上的独裁者,无论是汽车生产车间里那个年轻的游击队首领,还是理发馆里那个身着白装的海军将军;无论是电影院前厅里那个魁伟的、被同样魁伟的夫人挽着手臂的黑礼服穿戴者,还是校园里那个水泥浇筑的帝王脑袋。当最后一道探寻的目光朝上投向盲窗时,仅仅强化了当局的权力,仿佛我这样看要让自己受到怀疑似的,因为我立刻就被一个警察挥起慢慢弯曲的食指叫到街道另一边,要我出示证件。后来我想起来,这个身着制服的人就是昨天到达时检查我护照的那个年轻人,和我一般年龄——可是在这乌云蔽日的时刻,好像谁都不再认识谁了。看样子,仿佛我们都失去记忆了。

我数着步子走进火车站。一道湿漉漉的楼梯通到下面的卫生间里,就像走进一个地堡里,前面站着一个相应的地堡女人,只不过她的腰带上少了钥匙串。我在没有插销的小隔间里徒劳地寻找着那些习以为常的格言和图画;它们现在或许会进一步帮助我。盥洗盆上方没有水龙头,墙上只有一个洞。上面的候车室里黑洞洞的,很难闻。首先在挤成一团坐在那儿的人身上,我只看到了一片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扎着绑带或者裹着石膏的肢体。亮光不是来自站台上,而是其间昏暗的走道里。后来,我还辨清了这个和那个罩在受伤拇指上的皮套子以及我身旁那个人头发上的血块。(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的感官被这样的东西吸引住了。)连我自个儿身上,我也独自发现了那令人厌恶的东西:鞋上沾满了泥巴,裤子鼓起了包,指甲缝里黑乎乎的。肯定谁都看得出来,我是和衣过夜了,也没有洗漱,头皮发痒,同样,值盛夏时节,脚趾上长起了像在寄宿学校时一样的冻疮来。我也徒劳地试图在地图上看出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而投射到地图上的光线只够你看清灰白色的低地和蓝白相间的冰川。

我出门来到站台上,那儿有一个工人正在用冲击钻挖凿柏油地面。对面轨道上,停靠着那列奥地利早班车,向北方向,准备发车。车厢通亮,干干净净,几乎空空的(这列车还没有被许多南斯拉夫人用于前往菲拉赫购物郊游,在后来的年代里才这样)。那些身着蓝色制服的铁路人员又是在机车头前等待着某个尚未上车的乘客,和那些奥地利边防官员一起——认不出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官员,因为他们身着便装,穿着长袖衫,外套就搭在肩上。虽然我原地一动未动,可我一下子着急了。下决心吧!返回的愿望几乎不可抗拒,不仅要越过边界,而且要回到村子里,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回到床上,在那儿美美地睡一觉。可首先想到的安慰,是在机车头侧面可以看见的那个语言,我那熟悉的、与生俱来的德语,无论是在“Heimatbahnhof”这个字眼里,还是——因为不是意义,而只是文字图像说了算——在带着“Arbeitsrichtung”图标的箭头里。8

我是多么犹豫不决啊!我想像着站错了地。在冲击钻头撞击的地方,沥青地面上的裂块四处飞溅,就像你走在一摊结了冰的水上时一样,有一块直飞到我的鞋后跟下。我被这砰砰的撞击声震动了,低头望着地面,在这灰色的沥青路上又发现了那样的盲窗,同样作为那个如此友好的、不用着急的符号。难道我不是对自己这个“世界王国”要求太多了吗?我到底是什么人呢?面对这沥青路,我永远认识到了我是谁:一个外来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在这儿也许要寻找点什么,可什么都不能说的人。我没有权利要求所谓的人的尊严,像在家,在国内一样。而伴随着这个认识,我觉得不光是静下心来了,而更多是——处之泰然的状态。

那列奥地利火车发车了。那个列车员不是在疑惑地望着我吗?车站变得明亮和空旷。那些突然落在我脚前沥青路上的麻雀已经飞走了。它们片刻前还卧在一堆林肯山村的灌木丛里呢。轨道碎石上那片椭圆形车前草叶也是从那边飘过来的,一个所谓的花园逃兵。我迈着大步,走进售票厅,买了一张车票,仿佛我就是决断的化身。我又迈着大步,穿过地下通道,直奔最后一个站台而去,就像一个终于明白了他不再只是为自己一个做事的人。我匆匆地在井边洗把脸,一下子就跳上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看样子,仿佛我以此结束了这越过边境的郊游,现在才开始真正旅行了。上了火车,刚一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就立刻进入了梦乡。——而我今天一想到这位成长的年轻人,连同脚底下掘开的沥青,那么他也许之所以会获得一个图像,是因为他正好面临着跌倒的危险。就像有些事物,由于它们在最后的关头免遭了坠落的命运,因此在颤抖的双手中成为自由观察的对象,这时才会让你刻骨铭心。

后来几天,我是在波希斯卡这个地方(“沃凯因”)度过的,拜读了哥哥的那两本书。每当我乘车前往那儿时,总是睁着眼睛,怕耽搁了下车。我始终望着立在草地上那细长的、被人称为“干草晒架”的木支架:两根打入地里的木桩(今天也许是水泥做的),之间平行架着许多横杆,顶端盖着木板,每年第一茬收割的草就晾晒在架上。那些割下来的草里夹带着春天的鲜花,灰色的草堆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色彩。横杆超出了木桩,有点像捆在一起的路牌,共同指着一个方向。看样子,仿佛火车就是跟着这一个紧接着一个、从峡谷到峡谷越来越厉害地向西转弯的箭头群行驶。在我的梦乡中,道轨两边的晒草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承载装置,借助它,旅客们不用花时间就被送到目的地了。

我不再在露天里过夜了,而是住在这个地区中心一家旅店里,叫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或者沃凯因-菲斯特里兹。我看到房间价格实惠,数了数自己的钱,就决定住下了。靠着那位老师的接济,靠着给人家补习功课,再加上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上了报纸(“那是你自己撰写的吗?”一个旁座的同学摇着头这样问道)。事后我也想了想,跟他们一起去希腊,这也不是我没能力办得到的事。

然而,正好是这一篇发表的东西,妨碍了我一起去旅行,远远超过了缺钱。那是一个故事,其中描写了一个小伙子,他在一户人家院子里修自行车。这个过程写得很细腻,包括阳光、风、飒飒的树声,雨季开始,到结尾时,主人公听到一声喊叫,便冲进屋里,在空荡荡的房间地上,发现了父亲或母亲——我记不起来了——睁着挤得满满的、最后的瞬间还映现出外部世界的眼睛。当然,跟这样的内容根本不相干。惟独我“写作”了这个事实,使得同学们疏远我了。虽然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一个剧组里演戏,然而却有一个写作了,而且凭着这个东西“成了公众人物”,这至少让人很诧异。而且那个女朋友连故事看都没看,几乎连扉页上的题目和作者名也没有瞥上一眼,就投来了一种奇怪的、拒绝的目光。看完以后,这目光转化为一种由不理解、同情、诧异,首先是畏惧错综交织的神色,这让我很伤心。后来,我一再不由自主地想起,当时,我想要把她拉到跟前,可她的脖梗子却挺得僵直。

难道不也是自个儿招致了这普遍的回避吗?难道我不是在报纸刊登的那天,把每一个打开报纸的人都看做是一个立刻会感受到我全部的罪过,并且会继续讲下去来羞辱我的人吗?这篇发表的东西受到了创作童话的历史老师的鼓励,得到了一位撰写地方评论的编辑的提携。尽管我事先也觉得这是无可非议的,(人家终于会知道我是谁了!)可后来我越发觉得这就是一个原罪。庆幸的是,惟一没有被这个穷追不舍的原罪波及的地方就是那个村子。在那里,和今天不一样——其间,村子入口处竖起了那个“林肯山村拜读……”的牌子——,甚至在牧师家里,一张日报都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当然,迄今无论怎么说,我毕竟在那里还是土生土长的,坐着汽车和火车来来去去。如今在我的眼里,我永远都不会使自己招人注意了。无论在哪儿,凡是我往日如愿以偿地不招惹人眼了,也包括面对自己,当个无名之辈,而现在,我却在那儿表现为“某个人”。一走出隐蔽,我便因此失去了自己喜爱的环境。在拥挤的人群里,首先是站在火车的过道里或者汽车中间走道里时,一时的惬意感觉为那不舒服的感觉让开道了,变得可以辨认了,我在遭受着一种使我变得孤单无靠的强光线,并且如此——让我最羞愧的——打扰了我那些同行者独自存在的状态。难道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我因此才常常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吗?这样,我来回几乎需要半天的时间。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现在打动了我去独自旅行,然而其中一个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让自己忘记成了公众人物,我暴露自己了,不管这是想像或者不是也罢。那么,伴随着每一个我又会在其中成为默默无闻的人的时刻,我现在不是感觉到这种忘记强有力地在我周围扩展开来吗?不是感觉到一种随着时间和距离越来越有疗效的恩赐吗?难道不是我刚到沃凯因时就被吸引到一个村落里来了吗?这村子在地图上叫做“Pozabljeno”,意思大概是“被遗忘的东西”或者“遗忘”。难道在后来的日子里,人家不是真的让我随心所欲吗?无论我在什么特殊的地方走也好,站也好,坐也好,躺也好或者跑也好,仿佛那都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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