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拉拉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的床上，处于半昏迷之中。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女仆在她周围低声说话。
斯文季茨基家客人已散，房间里都灭了灯。只有长廊式套间的中间的小客厅里，还亮着壁灯，昏暗的灯光投向一前一后的套间。
科马罗夫斯基在套间里走来走去，恼怒地使劲踩着步子，不像在别人家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他时而探头望望卧室，看有什么动静，时而踅回来往另一头走去，经过缀着银色珠串的圣诞树来到餐厅。餐桌上满满登登的佳肴还没动过。每当街上驶过马车，或者桌上窜过一只小耗子，绿色的高脚酒杯就叮叮作响。
科马罗夫斯基此时怒不可遏。他心里充满烦恼和矛盾。这事多丢脸，多不像话，他简直气疯了。如今他的处境岌岌可危。这件事会败坏他的声誉，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及早防止流言的扩散，防患于未然；如果消息已经传开，要在开始时就把它压下去。此外，他再次感到这个无所顾忌的疯姑娘确实令人倾倒。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她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气质。看来他是无可挽回、伤透人心地毁了她的一生。她竭力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命运，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为此她拼命奔突，不断地向命运抗争！
不论从哪方面考虑，他都应该帮她一把。是否给她租间房子呢？但绝不可再去碰她，相反应该回避她，远远地离开她，不要使她犯疑。要知道她可不是好惹的，弄不好还会干出意想不到的事来！
可往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呢！这件事不会就这么了结的。法律没有睡觉，现在还是夜里，离出事还不到两个钟头，可警察局的人已经来过两次。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解释了半天，才把一切对付过去。
可事情越来越复杂。得要提供证据，说明拉拉是朝他打枪，而不是针对科尔纳科夫。即使有了证据，事情也没有完结。拉拉的责任可能减轻些，但她还要受到审讯，她还是有罪的。
毫无疑问，他科马罗夫斯基将尽全力阻挠审讯，如果起诉成功，他将设法弄张精神病医师的诊断，证明拉拉开枪时精神错乱，失去控制，这样诉讼才可以了结。
想到这儿，科马罗夫斯基才开始平静下来。一夜过去了。太阳光束从外面投射进来，从一个套间穿到另一个套间，朝桌子和长椅下面探视着，像窃贼或当铺的估价人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去卧室看了看，知道拉拉并没有好转，就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去找一个熟悉的女律师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她是一个外国政治流亡者的妻子。她的寓所共有八间房，但她用不了这么多，而且花销太大，就租出去两间。其中一间不久前又空了下来，科马罗夫斯基便给拉拉租下来。几小时后，拉拉被送到了这里。她仍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她患了神经性热病。
<h2>二</h2>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偏见，同情和支持一切她所谓真正“进步和有前途的”事物。
在她的五屉柜里，有一本由起草人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挂在墙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德”，在瑞士一次群众游园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照的。他俩都穿着柳斯特林短衫，头戴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生病的女房客，认为她是装病，用心险恶。拉拉昏迷时的呓语，鲁芬娜认为全是假的。她信誓旦旦地说，拉拉是模仿狱中的甘泪卿。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成天乒乒乓乓地用力摔门，大声哼歌，在她那几间屋里旋风似的出出进进，整天敞着门窗换空气，以此来表示对拉拉的鄙视。
她的寓所在阿尔巴特街一幢大楼的顶层。冬至以后，从窗子望出去是一片辽阔的蓝天，像春汛期浩淼无际的河水。半个冬天，这寓所总是充溢着即将来临的春的气息、春的前奏。
习习南风从气窗里送来暖意。火车站汽笛呜呜地吼着。卧病在床的拉拉，百无聊赖地回忆着遥远的往事。
她常常记起他们一家七八年前从乌拉尔到达莫斯科的那个晚上。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往事。
他们乘坐马车从车站穿过昏暗的小巷，穿越莫斯科城到旅店去。街灯迎面照来，然后又落在他们身后，把拱背的马车夫的影子投在墙上。他的影子越变越长，失去了比例，有时把路面和房顶都遮住了，直至忽地消失。然后一切又从头开始。
幽暗的天空中，莫斯科数不清的教堂大钟当当地敲着，地面上来来往往的马车辘辘作响。就连五光十色的橱窗和灯光，拉拉觉得好像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旅馆里，他们桌上摆着个吓人的大家伙——硕大无比的西瓜。这是科马罗夫斯基祝贺他们迁居莫斯科的礼物。拉拉觉得这西瓜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科马罗夫斯基举刀劈开了这个深绿色的圆形怪物，露出凉丝丝的、甜汁四溢的瓜瓤，拉拉吓得不敢出气，但又不敢不吃。她勉强地咬着粉红色香甜的瓜瓤；由于情绪紧张，瓜瓤都哽在喉咙里了。
正是这种面对高级美食和莫斯科夜市的胆怯，后来变成了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胆怯，而这便是以后发生的一切的主要缘由。可是现在他简直判若两人。他无求于她，从不提到自己，甚至都不露面。他总是与她保持着距离，完全无私地帮助她。
然而，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截然不同了。拉拉见他到来喜不自胜，倒并不因为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而是因为他身上充溢着活力和才华。这位客人炯炯的目光和智慧的微笑，占了半个房间，以致房里显得拥挤起来。
他坐在拉拉床前，搓着双手。当他被召去彼得堡出席内阁会议，和那些官位显赫的老人们说话时，好像在和预备学校的淘气学生打交道似的。现在，在他面前的是卧病在床的拉拉，不久前他家里的一个成员，几乎就像自己女儿一样。现在他和她就像家里人那样，随便地互相看了几眼，说上两句话（他们之间的简短又深情的交谈，显得十分融洽，这一点两人心里都清楚）。他不可能像对待大人那样苛求拉拉，也不能无动于衷。他不知道该怎么同她谈话才不至使她难受。他像对孩子似的笑了笑说：
“亲爱的，你这是何苦呢？谁要看你这出戏呀？”他不再多说了，端详起天花板和壁纸上的湿斑来。接着不以为然地对她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有一个国际展览开幕了，展出的是绘画、雕塑和园艺。我打算去看。你这里有点潮湿。你还准备长期地这么漂泊不定吗？这里可算不得什么天堂，真的。这位沃伊特太太——我这只是对你悄悄说——相当坏。我知道这个人。换个地方住吧。别老躺着。躺了一阵子就够了。该起来了。换间房子，捡起功课来，把学业完成了吧。我有个朋友是画家。他要去突厥斯坦呆两年。他的画室用木板隔成了几间房，说实在的，那倒像一套小公寓。听说，他想连同家具一起托付给个可靠的人使用。你若想去，我给你去张罗。还有一件事，请允许我公事公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自从莉帕……她已经毕业了……为了感谢你对她的帮助，这儿有一笔不大的款子……不不，你不能拒绝……不，我求求你，别固执己见吧……不，我不能拿回去。”
临走他不顾她反对、流泪、甚至几乎要和他打架，逼着她收下了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
拉拉病愈后，就搬到科洛格里沃夫极力推荐的住所，房子紧挨着斯摩棱斯克市场。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砖房，拉拉的房间在楼上。底层是个货栈，住着马车夫。院子里铺的是鹅卵石，常常撒下燕麦粒和干草，一群鸽子咕咕叫着在院子里逛来逛去。它们不时扑棱棱离开地面，低低地从拉拉窗下飞过。院子里砖砌的排水沟里，常有成群的耗子窜来窜去。
<h2>三</h2>
想到帕沙，拉拉心里很难受。拉拉病重时，人们不放他进去见她。他会作何感想呢？拉拉要杀死一个人，这个人与她毫不相干，可后来这个幸免于难的人竟出来庇护她。这一切又都发生在圣诞节他们在烛光下的一席谈话之后！如果没有那个人的保护，拉拉得被捕判刑。他使她免遭已经临头的惩戒。靠了他的帮忙，拉拉才能继续学习，平安无事。帕沙一定不胜苦恼，困惑难解。
拉拉好些后把帕沙找来，对他说：
“我是个坏女人。你不了解我，以后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我说话感到困难，你看我不是哭得喘不过气来吗？好了，你忘了我吧，我配不上你。”
他们之间出现了一幕又一幕令人肝肠欲断的场面。当时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大街。女房东沃伊特太太看见泪痕满面的帕沙，就赶紧从走廊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在沙发上笑得透不过气来，嘴里喊着：“哎哟！我受不了，真受不了！这真是……哈哈哈！好一个英雄！哈哈哈！真是个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
拉拉想让帕沙离开她这个不光彩的恋人，把她彻底忘掉，结束一切痛苦。她严肃地对帕沙说，她坚决要与他一刀两断，因为她不爱他。但她说着，竟失声痛哭，叫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犯有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对她的话一概不信。他想诅咒她，憎恨她，可实际上却发狂似的爱她。他对她心里的种种念头，连她喝水用的杯子、睡觉的枕头，都怀有妒意。再这样下去，非发疯不可。必须尽快断然行动。他俩决定不等考试结束，马上结婚。本来打算在复活节后第一周举行婚礼，由于拉拉的要求，婚期就挪后了。
等到他们得知确能顺利毕业后，便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举行了婚礼。一切都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科操办，她是拉拉毕业班的同学图西娅·切普尔科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乳胸丰满，声音低沉浑厚，是个好歌手，同时还是个极会出点子的女人。除了一般的迷信说法和做法之外，她还常常爱添枝加叶，杜撰出不少新发明。
拉拉要去教堂举行“金冕婚礼”了——这是卡皮托诺夫娜给拉拉穿嫁衣时，学着吉卜赛女低音歌手潘宁娜哼唱着说的。这天天气酷热。教堂金色圆顶和新铺上细沙的送亲之路，都闪着黄澄澄刺目的光芒。圣灵降临节前夕砍下来的白桦树枝，已经蒙上尘土，蔫蔫地挂在教堂围墙上，叶子卷了起来，好像被火烤过。喘气都感到困难，阳光照得眼睛直冒金星。这里仿佛有成千对男女举行婚礼，因为姑娘们都像新嫁娘一样，梳着卷发，穿着浅色衣裙，年轻的小伙子们也因为过节，在头发和胡子上抹了油，穿着紧身的黑色服装。大家都很兴奋，也都热得难受。
拉拉踏上圣坛前的地毯时，另一个同学的母亲拉戈金娜，在她脚下洒了一把碎银币，祝福她将来金玉满堂，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同样为了拉拉日后能大富大贵，告诉她在接受婚冕画十字时，要用头纱或花边掩着手指，不能光着指头；她还告诉拉拉要把手里的蜡烛举得高高的，这样她在家里可以占据上风。可拉拉宁愿为帕沙牺牲自己的未来，她尽量把蜡烛拿得低些。但却枉费心机，因为拉拉虽然使劲压低蜡烛，帕沙比她拿得更低。
出了教堂，他们直接回到拉拉住的艺术家画室，那里已经由帕沙的家里人布置一新了。婚宴开始。客人们喊着：“苦呵，酒喝不下去！”另一边的客人又一起大声响应：“加点甜的！”于是两位新人羞答答地含笑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唱了婚礼喜歌《葡萄》，副歌“愿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祝福”唱了两遍，还唱了一首《解下发辫，散开秀发！》。
宾客散去之后，只剩了他们两人，周围突然静下来，帕沙不知如何是好。在拉拉窗子对面的院子里，有一盏路灯，拉拉无论怎么拉紧窗帘，中间总留着一条缝隙，像锯开了的木板一般的细光带，从中间透射过来。这道光令帕沙不安，似乎有人在暗中窥视。帕沙吃惊地发现，他这会儿尽想路灯了，至于他自己、拉拉以及自己对她的爱情，却降到次要地位。
不久前还是大学生的帕沙（同学们戏称他“斯捷潘妮达”和“美姑娘”），在这个漫长得永无止境的夜里，达到了幸福的顶峰，同时又落到了绝望的深渊。他说出了自己的怀疑猜想，拉拉坦白相告。他问她，而每次听到她的回答，心就往下沉一次，他犹如坠入了深坑。他那受到了创伤的想象力，怎么也追不上拉拉一个又一个袒露的剖白。
他俩一直谈到天亮。这一夜成了帕沙生活里一个重大转折关头，这变化令人感到震惊和意外。翌日早上起来，他已判若两人，当人们还用原来的名字称呼他时，他不禁有些愕然。
<h2>四</h2>
十天以后，朋友们又在这间屋里为他们饯行。帕沙和拉拉双双毕业，双双成绩优异，双双被聘去乌拉尔的同一城市工作。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出发了。
大家又在这里喝酒、歌唱，十分热闹。但这一次清一色是年轻人，没有上年纪的。
客人们聚在大画室里，隔板后面是几间小起居室，放着拉拉一大一小两只柳条筐，一只箱子和一木箱的碗碟家什。屋角还放着几个行李袋。东西不少。有些行李准备第二天早晨作慢件托运。大部分东西已经收拾停当，但还没完全装好。小木箱和柳条筐还没盖上，有些富余的地方仍可放东西。拉拉一会儿想起件什么东西，就放到隔板后面的筐里，再整理—番。
拉拉到学校办公室领取了结婚证和其他证件，陪她一起回来的还有院子的看门人，他弄来一张准备明天包装用的粗席和一把结实的粗绳。这时，帕沙已经在家里招呼客人了。拉拉等看门人走后，也来应酬客人，逐个地握手问好，或者互相亲吻，然后回到隔板后面去更衣。等她更衣出来，大家朝她鼓掌、欢呼，纷纷在桌旁就座，像几天前的喜宴上那样，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善于应酬的人，已经给左右的宾客斟酒，许多只手用叉子去取餐桌中间的面包、冷盘和菜肴。他们高谈阔论，喝下酒不断咳着，争先恐后地说俏皮话。有几个人很快就有了醉意。
“我累得不行啦！”拉拉坐在丈夫旁说，“怎么，你该办的事都办了？”
“嗯。”
“累虽累，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我很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心情很好。不过，这可一言难尽。”
科马罗夫斯基作为例外，也来参加了这次青年人的晚宴。晚宴快结束时，他本想说，这两位年轻朋友走后，他将感到孤单寂寞，莫斯科对他来说将是撒哈拉大沙漠。可他激动得抽泣起来，话也说不下去，只得把中断的话再说一遍。他要求帕沙和拉拉允许他和他们通信；如果太想他们的话，允许他去他们的新住处尤里亚京探望。
“这完全不必了，”拉拉漫不经心地大声回答说，“这些全是多此一举，什么通信啊，什么撒哈拉大沙漠啊，如此等等。更用不着去看我们。我们不在，上帝保佑您会过得更好。我们并不是什么无价之宝，帕沙，你说对吗？也许您能找到别的年轻人来替代我们呢。”
猛然间，拉拉想起件事，急忙起身到隔板后的厨房去，根本忘了她和谁在说话，说了些什么。在厨房里，她卸开绞肉机，把一个个零件用稻草垫着塞到碗箱的角落里，差点没让箱旁的木片扎了手。
拉拉装着绞肉机，竟忘了家里还有客人，脑子里连他们的影子都没了。突然隔板前传来一阵喧闹，这才想起了他们。她想醉酒的人总爱装疯卖傻，越是醉得厉害，就越显得特别庸俗，越喜欢这样装模作样。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阵异常的响声。拉拉撩开窗帘，探出头去。
院子里一匹上了绊绳的马，正站立不稳，又蹦又跳。不知道这匹马的主人是谁，看来是走错了院子。天光已经大亮，但离日出还早。沉睡得就像死寂的城市笼罩在拂晓前一片浅紫的寒雾里。拉拉闭上了眼睛。这匹马与众不同的奇特的蹄声，把她带到了一个美丽而又偏僻的乡村。
这时寓所门铃声响了。拉拉注意地听了听。桌旁有人站起来去开门。来人原来是娜佳！拉拉飞奔出去欢迎她。娜佳刚下火车，光艳迷人，浑身似乎散发出一股杜普良卡庄园的铃兰香气。这两个女友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大哭着紧紧拥抱，搂得对方都快喘不过气来。
娜佳代表全家人，远道来祝贺新婚并祝福她一路顺风，同时带来父母赠她的一件贵重礼物。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用纸包着的小首饰盒。拆开包纸，咔嚓一声打开盒盖，是一条璀璨夺目的项链。
人们惊叹不止。一个酒醉方醒的客人说：
“这是粉红色的红锆宝石呢。你怎么不信呀？的的确确是粉红色的。这种宝石不比钻石差。”
可娜佳纠正他说，这是黄色宝石。
拉拉拉她坐到自己身边，给她斟酒递菜。她把项链摆在自己餐具旁，目不转睛地望着。在盒里浅紫色的软垫上，项链盘成小圈，珠光闪烁，一会儿像滚在一起的露珠，一会儿又好比一串纤巧的葡萄。
有的人酒已经醒了，又陪着娜佳喝起来。过不一会儿娜佳就给灌醉了。
不久，这里就成了沉睡的王国。大部分人准备明天去车站送帕沙和拉拉，便留在这里过夜。客人中有一半横七竖八地躺着鼾声大作。拉拉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和衣躺在熟睡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身旁的。
忽然拉拉觉得有人在耳边大声说话，惊醒过来。这是从街上来院子里找失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眼一看，吃了一惊，心想：“这帕沙怎么啦，总也不肯歇歇。傻大个儿似的站在房间里，东摸摸、西摸摸。”这时候，那人朝她转过头来，原来根本不是帕沙，是个长相吓人的麻子，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颏有一道长疤。这时她才明白过来，家里来了窃贼，强盗。她想喊可喊不出声来，突然她想起了那串项链，悄悄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斜眼朝餐桌望了一下。
项链放在面包屑和吃剩的糖果堆里。笨头笨脑的贼人没有发现，他只顾翻腾拉拉箱子里的衣服，弄得一塌糊涂。拉拉仍有些醉意，睡得糊里糊涂，辨不清是怎么回事，只觉得那人弄乱了她的行李好不气恼！她一气之下，又想喊叫，但还是张不开嘴，舌头也不听使唤。这时她就用膝盖朝睡在旁边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胸口使劲一顶，痛得她哇哇大叫，拉拉跟着也喊出了声。窃贼失手扔下提起的一包东西，三步并两步夺门而出。男客们惊跳起来，有几个人好半天才明白出了什么事，赶紧追出去，可贼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一场骚乱和客人们唧唧呱呱的议论，像起床号似的，把大家全吵醒了。拉拉最后一点醉意也给驱散。尽管客人们还想再打个盹，躺一会儿，拉拉说什么也不答应，把睡着的客人全催起来，连忙张罗他们喝了杯咖啡，就打发回了家，约好明天开车前在车站再见。
客人一走，她就忙开了。拉拉一向干活麻利，现在她弄完这件行李弄那件，把枕头分别塞进行李包，抽紧带子，只求帕沙和看门人的老婆别来插手帮倒忙。
一切都按时收拾妥当。帕沙和拉拉没误了火车。列车缓缓开动了，好像配合着人们挥帽送别的节拍。后来，人们不再挥手，远远地喊了三声（大概是“乌拉”），火车加速向前奔去。
<h2>五</h2>
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三天。这是开战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捷报频传，第二年开始节节败退。集结在喀尔巴阡山里的布鲁西洛夫第八军，本来准备越过山隘攻进匈牙利，但由于全线总退却，只好不停地后撤。俄国军队放弃了战争初期占领的加里西亚。
日瓦戈医生站在妇产医院产科大楼的走廊上，旁边就是产房。他刚把妻子冬尼娅送进医院，安排到产房里。从前人们都叫他尤拉，现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了。他已和妻子道了别，现在正等助产女医生来。他要和她说好，万一有事如何通知他，他又如何了解冬尼娅的情况。
他工作很忙，急着要赶去自己的医院。在这之前，还必须顺路去两个病人家出诊。可这会儿他都在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他瞅着窗外斜斜的细密雨丝，阵阵秋风把雨丝吹断或吹弯，就像暴风雨中被打得歪斜的麦穗。
天没全黑下来，日瓦戈还可以看见医院后院圣女街上几幢私人住宅的玻璃阳台，还有医院一幢楼房后门的电车支线。
雨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地下个不停，尽管雨水的悠然自得使风变得怒不可遏。阵阵狂风撕扯着缠绕在一个阳台上的野葡萄的新藤，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抛到空中抖动几下，然后再鄙夷地抛到地上，犹如扔掉一件破衣烂衫。
一辆机动车拖着两个挂车，经过阳台驶进医院。从车厢里抬出一个个伤员。
莫斯科的医院已拥挤不堪，尤其在卢茨克战役以后，连医院走廊和楼梯平台都挤满了伤员。市里各医院普遍超员，连妇产科也开始受到影响。
日瓦戈转过身子，背着窗户，乏得直打哈欠，脑子里空荡荡的。突然，他想起了件事：在他工作的圣十字医院外科，最近死了个女病人。日瓦戈诊断她患了肝包生绦虫病，别人都不同意他的诊断，今天要解剖。解剖能判定谁是谁非。不过他们医院里的解剖师是个酒鬼，天晓得他会怎么干。
很快夜幕四合，窗外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有根魔杖一点，霎时所有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
冬尼娅产房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医生，来到走廊上。这位妇科主任医师，不管人家问他什么问题，总是翻眼望望天花板，耸耸肩了事。他的动作和表情像是在告诉你，无论科学如何进步，我的朋友，总有一些不解之谜，科学在它们面前也只好认输。
他从日瓦戈身旁走过时，微笑地向他点了点头，轻轻摆了几下他的厚实的大手，意思是说，还得等等，别着急。然后就顺着走廊去候诊室抽烟了。
这时，刚才那位不爱说话的妇科医生的助手，走了出来。她恰巧相反，极爱唠叨。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了。明天我往您医院里打电话。在这之前她不会生的。我看是顺产，无需动什么手术。可是，话又说回来，她骨盆有些窄，另外又是第二枕位；她并没有阵痛，子宫收缩微弱，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不过，说这个也为时过早。最后全看临产时腹肌收缩的情况，现在还不好说。”
第二天，日瓦戈打电话去问，接电话的是医院的门房。他让日瓦戈在电话上等着，他去问问情况。日瓦戈焦急地等了十来分钟。回话来了，很不礼貌，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消息：“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妻子来医院太早，应该把她接回家去。”气急败坏的日瓦戈，要求换个了解情况的人来接电话。一个护士对他说：“目前的迹象还不明显。请您不必着急，得耐心等上一两天。”
第三天他得到消息，昨天夜里冬尼娅开始分娩了，天亮时流了羊水，阵痛从早上开始一直不断。
他又急匆匆赶到医院，在走廊上他就听见虚掩的门里传出冬尼娅撕心裂肺的喊声，好像被火车压断手脚的人在惨叫。
他不能进去看她。他把弯起的手指关节都咬出了血。他走到窗前，外边依然同前两天一样，斜风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产房出来一个护士，门里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哭声。
“平安无事了，平安无事了。”日瓦戈高兴得喃喃自语。
“是个儿子，小男孩儿。母子都平安。”护士说得悦耳动听，“现在不能进去，过些时候会让您看的。到时候您得好好给产妇花点钱呢，她可受够了罪。头一胎嘛，总少不了吃苦头。”
“平安无事了，平安无事了。”日瓦戈喜不自胜，竟没听清护士说了些什么，也不明白护士为什么把他同刚才的事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有什么相关呢？什么父亲呀，儿子呀——他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父亲，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儿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这一切都进不了他的意识。重要的只有冬尼娅。冬尼娅摆脱了死神的威胁，幸运地活了下来。
离医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他的病人，他顺路去看了一下，半小时后又回到医院。走廊上门斗和产房的两扇门都虚掩着。日瓦戈悄悄溜进门去，几乎没意识到他是在做什么。
穿着白褂子的那位高大的妇科主任医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两手一伸挡住了他：
“哪儿去？”他拦住了日瓦戈，气呼呼地压低声音，免得被产妇听见。“怎么，您疯了吗？她有伤口，还在流血，怕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受的刺激。真有你的，亏你还是个医生呢。”
“我不是……我就看一眼。就站在这儿，从门缝里瞅一瞅。”
“嗯，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吧。可得老实点！……你要留神，要是她发现了，我揍死你，打你个稀巴烂！”
产房里背对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妇女，一个是助产士，一个是护士。护士手里托着一个初生的娇嫩的婴儿，哇哇哭叫着，身子一伸一蜷，活像块暗红色的橡皮。助产士在扎结脐带，使孩子脱离胎盘。冬尼娅躺在产房中间一张能升降的手术床上。床铺很高。日瓦戈由于激动，看一切都带些夸张。这张手术床好像有齐胸高的斜面写字台那么高。
现在，冬尼娅躺在高出一般病床、接近天花板的手术台上，在备受折磨之后，仿佛沉入了云雾之乡，浑身筋疲力尽，自己也轻飘如烟了。冬尼娅高卧在产房正中，像一艘刚靠岸卸完货的船，现在停泊在海湾里。这条船从缥缈的远方，载着新的灵魂，横渡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它刚刚把一个灵魂送来大陆。如今船已抛锚，船舱里空空荡荡，整艘船正在休息。船上经过风雨侵袭被吹折的缆索和船壳板也和船一起休息了。不久前航行过哪些地方，停靠在什么码头，这一切它都忘了，脑子也休息了。
谁也不知道船上挂的国旗属于怎样一个国家，所以谁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和它交谈。
日瓦戈回到自己的医院里，人们争先恐后向他表示祝贺。他觉得好奇怪，他们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他来到住院医师室，这间屋子被大家称作肮脏的小酒馆和垃圾箱。由于医院患者太多，过于拥挤，这里成了临时的衣帽间。人们穿着套鞋从外面进来，常把别处带来的脏东西留下，地上满是烟蒂和纸屑。
住院医师室的窗前，站着那位皮肉松弛的解剖师，手里举着一个盛了浑浊液体的玻璃瓶，从眼镜上面，正在仔细观察。
“恭喜您。”他一边说一边继续端详那溶液，甚至没看日瓦戈一眼。
“谢谢，非常感激。”
“不必谢。我和此事无关。是皮丘日金解剖的。大家都很震惊，是有包生绦虫。都说您是个了不起的诊断医师！都赞不绝口。”
这时，医院的主任医师走进来，同两人打过招呼之后说：
“真见鬼。不像话，住院医师室变成了过路的走道！日瓦戈，想不到真是包生绦虫！我们全诊断错了。祝贺您。还有件不太愉快的事。又在审查您的免役证。这次没法帮您忙了。军队里的医护人员奇缺。看来您得去闻闻火药味。”
<h2>六</h2>
帕沙·安季波夫和拉拉·安季波娃在尤里亚京安顿下来，一切都出乎意外地理想。这里对吉莎尔一家颇有好感。这给初来乍到的拉拉，减少了许多困难。
拉拉整天不停地操劳。全部家务和他们三岁的女儿卡坚卡都由她管。家里那个棕发女仆玛尔富特卡虽然尽心尽力地干活，还是帮不了太多的忙。拉拉对帕沙的事，全都要过问。她自己也在一所女中教书。她工作不息，感到十分幸福。这正是她期望的生活。
尤里亚京的一切她都喜欢。这本是她的故乡之城。一条大河雷尼瓦横贯尤里亚京市，河的中下游都可通航。乌拉尔地区的一条铁路，也经过这座城市。
冬天来临之前，尤里亚京的船主们把船只从河里抬上岸，用大车运进城里，各家把船摆到自家院子里露天过冬。院子里白色的船底总是朝着天，直到来年开春。这也是冬天来临的前奏，就像有的地方秋雁南飞或初降小雪一样。
安季波夫夫妇所住的院子里，也有一条船，白漆船底朝天晾着，卡坚卡经常钻到船下玩耍，就像在花园圆顶亭子里一样。
拉拉很喜欢这偏远省城的习俗风尚。知识分子说起话来，都像北方人似的“噢”音很重，喜欢穿毡靴和灰色法兰绒短上衣，对人真挚坦白。她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里的土地和纯朴的人们。
令人不解的是，帕沙虽是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染上了许多莫斯科城里人的痼习。他对尤里亚京的人比妻子要苛刻得多，很不喜欢他们的粗野和无知。
拉拉如今才发现，原来帕沙有一种惊人的才能，在博览群书时能吸收和积累大量知识。以前有拉拉的帮助，他读了不少书，搬到这僻静小城的几年间，他的知识更突飞猛进，连拉拉都相形见绌了。他知识渊博，比学校的同事们高出一头，所以常常抱怨说，和他们在一起枯燥无聊。在战时情况下，他们那种有些盲从的爱国主义——一种时兴的、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同帕沙的比较复杂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是一回事。
帕沙是从大学古典语文系毕业的，现在中学教拉丁语和古代史。但是这位过去的实科中学学生，突然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科学产生了兴趣，仿佛这一爱好过去一直沉睡着，现在突然苏醒了。他把大学里的这些课程全部自修完毕。他希望一有机会就到区里去通过考试，改行从事数学专业的工作，并带着家眷一起搬到彼得堡去。深夜苦读损害了帕沙的健康。他开始失眠了。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但却非常复杂。她的善良体贴给他造成了压力。他从不敢对她稍有微词，唯恐自己毫无用心的话引起她的怀疑，以为他内心对她不满，比如说不满她出身贵族，而他却是个平民，或者责备她出嫁之前曾失身于人。他总是小心翼翼，唯恐自己无心的话被看作是对她不公正的责难。这使他俩的生活多了一层不自然的气氛。他俩都想表现得比对方更宽容更高尚，结果关系反而愈来愈复杂。
一天，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有几个是帕沙学校的同事，有一位是拉拉所在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位是仲裁法庭的仲裁员（当时帕沙是调停人），还有些其他人。帕沙认为他们全是十足的蠢材。他十分惊讶拉拉怎么对他们如此亲善，他根本不相信拉拉对谁真有好感。
客人走后，拉拉把窗子开了很久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杯盏。然后又去看卡坚卡的被子是否盖好，帕沙是否已经睡着。然后才很快脱衣熄灯，上床在丈夫身旁躺下，自然得就像一个孩子睡到母亲身旁。
其实，帕沙只是装样子，他并没有睡着。最近他又犯失眠症。他知道还得这样躺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入睡。为了能快些入睡，另外屋里的烟味难闻，他蹑手蹑脚爬起来，戴上帽子，在睡衣外面披上皮袄，走出了门外。
这天夜里晴朗寒冷。帕沙踩得脚下冰层咔嚓咔嚓地裂开来。幽光闪闪的星空，仿佛是酒精火焰，在冻硬的坑洼的黑土地上，洒下摇曳的蓝色光芒。
帕沙和拉拉住的地方和码头遥遥相对，是城市另一头街尾上最后一幢房子。过了他们的家，就是田野了。有条铁路通过这里，铁道旁矗立着一个守卫岗亭，横越铁轨是一个道口。
帕沙坐在翻倒的船底上，望着星空。这几年经常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念头，如今特别令他心神不宁。他觉得，这些念头迟早该有个结果，不如今晚就想出个眉目来。
他寻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目前的情况本来是早可以预料到的，但他明白得太晚了。她为什么允许他很小的时候就忘情地迷恋她，后来又随心所欲地塑造他？结婚前的那年冬天，她坚决要求分手，他当时为什么没及早明白过来？难道他不明白，她爱的不是他，而是对他的一种神圣使命，是体现在他身上她的一种功勋。可这种神圣高尚的使命，同真正的家庭生活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要命的是，他至今还像以前一样热恋着她。她美得叫人神不守舍。也许这并不是爱情，而只是对她的美貌和慷慨的诚惶诚恐的感激之情。唉，这些又怎么分得清呀！神仙来了也无能为力！
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要让拉拉和卡坚卡摆脱这种虚假的处境，这比解脱自己更重要。“可怎么做到呢？离婚吗？投河吗？亏你想得出来！”他生气了。“我决不会这样做，既然不准备这样干，为什么又想到这些廉价的把戏呢！”
他仰望星空，仿佛想听到星星的忠告。大大小小、疏密相间的星斗不断闪烁，有的蓝光莹莹，有的变幻不定。突然一道飞速而来的强光划破了黑夜，星光黯然失色，楼院、船只和坐在船底上的帕沙被照得通明，光束像一个人挥动着火把，从田野奔向院门。这是一列军用火车，它喷着一团团浓烟和红火，经过道口向西驶去。从去年开始，这里昼夜不停地驶过了无数军车。
帕沙微微一笑，从船板上站起来，回屋去睡觉。最理想的答案找到了！
<h2>七</h2>
听了帕沙的决定，拉拉一下愣住了，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亏他想得出来。又在犯什么怪毛病了，”她暗自思忖，“不理他，他自己也会忘记的。”
但事实上帕沙为此已经准备了两周。他向征兵处递交了证件，学校已经找了代课教员，鄂木斯克的军事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