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伴，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性老实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赎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走，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这首《爱民歌》是借用白话诗的体裁，亦即当时最流行
的莲花落歌词，深入浅出，富于情趣，又朗朗上口。这同时
又是湘军士兵的识字课本，曾国藩每日里在训教的过程中，
只教一二句，先识字，后理会其内涵，循环往复，身体力
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思想指导的军队。曾国藩这种精神训
练方法，抛开其目的，仅从其治兵之道来看，是值得称道
的。
有了《爱民歌》并不一定万事大吉了，老百姓看惯了官
样文章，装璜粉饰，自然也就不以为然，他们更看重实际行
动。曾国藩也想，区区一纸文告，怎么能马上得到百姓的欢
心呢？他建议部下深入到百姓中去，亲自训导，将自己的真
情实意完全表达出来，这样百姓才会心悦诚服。尤其是在审
判诉讼后，当堂告诫，这样才会足以感人。见效最快的就是
勤听诉讼，为百姓伸冤鸣屈，打抱不平。尽管有了《爱民
歌》，但骚扰百姓的事还是屡屡发生。在泾县就出现了抢人
掳物的事件，
虽然为首的被砍头示众，但老湘营的统管却
一味开脱自己的责任。曾国藩写信给予严厉的斥责，大意如
下：
“你们说这件事与你们营无关，未免太自信了。一般说
来省辖既多，一定有耳目难以周详的时候，也一定有号令不
执行的地方。我治军多年，时刻警告士兵严禁骚扰百姓，每
次遇到有人告我的部下骚扰百姓的案件，都不敢护短拒绝别
人的控告，不敢相信我的士兵都是善良的，也不敢怀疑控告
的人都是诬陷。而你们对于这类案件，事前既没有防范，事
后又袒护部下，坚决拒绝别人的控告，那么你的士兵从此就
会更加肆无忌惮，官民从此就更不敢对军队说实话，想使他
们不仇恨军队怎么可能呢？想当初你们驻扎在泾县时施行了
发粥搭棚的惠政，泾县百姓没有不歌颂的，每当我想到这里
就欣慰不已。在这营规初坏，声名锐减之际，如果能严于自
治，切实整顿营规，保全往日声名，那百姓自有公道，他们
也会化怨恨为赞美的。不然的话，以爱民始，以扰民终，先
后判若两人，这不是我委任你们的拳拳之心。望你们对这番
话严肃对待，认真体会。”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
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
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
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
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
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
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
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
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施尔也。”
曾国藩正是从孟子的“爱民”思想里吸取了精华，并且很好地运用
到以后的从官为政中，取得了惊人的效益。
曾国藩不但关注民情，而且还常常巡查地方，忙得不亦乐乎，他在直隶
总督任上就是这样不辞劳苦以体察民情。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
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
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题。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
道。认为首要之地，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
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悟出“六项原则”，这六项
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直隶
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
（1**9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
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接见直隶地方官，直隶
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
二十九日，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
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
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
殊以为苦”。
有了感性认识，曾国藩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
提拔的以及要参劾掉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
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曾国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让
自己的名声在直隶丢失。因此，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
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
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审慎地参劾提拔一批以
儆官者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
三更不眠，在枕上做劝诫州县官厅联：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作毕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点乃入
睡。
第二天，他对昨天所做联不甚满意，于是改做一联：
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支力谋休息；
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国藩向来做联做诗，每每苦吟
不辍，他虽然说“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实际
是求尽善尽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
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做一联，云：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第三次改定。
曾国藩对整饬吏治确实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将
官厅二幅对联写好后不胜疲倦，说自己“用心太过也”。他还马不停蹄，巡访各州县。州县地方的条件自然比不
上总督衙门，时常有臭虫、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觉。我们由此可见曾国藩实行的可不是
“形式主义”，这在当今仍有其警示作用，曾国藩也完全有资格称为“父母官”只有“想民之所想，
急民之所急”的人，才能“留名于后世而不朽。”
成功语录：养民是为了民，设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