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耐心等一等吧，”他迷迷糊糊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尤拉已经完全不记得父亲了。
<h2>七</h2>
在火车二等包房里，十一岁的二年级中学生米沙·戈尔东正与父亲从奥伦堡一起前往莫斯科。米沙沉思的脸上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格里戈里·戈尔东是奥伦堡的律师。这次调到莫斯科任新职，米沙也转到莫斯科的中学学习。母亲和姐妹们在他们之前已经抵达莫斯科，正忙着安顿新居。
米沙和父亲乘上车已经过了两天多了。
车外，被阳光晒得灰白的俄罗斯，田野和草原，城镇和乡村，在尘土飞扬的灼热空气里一一掠过。络绎不绝的马车在路上移动着，沉重地拐向铁路道口。从奔驰着的火车上看去，马车好像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马儿犹如在原地踏步。
火车一到大站，旅客们蜂拥奔向车站的小吃部；夕阳从车站公园的树后斜照过来，照到旅客匆匆移动的脚和车厢下的轮盘。
世上的一切活动，单独看都是有目的的，明智的，然而联系起来看，就被整个生活洪流卷到一起，变得不很清晰，不很明智了。人们被各自的操心事所驱使，劳动着，忙碌着。然而，如果不以一种最高、最基本的超然感为主调，来调整人们各自的动机，那么一切动机都无法实施。要有这种超然感，就应让人感觉到人类生命是连续的，相信人的存在是由一个行程转到另一个行程，并且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这一切不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发生在别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人称为天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称呼。
米沙·戈尔东却是不在此规律内的一个痛苦伤心的例外。他的生命动因是一种焦虑感。他从未因无忧无虑而感到轻松和变得高尚。他意识到自己身上遗传下来的这种性格，并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种性格的流露，为此他不胜懊恼，感到自卑。
他从记事开始就经常困惑不解，为什么有的人四肢五官、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别人一样，却还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对他有好感，大多数人却不喜欢他？他无法理解：如果你比别人差，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做个犹太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存在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挑战，它只会带来痛苦。那么，做了犹太人，如何补偿又如何解释呢？
米沙·戈尔东去向父亲求教。父亲说，他提问题的出发点是荒唐的，这种想法也不对。但父亲没有讲出任何深刻的道理能引起米沙深思，能使他在无可更改的事实面前心悦诚服。除父母外，米沙对大人们都渐渐产生了轻蔑和反感，因为是他们把问题弄乱的，他们自己却又无力解决。他深信自己长大成人以后，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说眼前发生的事吧，谁敢说父亲做得不对呢，谁敢说不该刹车呢？车上一个疯子突然冲到平台上要跳车，父亲追过去。疯子推开格里戈里·戈尔东，拽开车门，从全速行驶的火车上一头扎了下去，就像从游泳池踏板上跳入水中潜泳一样。
格里戈里·戈尔东拉了紧急制动阀。这事是他干的，而不是别人，所以人们就认为火车无故长时间停车是他的过错。
谁也闹不清火车迟迟不开的原因。有人说，由于紧急刹车把蒸气制动机弄坏了，有人说火车正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没有足够冲劲把列车带动起来。还有人认为，那死者是个大人物，所以和他同行的代理人要求从附近的科洛格里沃夫火车站请来见证人做现场记录。所以那位副司机爬上了电线杆打电话。检道车可能已经开出来了。
尽管洒了香水，隐隐约约还可以闻到厕所的臭气；油腻纸包里的烧鸡，也在车厢里散发出变质的气味。几位从彼得堡来的、头发花白的太太们，还照样在脸上扑粉，用手帕擦手掌，声音低哑地交谈着。火车的煤烟和浓重的脂粉，把她们一个个都打扮成了黑发的吉卜赛女人。她们从戈尔东的包房门口走过时，用披肩裹紧肩头；狭窄的甬道使她们有机会忸怩作态一番。米沙觉得她们在不满地嘟哝，或者说从她们咬嘴唇看得出是在不以为然：“嗐，你们倒说说看，太感情用事嘛！我们可不同别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铁道路基旁的草地上。已经凝固的一道黑色的血迹，骇人地从死者的额头和眼睛上流过，仿佛把这脸一笔勾销了。这血又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而是贴上去的橡皮膏、溅上去的一道泥浆，或是附着的一片湿漉漉的桦树叶子。
围观尸体的人群，走散了一些，又来了一些，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同情。有一个身体敦实、满脸傲气的人，俯下身观察着。这是死者同一包房的旅伴，一个律师，他像只血统高贵的动物，穿着汗湿的衬衫。他蹙着眉，木然地站在那里。大概热得难受，他不停地用软帽扇风。不管人们怎么问，他只是耸耸肩，甚至头也不回，爱答不理地哼一句：“酒精中毒，这还不明白？这是酒鬼常有的事。”
一个身材瘦削、穿件毛线裙衣、披着钩花三角巾的妇女，有两三次走到尸体近前观看。她是寡妇季韦尔辛娜老太太，两个儿子都是火车司机。她和两个媳妇凭职工免费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头巾扎得低低的安静斯文的妇女，不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仿佛是两个跟随修道院长的修女。她们一行三人，使人们肃然起敬，大家给她们让出道来。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现在她站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地方，透过人群看到了死者，不停地唉声叹气，好像在比较两次惨祸的情境。她仿佛在说：“人人都命有定数啊，这都是上帝的安排。瞧，他因为太有钱发了疯，竟干出这样的事。”
旅客们都到尸体跟前看了一眼，然后就回车厢去了，怕行李叫人偷了。
他们从车厢跳到路基上，活动活动手脚，采朵野花，小跑几步。他们似乎觉得，只是因为在这里中途停车，才出现了这块土地；如果不发生刚才的惨祸，这些土岗草泽、宽阔的河流、对岸高坡上教堂的漂亮的房子都是不会有的。
甚至太阳也是属于这块土地的。西沉的斜阳怯生生地照着铁路两旁的情景，就像一头母牛从附近的牛群里来到路基旁，朝人们张望着。
米沙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呆了，起初他由于害怕和对死者的同情流下了眼泪。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位自杀者几次来他们包房，和米沙父亲坐在一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在他们纯洁高尚的宁静气氛中，他的心得到了宽慰，他们理解他、体贴他。他询问了格里戈里·戈尔东有关证券、馈赠、破产和伪造之类的法律上的种种细节和诉讼方面的问题。他听完戈尔东的详细解释后，惊奇地说：“啊，原来是这样！您所说的法律比较宽容，但是我的律师的说法就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位神经质的来客逐渐平静下来，与他同行的那位律师，就从头等车厢里出来找他，拽着他去餐车喝香槟酒。
他就是现在站在尸体旁那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律师。此人个头敦实，表情轻慢无礼，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讲究。人们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性的激动亢奋，对他可能有利。父亲说，死者是个大名鼎鼎的富翁，心地善良的舍拉普特教徒，但已经近乎神经失常。他毫不避讳米沙，当着他面谈到和米沙同年的儿子和已经去世的妻子。后来又谈到他第二个也被他抛弃了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吓得脸色煞白，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表现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疼爱，也许反映了他对另一个人的感情。他不时送礼物给米沙。为此每到大站，他总要去头等候车室一趟，因为那里有书卖，还有各种玩具和地方名胜纪念品。
他不停地喝酒，并且诉苦说，已经两个多月没睡觉了，每当酒醒过来，哪怕时间不长，便觉得极其痛苦，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寻短见的前一分钟，他跑进他们的包房，抓住格里戈里·戈尔东的手，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就冲向过道平台，纵身跳了下去。
米沙正仔细端详装在木匣里的一套乌拉尔矿石标本，这是那死者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突然，周围骚动起来。另一条铁路线上驶来一辆检道车。上面跳下来一个制帽上饰有帽徽的侦查员，还有医生和两名警察。他们冷漠地打着官腔，提出一连串问题，一边做记录。列车员和警察笨手笨脚地拖着尸体，磕磕绊绊地上了砂砾路基。有个女人号啕大哭起来。乘务人员请旅客回到车上去，汽笛一响，火车又开动了。
<h2>八</h2>
“教堂那个讨厌的神甫又来了！”尼卡恼火极了，在屋子里急得乱转。客人们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出不去，再无退路。房间里放着两张床，一张是伊万·伊万诺维奇的，一张是他的。尼卡来不及多想，就钻到自己床下。
他听见他们到别的房间找他，喊他，见他不在都感到奇怪。后来，他们进了卧室。
“瞧，没办法啦，”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尤拉，你自己出去走走吧，也许过会儿你的朋友就会来的，那时你们再一起玩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先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闹学潮的事，尼卡也只好在他那难堪的、不体面的防空洞里呆了二十来分钟。好不容易他们才去了阳台。尼卡轻轻推开窗户，跳到外面的花园里跑了。
尼卡今天精神不佳，前一天夜里没睡着觉。
他已经过了十三岁，不愿再当孩子了。一夜没睡，他一大清早就从屋里出来。太阳冉冉升起，花园地面的露水还没有干，处处摇曳着歪歪斜斜的修长树影。影子不是黑色的，倒像湿毡那样透着深灰色。清晨醉人的清香，仿佛正是从湿地上的树影里散发出来的。影子缝里映出的长条光带，仿佛女孩纤细的手指。
蓦地，离他几步远的草丛里，有一股水银像草叶上的露珠闪烁着滑了过去。这股银色的水柱，一直往前蹿动，没有渗进泥土里。突然，它一个转弯消失不见了。原来这是一条方花蛇。尼卡不禁打了个寒战。
他是个奇怪的孩子。每当感到兴奋，他就大声自言自语。他也学着母亲，喜欢谈些高深的问题，发表点奇谈怪论。
“世界是多么美好！”他想道，“可是为什么人们生活在世上总是痛苦呢？上帝当然是有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这上帝就是我。瞧，我可以对它下命令。”说罢他瞧了瞧微微颤动着的白杨树，树上闪着水亮的叶子，好像是剪碎的薄铁片。“现在我要对白杨树下一道命令，”他使出全身力气，不是简单低语一声，而是以整个身心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停住！”白杨树立即听话地纹丝不动了。尼卡高兴得大笑起来，拔腿奔向小河去洗澡。
他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还在服苦役，原判绞刑，后蒙皇上特赦，改为苦役。他母亲是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一位乖张任性的公爵小姐，而且也还年轻貌美。她总是为一些事情所着迷，例如暴动、暴乱分子、激进的理论、著名演员、贫穷的失意者。
她疼爱尼卡，把他的正名英诺肯季变着法儿叫，想出一串别人想不出的稀奇古怪的爱称，像什么“英诺契克”，或叫“诺钦卡”；母亲常带他到梯弗里斯娘家去炫耀。那里，在他们所住的庭院中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株粗大的热带树。宽阔的叶子犹如大象的耳朵，把院子上空南方炎热的阳光都挡住了。尼卡总感觉这棵树不是植物，而是一只动物。
尼卡用父亲可怕的姓氏是危险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让尼卡改用母亲娘家的姓。
尼卡躲在床底下，对天下一切忿忿不平的时候，他也想到要他改姓这件事：伊万·伊万诺维奇凭什么干涉人家的事，他算老几！他尼卡要狠狠教训他一番。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她凭着十五岁了，就可以谁也不放在眼里吗？她对他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对一个小孩子！他也要给她点厉害看！“我讨厌她，”他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我要杀了她！我让她跟我去划船，然后淹死她！”
妈妈也不怎么样。她当然是骗了他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临走时，她说她去高加索，其实到了下一站她就转车北上去彼得堡。现在她倒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同大学生一起和警察干仗，而他却只能在这穷乡僻壤给活活地闷死。他可饶不过他们。他要把娜佳淹死，自己从学校逃跑，去西伯利亚的父亲那儿策划一次暴动。
池塘四周长满了睡莲。小船摇进睡莲丛里，发出干爽的簌簌声。不长睡莲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泓塘水，就像西瓜切成三角瓣渗出来的瓜汁。
尼卡和娜佳摘起了睡莲。两人同时抓住一株睡莲，莲茎柔韧难折。一使劲他们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脑袋一碰，船就像用篙撑了一下，猛地滑到了岸边。边上的睡莲被小舟碰得东倒西歪。朵朵白莲花，带着黄中透红的花芯沉进水里，挂上滴滴答答的水珠又从水里钻了出来。
娜佳和尼卡不歇手地采着睡莲。小船倾斜着，他们两人几乎是趴在船帮上采花。
“我念书念腻了，”尼卡说，“应该独立生活了，我要去挣钱，到社会上去。”
“可我正好要问你二次方程式呢。我代数学得太差，糟得差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话里有刺。不用说，她是要他有自知之明，提醒他人还小。什么二次方程式呀，他还没有接触过代数呢！
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但他不露声色，故意装得很平静，问她说：
“等你长大了，准备嫁给谁？”
他问时心里明白，自己问得多么愚蠢。
“噢，这还太早，我大概谁也不嫁，我现在还没想这事。”
“你可别胡思乱想，以为我对这有兴趣。”
“那你为什么要问？”
“你真笨！”
他们争吵起来，尼卡心头又泛起对女性的厌恶。他吓唬娜佳说，如果她再胡说八道，他要淹死她。娜佳说：“你敢！”他拦腰抱住她。两个人就扭打起来，小船失去平衡，两人一起掉进水里。
他们俩都会游泳，可是莲茎缠着他们的手脚，他们却又够不着底。最后，两人踩着厚厚的淤泥，总算爬上了岸。水从他们鞋子和口袋里不停地往外流。尼卡尤其觉得疲乏。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以前，即使今年春天吧，他们从河里上岸后，湿淋淋地坐在那里，非吵吵闹闹不可，不是相互骂架，就是哈哈大笑。
可是现在他们默不作声，气喘吁吁地坐着，为刚才荒唐的举动感到沮丧。娜佳十分恼怒，气得一言不发，尼卡浑身酸痛，好像吃了人家的棍子，被打断了肋骨。
最后，娜佳像个大人似的心平气和地说道：“你是个疯子！”他也同样用大人似的口气说：“请原谅。”
他们上岸回家了，就像两只盛着水的木桶，一路滴滴答答地淌着水。他们回家要经过那条多蛇的灰土山坡，早上，尼卡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看见一条蛇。尼卡想起了夜里那种神奇的亢奋，想起了黎明时分，也想起了早上自己显示的神力，他居然能对大自然发号施令。“现在我该对大自然下道什么命令呢？”他想道。现在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他觉得他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他能和娜佳再掉进池塘里去。他此刻多么想知道，这事将来是否还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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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节，东正教的节日，在俄历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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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维约夫（1846—1879），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79年4月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处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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