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俄日战争还没结束，另一些事变突然压过了战争。革命浪潮席卷俄罗斯大地，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猛烈。
这时，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孀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吉莎尔，带着两个孩子从乌拉尔来到了莫斯科。她是一个完全俄罗斯化了的法国女人。儿子叫罗佳，女儿叫拉拉。她把儿子送进军官武备学校，把女儿安排到女子中学。拉拉正巧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莎尔太太的丈夫留给她一笔有价证券。以前证券行情不断地上涨，如今却一天天下跌。为了防止坐吃山空，也免得自己闲住无聊，吉莎尔太太在凯旋门附近，从女裁缝列维茨卡娅的后代手里，买下了一个不大的缝纫店。店铺仍沿用老牌子，原来那些主顾仍照应着，店里的设计师和学徒女工，也都一并留用。
吉莎尔太太是采纳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意见才买下这个缝纫店的。他是她丈夫的朋友，自己的靠山。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头脑冷静的实业家，对俄国工商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她这次从乌拉尔到莫斯科来，也是事先和他商量好的。他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租好房间，驱车经过莫斯科市区把他们送到军械胡同“黑山旅店”带家具的房间。是他劝吉莎尔太太把罗佳送进武备学校，把拉拉送到他推荐的一所女子中学。他心不在焉地和罗佳随便开玩笑，对拉拉却盯着看，弄得她羞红了脸。
<h2>二</h2>
他们在“黑山旅店”住了一个月光景，然后又搬迁到缝纫店近旁的一套不大的三居室寓所。
这一带是莫斯科最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马车夫聚集的下流地方，整条街都是妓院、赌场、贼窝和堕落场所。
罗佳和拉拉对房间里的龌龊、臭虫和破旧家具并不太在意。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穷日子。孩子们听惯了母亲的诉苦和哭穷。他们自知自己并不是街头没有教养的孩子，但是内心深处对有钱人怀着一种怯懦心理，就像孤儿院的孩子。他们的母亲是这种怯懦自卑心理的活生生的榜样。阿玛利娅·吉莎尔是个三十五岁左右、体态丰腴的金发妇人。她不是犯心脏病，就是弄出一些蠢事来。她胆小如鼠，特别害怕男人。因为胆小又没有主意，她常常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旅店”，他们住在二十三号房间。二十四号房间自从旅店开业以来，一直住着一个叫特什克维奇的大提琴手，他是个老好人，秃头上戴着假发，脸上总是汗津津的样子。他想劝说别人时，总像祈祷似的双手合十。在交际场合或是音乐会上演奏时，他总是向后仰头，双目充满灵感地朝上望着。他极少在家，整天呆在大剧院或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有时互相照应照应，也就熟悉、亲密起来。
科马罗夫斯基来访的时候，孩子们在一旁，阿玛利娅·吉莎尔觉得很不方便。特什克维奇出门，就把自己房门的钥匙留给她，让她在那儿接待自己的朋友。不久以后，吉莎尔对邻人甘于自我牺牲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好几次哭着去敲他的门，要求保护，免得遭到那位庇护人的欺侮。
<h2>三</h2>
缝纫店是幢平房，离特韦尔街口不远。布列斯特铁路也就在附近。旁边是铁路职工的宿舍、机车车库和仓库。
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奥利娅·杰明娜也住在职工宿舍里，她是莫斯科货运站一名职工的侄女。
她是个能干的学徒工。缝纫铺以前的老板娘就很赏识她，现在的新店主也对她颇有好感，奥利娅·杰明娜很喜欢拉拉。
店里的一切都和原店主列维茨卡娅在时一模一样。疲惫的女工在机台上飞快地挪动双手，脚踩着踏板，缝纫机发狂般地飞旋。有的女工坐在桌旁，静静地缝着，手指捏着针，一次次把线拉出很远。布头布屑扔得满地都是。在车间里说话，必须提高嗓门，否则就压不过机器的响声和窗拱下鸟笼里金丝雀婉转的歌唱。金丝雀取名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这名字的秘密，已经由原先店主带进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定做衣服的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围在堆满杂志的桌旁。她们站的站，坐的坐；有的倚着什么半站半坐，模仿画上的姿态；大家研究时装式样，商量着衣服的款式。在另一张桌后的经理座位上，坐着阿玛利娅·吉莎尔的助手，高级裁剪师法因娜·费季索娃。她瘦骨嶙峋，肌肉松弛的凹陷的双颊上，长着一个个肉疣。
她用焦黄的牙齿咬着骨制烟嘴，眯着一只发黄的眼睛抽着烟，鼻孔和嘴巴都喷出一股股黄烟，同时一只手还不停地在本子里记下尺寸、单据号码以及挤在店堂里的顾客们的地址和要求。
阿玛利娅·吉莎尔在缝纫铺里是个新手，也没有经验。她觉得自己还算不上名副其实的女店主。但店里的人都很老实，费季索娃也是可以信赖的。可是时局动荡不安，阿玛利娅·吉莎尔对将来的情况不敢多想，总觉得前途渺茫，干什么事总不很顺手。
科马罗夫斯基常来店里看看。他穿过店堂到吉莎尔太太家里时，顺便总要吓一吓那些试穿新衣的摩登女郎。她们一见他来，赶紧躲到屏风后面去，在那儿嬉笑着，回击他放肆的玩笑。女裁缝们则不满地讪笑他，在他背后悄悄说：“大人亲临啦！”“她的那个来啦。”“阿玛利娅的情郎。”“水牛。”“色鬼。”
大家最讨厌的是他的那条叭儿狗杰克。他有时就用皮带拴着它带来店里。这条狗直往前冲，扯得他走路跌跌撞撞。他两手前伸，攥住绳子，跟着狗朝前跑，倒像是个给人牵着的到处乱撞的盲人。
一年春天，杰克咬了拉拉的脚，还撕破了她的长筒袜。
“我要把它弄死，这条恶狗。”奥利娅·杰明娜孩子气地恨恨地对拉拉耳语说。
“是啊，这条狗真可恶极了。可是，傻姑娘，你有什么办法呢？”
“轻些，别嚷嚷，我来教你。复活节时不是有石头做的圆蛋吗？你妈妈五屉柜上就有……”
“嗯，有，有大理石的，有玻璃的。”
“对了，就是那个。你低下头，我附耳说。把那东西拿来，在猪油里蘸一蘸，外面就粘上层猪油。那癞皮狗，把它们全部吞下肚去，那条笨狗，恶鬼，就完蛋了！来个四脚朝天！它就没命了！”
拉拉笑了，心中不免暗暗羡慕：这姑娘虽然穷，可是自食其力。老百姓的孩子懂事早。可你看，她还那么天真，那么孩子气呢。什么鸡蛋呀，杰克呀……真亏她想得出来。拉拉又暗自思忖：为什么我摊上这样的命呀？什么都明白，对什么都放不下心来！
<h2>四</h2>
“事实上妈妈是他的……怎么说呢……事实上他又是妈妈的……这字眼很难听，我不想说。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神打量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拉拉十六岁刚过，但已完全发育成熟了，看上去能有十八岁，甚至更大一些。她聪慧，性格随和，长得水灵俊俏。
她和罗佳都明白，生活中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他们和游手好闲、家境富有的人截然不同。没有时间早早琢磨如何去钻营，也没有时间空想实际上与他们无缘的东西。非分之想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姐弟俩懂得他们一家能有今日很不容易，他们知道要想有出头之日，需要给人良好的印象。拉拉学习好——不是出于抽象的求知欲，而是因为要想免交学费，必须成为优秀生，为此必须努力学习。拉拉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洗碗刷碟也手脚麻利，还在店里帮忙，替妈妈出去办事。她举止文雅娴静。她身上的一切：轻盈迅速的动作、身材、声音，灰眼睛和浅色秀发，都非常和谐、雅致。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每逢假日早上可以睡睡懒觉。拉拉两手枕在头下，仰卧在床上。
缝纫店里静得出奇。临街的窗子开着。拉拉听见远处一辆四轮马车从鹅卵石马路上了有轨马车的轨道，难听的辘辘声变成了车轮畅快的滑动声。拉拉想道：“我应该再睡一会儿。”城市的喧嚣就像摇篮曲一般催她入眠。
此时拉拉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她感觉到了自己的个头，自己的卧姿，这感觉来自凸出的左肩，来自右脚的拇指。这是她的肩和她的脚，其余全是她本来熟悉的，她的心地、品格；它们深藏在她俊美的身材里，热切地向往着未来。
“应该再睡着一会才好，”拉拉想着。与此同时，脑子里却浮现出朝南的马车店此时的情景。马车行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停着一辆辆准备出售的大马车，装着多棱的玻璃车灯，配着熊皮坐垫，多么豪华！拉拉继续想象：再往前走，在兹纳缅兵营里，龙骑兵正在操演。威风凛凛、昂首阔步的高头大马在跑圈。骑手们跑步跃上马背，时而慢步走，时而小跑，时而奔驰。兵营围墙外，一群孩子和他们的保姆、乳娘们张大着嘴惊讶地看着骑兵操练。
拉拉想：再往前就是彼得罗夫大街。“拉拉，你怎么啦！你想到哪去了啊！我不过是要让你看看我住的房子。何况我家离这儿不远。”
那天是奥莉加的命名日。她是科马罗夫斯基在马车行里的朋友的小女儿。为了庆祝奥莉加过命名日，大人们要快活地聚会一番，跳跳舞，喝点香槟。他邀请了妈妈，但她不舒服去不了。妈妈说：“你把拉拉带去吧。你不是经常对我说，‘阿玛利娅，要照顾好拉拉。’好啦，现在由你来照顾她吧。”好个照顾啊！哈—哈—哈！
华尔兹舞简直叫人神魂颠倒，旋转，不停地旋转，什么也不需要想。舞曲声里，不知不觉过去了许多时光，就像小说里描写的生活一样。可乐声一停，你就会感到似乎出了什么岔子，好像被人当头浇了一桶冷水，或是没穿衣服让人撞见了。此外，你允许别人同你如此亲热，是因为你想显示自己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以前她从来没想到他舞跳得这么好。他的手多么灵巧，非常自信地搂着她的腰！但是以后她决不允许别人这么吻自己。她简直难以想象，当别人嘴唇久久地贴在她唇上时，竟然这样厚颜无耻。
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永远不干了。不能再装作天真无邪，不能再摆出可怜又可爱的样子，不能再羞答答地垂下眼帘。这样总有一天会惹出祸来。那条可怕的界线，已近在咫尺。跨前一步，就会坠入深渊。再不要想舞会了，那是万恶之源，要断然拒绝。可以推说没学过跳舞，或是说拐了脚脖子。
<h2>五</h2>
秋天，莫斯科铁路枢纽各条线路上，掀起了罢工风潮。莫斯科喀山线开始罢工。莫斯科布列斯特线也要起而响应，罢工决定已经作出，但线路罢工委员会在宣布罢工的日期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铁路职工都知道要罢工，现在只需要表面上有个导火线，好让罢工自发地开始。
这是十月初的一个阴冷的早晨，也是铁路上发薪的日子。但会计科好半天也不见动静。后来，一个小男孩到办事处来了，手里拿着工资表、发薪通知单和一大叠为扣薪水收缴来的劳动册。开始发薪了。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徒弟、车场清洁女工，都来领工资。铁路枢纽站上，一边是车站、厂房、仓库和铁轨，另一边是一排排办公木房，中间隔着一大长条空地。人们顺着这条空地纷纷来到办事处领薪水。
城里已是初冬景象，空气中飘着踏烂的槭叶味和湿雪的潮湿味，还可以闻到火车头的煤烟和车站地下餐室刚烤好的热乎乎的燕麦面包的香气。铁路工人摇动展开或卷起的信号旗，指挥着列车编组。一趟趟列车在小旗指挥下开进开出。值班员嘟嘟地吹出种种不同哨音，挂钩员吹着他的小哨子，火车头发出低沉的笛鸣。各种声音高高低低，在车站里响成一片。烟柱仿佛没有尽头的梯子插向天空。火已烧旺的机车马上准备开车了，蒸气的热雾裹向寒冷的冬云。
铁路段长、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车站区段筑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安季波夫，在路基旁来回踱步。安季波夫一直埋怨维修部门卸给他更新路轨的材料不合规格。维修部门都听腻了。安季波夫认为钢的韧度不够，铁轨经受不了弯度测试。安季波夫估计，在严寒下铁轨会断裂。但是铁路局对安季波夫的意见置若罔闻，大概有人在这上面捞到了好处。
富夫雷金穿着镶有铁路制服饰边的高级皮毛大衣，敞着怀，里面是一件新哔叽西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步子，一边欣赏西服前襟的线条、笔挺的裤线和脚上那双款式高雅的皮鞋。
安季波夫说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富夫雷金像有什么心事，过不一会儿就掏出怀表来看看，好像急着要去哪儿。
“是这样，是这样，老弟，”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安季波夫，“可是你说的情况只有在主要路段，或是在运转频繁的直达区间才可能发生。你别忘了，你那是什么区段呀？不过是个备用线，再不就是终端线，满地长着牛蒡草和荨麻，那里顶多搞空车编组或是调车罢了。有什么可不满的！你简直疯了！那儿连这种铁轨都没必要，铺些木轨都可以对付。”
富夫雷金看了一下怀表，咔嗒一声合上表盖，就专注地眺望前面那条连接铁道的公路。远远地，在公路拐弯处驶来一辆四轮马车。这是富夫雷金的私人马车。他太太接他来了。马车夫勒紧缰绳，马紧挨路基停下来。可是马见了铁轨害怕，马车夫用女人尖嗓吆喝着，好像保姆呵斥不听话的孩子。马车一侧坐着个漂亮女人，漫不经心地靠在软垫上。
“行了，老弟，咱们以后再谈吧，”段长说罢，挥了一下手，意思是：顾不上你说的那些道理了，有比这更重要的呢。他们夫妇俩乘车走了。
<h2>六</h2>
约莫三四小时以后，天已经擦黑，大路旁的地里冷不丁冒出两个人影，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他们不时回头张望，很快就走远了。这是帕维尔·安季波夫和基普里扬·季韦尔辛。
“咱们走快些，”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担心密探跟踪我们，只怕地窖里那帮人就要扯完皮，追上我们。我真见不得那帮人。要是大家都这样扯皮，何必白费劲呢。何必设立委员会呢。又要玩火，又想保险！你也够意思，居然和尼古拉耶夫斯卡娅支持这种举棋不定的人。”
“我老婆达里娅得了斑疹伤寒。我要送她去医院。在送她去医院之前，我什么事也干不了。”
“听说今天发薪，我现在要去一趟办事处。今天要不是发薪，上帝在上，我才不理你们这一套呢。我要一分钟也不耽搁，用强制手段结束这场争吵。”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我到锅炉房去拉响汽笛，一切全成定局了！”
他们俩告别后就分手了。
季韦尔辛穿过铁道往城里去。迎面走来一个个从办事处领了薪水的人，人数很多，他估计车站的人差不多都领了薪水。
天渐渐黑了。好些闲散工人，聚集在办事处外面路灯下的平台上。平台进口处，停着富夫雷金那辆四轮马车，富夫雷金娜还是以刚才那个姿势坐在车上，倒像从清早一直没下过车似的。她正等着去办事处领薪水的丈夫。
这时忽然下起了湿漉漉的雨夹雪来。马车夫从前座下来撑起皮车篷，他用脚顶着车尾，用力把很紧的篷撑杆扳直。这时富夫雷金娜正欣赏办事处路灯下飘洒着的银白色的雪片和雪珠。她沉浸于幻想的目光从那群工人的头上掠过，不眨眼地凝神望着，仿佛需要的话，她这目光毫不费力就能穿透这群工人，像透过雾霭和迷濛濛的细雨一般。
季韦尔辛偶然一瞥，看到了她的眼神。他感到十分厌恶，没同富夫雷金娜打招呼便走了，准备晚点去领薪水，免得在办事处遇上她的丈夫。他朝晦暗的厂房那边走去，黑乎乎的转车台隐约可见，那四周是一条条通向机车库的铁轨。
“基普里扬·季韦尔辛！”暗处有好几个人在喊他。厂房门前站了不少人。屋里有个人扯着嗓门直嚷嚷，还听见有一个孩子在哭。人群中一位妇女说道：“基普里扬·季韦尔辛，您帮帮这孩子吧。”
老师傅彼得·胡多列耶夫又在毒打他的出气包小徒工小奥西普。
胡多列耶夫原来并不是爱虐待手下人的恶魔，不是酒鬼，也不是打架不要命的人。他曾经是个仪表堂堂的工匠，莫斯科城外工场手工业区的商人和神甫的姑娘们都对他有好感。他当时向一个女子神学校的毕业生——也就是季韦尔辛的母亲——提过亲，但她没有答应，嫁给了他的朋友火车司机萨维利·季韦尔辛。
一八八八年，萨维利·季韦尔辛惨死在一次尽人皆知的车祸中：火车相撞，他被烧死。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丧夫后的第六年，胡多列耶夫又来追求她，但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再次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开始酗酒闹事，他认定自己的种种失意，都是这世界的罪过，他要向这世界报复。
小奥西普是季韦尔辛家看门人的儿子。季韦尔辛在工厂里总是护着这孩子，这就更引起胡多列耶夫对他的不满。
“你锉刀也不会拿了，笨蛋，”胡多列耶夫吼叫着，揪着小奥西普的头发，捶着他的脖子。“难道铸件能这么锉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存心要糟蹋我的东西？你这个吊眼鬼，异教徒！”
“哎哟，下次我不了，好叔叔，哎哟，我不了，不了，哎哟，疼呀！”
“我给他说过一千次，先要对好机床头，然后再拧紧卡盘，可他就不这么干，差点没把我的主轴弄断，这狗娘养的。”
“主轴我碰都没碰，好叔叔，真的，我碰都没碰。”
“你凭什么虐待这孩子？”季韦尔辛挤过人群问道。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少管闲事！”胡多列耶夫出言不逊。
“我问你，凭什么你要虐待这孩子？”
“我告诉你，趁早滚开，你这个瞎指挥的社会主义者！这下流东西打死他还便宜了他呢，差点把我的主轴弄断了，这吊眼鬼！他现在没死还得给我叩头呢，我只不过拧了拧他的耳朵，揪着他的头发教训了几句罢了。”
“怎么，照你的意思，他该杀头呀，胡多列耶夫大叔？你真不害臊。这么个老师傅，这么把年纪，头发都白了，可是脑子一点也不开窍。”
“你走吧，我告诉你，趁早快走。你敢来教训我，我揍死你，狗东西！你这野杂种就是在铁路上干出来的，就在你老子鼻子底下干的。你妈这个骚娘们儿，我可知道她的底细，丑婆娘，下贱的娼妇！”
接着发生的事只用了不到一分钟：两人随手抄起车床台架上的大家伙和铁块。要不是人们赶紧拥上去把他俩拉开，两人必死无疑。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脸色煞白，眼睛通红，梗着脖子，两个额头几乎要相撞。他们气得直呼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的手被大家从背后紧紧揪住。隔不一会儿，他们憋足劲想挣脱出来，拼命扭动身子向前冲撞，把拽住他们的同事们拖向前去。衣服上的纽扣、领钩一个个掉了下来，上衣和衬衫都扯开了，露出光肩膀。人们围着他们，大呼大叫个不停。
“凿子！夺下他手里的凿子！要砸烂脑袋的！”
“别动，别动，彼得大叔，要不然会拧坏胳膊啦！”
“怎么，咱们老跟他们这么耗着吗？把他们拉开关起来就完事了。”
突然季韦尔辛使出一股子非凡的力量，甩掉揪住他的那一大帮人，一下子冲到了门旁。大家奔过去要逮他，但发现他根本不想打架，就任他去了。他嘭地一摔门，出了厂房，头也不回大步走了。漆黑、潮湿的秋夜吞没了他。“你想着为他们好，可他们老想着给你捅刀子。”他嘟哝着，漫无目的地朝前乱撞。
这是个卑鄙虚伪的世界，锦衣玉食的阔太太望着一个劳动者，就像看着一个蠢材、傻瓜；而一个社会的牺牲品——堕落的酒鬼，竟然欺侮自己人，从中寻求满足。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仇恨这个世界。他加快了步子，仿佛匆忙的脚步，能使他现在紧张的脑海里憧憬的和谐合理的世界早日到来。他知道，他们近日来的种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这一切都是未来的巨大斗争的具体步骤。但现在他激动到了极点，急不可耐地希望一口气跑完这场斗争的全程。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往哪里走，只是大踏步地朝前去，可他的双腿却十分清楚要将他带往何方。
过了很久，季韦尔辛才得知在他和安季波夫离开地窖以后，会议就通过了决议：当天晚上开始罢工。罢工委员会立即进行了分工，规定谁去哪儿，到哪儿去控制什么岗位。机车修配厂响起嘶哑的汽笛声，季韦尔辛觉得这声音好像发自他内心深处。汽笛声愈来愈清晰、响亮。这时从机务段和货运站出来的人群，已经离开进站信号机朝市区走去。季韦尔辛也拉响了锅炉房的汽笛，工人扔下手里的活跑到外面。这批人和前面的工人汇集到一起。
多年来季韦尔辛一直以为，那天晚上的罢工以及铁路运输的中断，靠的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只是在很久之后的审讯中，当他被指控参与罢工，而不是挑唆罢工时，他才明白过来。
汽笛拉响后，工人们从厂房里跑出来问道：“拉汽笛让我们去干什么？”有人在黑暗中回答说：“你又不聋，没听见是报警吗！去救火。”“可火在哪儿？”“总有地方着火了，要不然不会报警的。”
又有许多人走了出来，摔得房门乒乓直响。听到另有人在说：“听他瞎说呢，什么着火！乡巴佬！这叫罢工，懂吗？这是套，这是轭，别想让我再当牛马！伙计们，回家去吧。”
人聚得愈来愈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h2>七</h2>
直到第三天，又困又乏的季韦尔辛才回家，胡子几天没刮，冻得直哆嗦。昨天夜里气温突然下降，比往常早冷了好些天，而季韦尔辛还穿着秋装。在大门口，看门人吉马泽金迎上了他。
“谢谢您，季韦尔辛老爷，”他一迭声地说道，“亏了你小奥西普才没遭罪，我要一辈子为你祈祷。”
“吉马泽金，你疯了，我怎么是老爷呢！你可别这样叫啊。有什么事快说，天冷得很呢。”
“冻不着你，你家暖和着呢，季韦尔辛。昨天我和你妈妈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货运站给你们弄来好多劈柴，棚子里都堆满了，全是白桦，好木柴，干着哩。”
“谢谢你，吉马泽金。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吧，你瞧，我都冻僵了。”
“我想说的是，季韦尔辛，你别在家过夜，得躲一躲啊。岗警来问过，警察分局长也来打听，谁常上你这里来。我回答说没人来。要有的话就是你的帮手，再不就是机车组和铁路上的人有时来走走。要说别的什么不认识的人，那可从来没有！”
季韦尔辛是个单身汉，同母亲和一个成家的哥哥住在一起。他们住的房子属于隔壁的圣三一教堂。
这里还住着一部分教士，还有卖水果和卖肉的两个合作社社员，他们在城里既做批发买卖又零售。但房客中的绝大部分是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的小职工。
这是一幢带有木回廊的砖房。回廊中央是肮脏的烂泥地院子。由回廊向上，是木板楼梯，梯子又脏又滑，发出一股猫腥和酸白菜味，紧挨着楼梯口是厕所和上着锁的贮藏室。
季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在瓦峰谷地方负了伤，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他，准备亲自接他回来。季韦尔辛家是铁路工人世家，他们出门很方便，凭职工免费票，可以到俄罗斯任何地方。现在家里人少，很安静，只有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层，门外走廊上放着一个水桶，由运水工给他们送水。季韦尔辛上了二层，发现桶盖掉在一旁，一只生铁杯子冻在冰层上。
“一定是普罗夫干的，”季韦尔辛想着微微一笑。“他酒总也喝不够，像无底的酒坛子，也不怕烧坏肠子。”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位诵经士，年纪不大，身材魁梧，是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的远亲。
季韦尔辛把杯子从冰上拔下，盖好桶盖，拉了拉门铃。屋里的一股热气和饭菜香扑面而来。
“烧得好暖和，妈妈。暖融融的，真舒服。”
妈妈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哭了。他抚摸着她的头，过了一会才轻轻推开她。
“胆子大才能成事，妈妈，”他低声说，“我这条铁路从莫斯科直到华沙全停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哭啊。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呀！孩子，你最好躲到远处去。”
“你那个可爱的人，那个心上人，胡多列耶夫差点儿没砸碎我的脑袋。”他本想逗她笑的。她没听懂玩笑，认真地回答说：
“笑话他可是罪过，你该可怜他才是。没治的酒鬼，堕落的灵魂。”
“帕什卡·安季波夫，就是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被人抓走了。夜里来人抄了家，翻箱倒柜。早上把他带走了。可是他家里的达里娅，得了伤寒，正躺在医院里呢，就剩在实科中学念书的儿子小帕沙，和那聋子姨妈住在一起，还要赶他们走，不让住。我觉着应该让孩子到我们家来。普罗夫来干吗？”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我发现木桶开着盖，上面有个杯子，我想准是酒鬼普罗夫喝了水了。”
“你真机灵，亲爱的，说的不错。是普罗夫，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来过。跑来想借点劈柴。我借给了他。哎呀，我都闲扯些什么呀！我全给忘了，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你知道吗？沙皇陛下签署了一个宣言，今后一切都要焕然一新了，谁也不再受欺压，土地分给农民，大家都和贵族一样平起平坐。你想想，这份已签了字的命令，只等着公布了。主教公会下来了新的要求，在祷告时加上对皇上的祝福。我可不是胡说，普罗夫对我讲的，可我给忘了。”
<h2>八</h2>
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安季波夫被捕，妻子达里娅病倒在医院里，他们的儿子帕沙·安季波夫搬到了季韦尔辛家里来住。帕沙是个眉清目秀、干净整齐的男孩，淡褐色头发分梳着。他不时用刷子梳平头发，整好上衣，系正装有校服扣环的宽皮带。帕沙爱逗人发笑，而且善于观察。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所见所闻，十分滑稽。
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公布不久，就策划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路线从特韦尔城门起到卡鲁日城门。但这次游行却没搞成，应了一句俗语：“人多嘴杂事难办”。发起游行的好几个革命组织互相争吵起来，一个接一个地退出。等到他们知道原定游行那天早上，人们还是上了街，又连忙向游行示威群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顾儿子基普里扬·季韦尔辛的劝说和反对，也去参加了游行，还带上了快活的、好说话的小帕沙。
那是十一月初一个寒冷而干燥的日子。阴沉的天空就像悬着一个大铅块凝然不动。空中零零星星的雪花忽东忽西飘舞着，慢慢落到地面，道路的沟坎里聚起毛茸茸的灰色雪尘。
人们顺着大街往低处拥去，真是一片混乱。闪过一张张脸，一件件棉大衣和一顶顶羊皮帽子；有老人和孩子，穿制服的铁路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皮外套的电车修理厂和电话局的工人，还有男女中学生和大学生。
他们唱着《华沙工人进行曲》、《你们光荣牺牲》和《马赛曲》。唱了一阵，那个在队伍前面一边退着走一边挥动帽子的指挥，突然戴上帽子不唱了。他转过了身子，背对着人群，侧耳听着旁边几个领队在说些什么。歌声乱了拍子，停了下来。这时只听见游行队伍数不清的脚踏在马路薄冰上的咔嚓声。
原来，有人好心跑来报信，告诉游行的领头人说，哥萨克骑兵正埋伏在前面。这一消息是通过电话传到附近一家药房的。
领头的几个人说：“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现在要马上占领路旁一幢公共建筑物，然后告诉大家可能发生危险，让他们化整为零。”
他们开始争论，把游行群众带到哪儿去好。有的人建议去商业协会，有的人提议去高等技术学校，还有的提议去外国记者学校。
他们正在争执不下，前面已经露出一座建筑物的一角。这也是一所学校，完全可以隐蔽游行队伍，不比他们提到的地方差。
当游行队伍走到这幢楼房的前面，几个领头的就跑上大门口的半圆形平台，招呼游行队伍的先头部队停下来。进口处的好几扇大门都打开了，游行队伍全都开了进去，只见一件大氅接着一件大氅，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都拥上了学校正门的楼梯。
“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面只有零星几人喊了几声，但人群依旧继续朝里面拥，有的来到走廊上，有的进了教室。
好不容易把人群带进了礼堂。人们各自坐到椅子上，游行领导人不止一次想对他们宣布说，前面已有埋伏。可谁也不听他们的。他们以为游行队伍所以停下来，开进这座楼里，为的就是请他们来参加临时召开的群众大会，这个会眼下就要开始了。
刚才人们好长时间又走又唱，现在想闭上嘴坐上一会儿，巴不得有人替他们代劳，喊几嗓子呢。对他们来说，眼下主要是舒舒服服休息一会儿，至于台上讲话的几个人意见有何不同，比起休息来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志同道合的。
因此，最受群众欢迎的，倒是不使人疲倦的、听不听由你的最糟糕的演讲人。他的每句话都赢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谁也不因为他的话被掌声淹没而感到遗憾。他们因不耐烦才急于表示同意，高喊“无耻”，还拟出了抗议的电报，而后突然间，人们听腻了演讲人单调的声音，全都不约而同地一拥而出，把演讲人丢在台上，又是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一排接着一排，蜂拥着下了楼梯，来到街上。游行队伍又继续出发了。
人们开大会的时候，外面落起大雪，马路变成一片白色。雪越下越大。
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游行队伍后面的人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忽然从前面传来越来越响的呼喊声，很像刚才欢呼“乌拉”的声音。“救命呀！”“打死人啦！”的尖叫，和其他许多声音混成一片无法分辨。几乎与此同时，人群惊慌地朝两旁躲闪。骑兵冲进呼喊着的人群闪开的狭窄通道；马头、马鬃、挥着马刀的骑兵，一个接一个飞快地无声地冲过去。
半排骑兵冲过去后，掉转马头，重新整好队，又从游行队伍的尾部冲进人群。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之后，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人们四散奔逃，躲进了胡同。雪下得小了些。那天傍晚外面干爽得就像一幅炭画。沉入屋后的太阳，突然从屋角射过来一束束余晖，仿佛用手指触点着街上一切红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色帽冠，一面倒在地上的红旗，雪地上一道道的血迹和斑斑点点的血滴。
马路边上，有一个头部被砍伤的人，不停地呻吟着匍匐向前。几个骑兵为追击游行者，冲到了街尾，现在又排成一列往街口走去。在马蹄底下，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窜来窜去寻找小帕沙，她头巾滑到了后脑勺，声音嘶哑地喊着：“帕沙，小帕沙！”她的声音整条街都可以听到。
游行时，帕沙一直跟她在一起，一面还绘声绘色学着最后一位演讲人的样子，逗得玛尔法直笑。龙骑兵冲过来，在一片混乱中他突然不知去向了。
在混乱之际，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也挨了一鞭子。虽然，她那件棉背心很厚，没觉得痛，但她向走远的骑兵举起拳头，骂了几句。她气愤的是，他们竟敢当众抽打一个上了年纪的妇道人家。
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焦急地向马路两旁搜寻。突然间，她高兴地发现男孩正在对面人行道上。那里，在卖殖民地商品的小铺和另一幢砖房之间凹进的角落，还躲着一群过路的闲人。
一名在人行道上巡逻的龙骑兵，看到这伙惊慌的人群觉得可笑，就策马把人们挤进墙角里，自己在墙角前面表演起了马戏。他骑在马上急转圈，让马用后腿旋转，又催马后退几步，而后像马戏团那样慢慢让马用后腿立起。忽然他发现前面别的龙骑兵已经回来了，于是双腿一夹马肚，跑了几步就回到了队伍里。
被截在墙角里的人也散了。刚才吓得不敢吱声的帕沙，赶紧朝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奔了过去。
他们一起往家走。一路上，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停唠叨：“十恶不赦的杀人魔鬼，伤天害理的刽子手！皇上给人们自由，大家多高兴，可这些家伙忍不住了，他们非要把什么都糟蹋了，什么话都要颠倒过来不可！”
她愤恨龙骑兵，愤恨周围的世界，甚至对自己儿子也有气。她一时气急败坏，觉得现在惹出这场大祸，都是她儿子那帮糊涂虫的罪过。她骂他们是自作聪明，是冒失鬼。
“好毒的眼镜蛇！他们这些疯子想干什么？谁都不明白！就会骂呀，吵呀。还有那个说起来没完的家伙，小帕沙，你怎么学他来着？孩子，你再学一遍。哎唷，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简直一模一样，太像啦。叨叨个没完。呸，多叫人讨厌，嗡嗡个不停，像只大马蝇！”
到了家里，她把儿子狠狠骂了一通，说什么她这把年纪了还要挨那骑兵鬼东西的鞭子。
“您倒是怎么啦，妈妈！难道我是哥萨克的骑兵队长，或是宪兵队长吗？”
<h2>九</h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窗口看到人们到处逃窜。他知道这是参加游行的人。他朝远处注意地看了一阵，看看这些人里会不会有尤拉或别人。可他没看到什么熟人。只觉得有个跑过去的人，好像是杜多罗夫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了他的名字）。这个不要命的年轻人，不久前刚从左肩取出一颗子弹，现在又到不该去的地方惹是生非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这里的。他在莫斯科没有住处，又不愿去旅馆，就借住在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斯文季茨基家里。他们安排他住在阁楼拐角的一间书房里。
这幢二层的厢房，对没有子女的斯文季茨基夫妇来说太大了。这是已故的老斯文季茨基夫妇很早以前向多尔戈鲁基公爵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这个大院包括三个院落、一个花园和凌乱坐落在园中的好几幢风格迥异的楼房。大院共有三个大门，通向三条不同的巷子。很早以前人们就管它叫穆奇大院，一直沿用了下来。
阁楼那间书房，虽有四个窗子，仍觉光线不够充足。屋里摆满了书籍、文书、地毯和版画木刻。书房外面有一个围着屋角的半圆形阳台。一到冬天，通向阳台的双层玻璃落地长窗就需要严严实实地封上。
从书房的两扇窗子和玻璃长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面一条长巷：路面上有长长的雪橇轨迹，两旁是参差不齐的房屋和歪歪斜斜的栅栏。
雪青色的树影，从园子里投进了书房。树干也向房里窥视着，仿佛想将枝条移到地板上来。枝条上的厚霜，就像蒙着细长的紫色的蜡泪。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倚窗望着小巷，回想起去年在彼得堡度过的冬天，想起了加邦神甫、高尔基，想起了访问维特部长、一些时髦的现代作家的情景。现在，他摆脱了这种种纷扰，躲到最早成为首都的莫斯科的宁静、安谧中来，撰写已构思好的一部作品。然而计划完全落了空！他跳出了龙潭，却又跌进了虎穴。现在他每天都要演讲、作报告，弄得自己晕头转向。今天去高等女子学校，明天去宗教哲学学会，再不就去红十字会或罢工基金委员会。要能去瑞士，到森林中的僻静处隐居下来，那该有多好。那里有宁静明丽的湖泊、群山和苍穹，那凝寂的空气对任何声响都会引起回音。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窗口走开。他很想出去探望朋友，或者去街上随便走走。但他突然想起，那位托尔斯泰主义者维沃洛奇诺夫有公干要来，他不能离开。于是他便在屋里来回踱步。此刻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甥尤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离开伏尔加河畔那个闭塞小镇搬到彼得堡之后，把尤拉带到了莫斯科去认亲戚：韦杰尼亚平家、奥斯特罗梅斯林斯基家、谢利亚温家、米哈耶利斯家、斯文季茨基家和格罗梅科家。刚去时，尤拉住在一个没有条理的、爱唠叨的老人奥斯特罗梅斯林斯基那里。亲戚们都随便地叫他费季卡。费季卡暗中与养女莫季娅姘居，还自诩为反传统的人、新思想的倡导者。他辜负了亲戚们的托付，甚至手脚不干净，贪污了尤拉的生活费。于是亲戚们又把尤拉安排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教授家，此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家的气氛极好，对尤拉的成长十分有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道：“尤拉、他的中学同班同学米沙·戈尔东和格罗梅科的女儿冬尼娅，在他们家倒像是一个三角联盟，他们三人反复阅读着《爱的意义》、《克莱采奏鸣曲》，完全被童贞的说教迷住了。”
青少年时期应充分体验狂热的纯真，但是他们太过分了，竟弄得自己也糊涂起来。
他们怪得出奇，又充满稚气。使他们激动不安的情欲问题，不知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庸俗”，还把这词儿不分场合地到处乱用。如此用词，大可不必！“庸俗”在他们心目中，既意味着一种本能的要求，也表示诲淫文学，同女人的淫乱，甚至包括了整个性关系。他们每次说到这个字眼，就满脸通红或是脸色煞白。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心想：“我要是在莫斯科，决不会让他们走得这么远。羞耻之心应该有，但有一定的界限……啊，您来了，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欢迎！”他大声说着，走上前迎接客人。
<h2>十</h2>
来者是个胖子，身穿灰衬衫，腰里束着宽皮带，脚蹬毡靴，裤子的膝头隆起两个小鼓包。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太务实的好好先生。夹鼻眼镜用黑色宽带系着，在鼻头上似乎愠怒地颤动着。
他在前室脱衣服就不利索：忘了把围巾摘掉，围巾的一头拖在地板上；软呢圆帽也拿在手上没放下。围巾和帽子使他很尴尬，妨碍他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还影响到他向主人致意问候。
“嗯……哦……”他嘟嘟哝哝不知如何是好，眼睛朝屋子的四周打量着。
“请随便放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这时维沃洛奇诺夫才恢复常态，说起话来。
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在这些追随者的脑海里，托尔斯泰从来不求安宁的天才思想已经平息，并且高枕无忧地入眠了，因此必不可免地日益流于浅薄。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邀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学校演讲，为政治流放犯伸张正义。
“我在那里已经讲过了。”
“是为政治流放犯伸张正义？”
“是的。”
“您还得讲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先推辞了几句，后来就同意了。
维沃洛奇诺夫的事已经办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无意再留他。他本可以起身告辞，但觉得马上就走有失礼貌，告辞前是需说几句亲切自然的话。于是又聊起来，却谈得勉强又不愉快。
“您现在是颓废派吗？热中于神秘主义吗？”
“这怎么说呢？”
“太遗憾了。还记得地方自治局吗？”
“当然。为选举的事我们一起在那儿工作过。”
“还提倡过建立乡村学校，主张办教师进修班，记得吗？”
“当然记得，当时斗争很激烈。后来，您好像去了卫生和社会救济部门？是吗？”
“干过一段时间。”
“哼，现在这帮年轻人，自诩是浮努斯、人们的保护神，我无论如何是不信的。您这么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对民众那么了解的人，居然和他们……我求您别信这一套了……也许我太冒昧。……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呢？”
“您为什么不假思索就这么说呢？我们没争论什么呀。您并不了解我的观点。”
“俄罗斯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浮努斯——以人们的保护神自居的青年人。”
“没人反对这个呀。”
“农民衣不蔽体，饿得浑身浮肿……”
他们俩就这么东拉西扯地说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明知说也无用，但还是解释起来，说明为什么他和某些象征主义派作家有来往，后来又谈到了托尔斯泰。
“在一定程度上我和您是一致的。但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对美越诚，离善越远。”
“难道您认为恰恰相反吗？难道拯救世界要靠美吗？或者靠神秘剧之类的东西？靠罗扎诺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等一等，让我自己来说我的想法。我认为，如果人身上潜伏的兽性可以用威胁来制止，不管这威胁是监牢还是阴间报应，那么人性的最高象征就不是自我牺牲的布道者，而是马戏团里执鞭的驯兽人。可事实是，几百年来使人向高级阶段发展，成为万物之灵的，并非棍捧而是音乐：亦即不可抗拒的非武力的真理，以及真理的具有吸引力的榜样。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福音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戒条里的道德警句和劝诫。可对我来说，重要之点在于基督的箴言都来自普通生活，用日常生活来解释真理。这里依据的思想是：人们虽然是凡夫俗子，可他们的交往是不朽的；生命具有象征性，因为它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