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号啕痛哭，就像个没知识的妇人一般，抓着帕沙的手，跪在他脚下。“帕沙，亲爱的帕沙，”她哭喊着，“你把我和卡坚卡扔给谁啊？你不能这样，不能啊！现在还不晚。我能把一切都办妥的。再说你还没体格检查。你的心脏不好。你难道不羞耻吗？一时发疯，连牺牲家庭都在所不惜，你不觉得有愧吗？当志愿兵！你一直嘲笑罗佳，说他是庸俗小人，现在你自己也步了他的后尘！你自己也想炫耀军刀，过过军官瘾！帕沙，你怎么啦，我简直不认得你了！你变了，难道你疯了？求求你，老实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人云亦云，俄罗斯需要你这样做吗？”
突然，她明白过来，问题不在这里。虽然她没有完全想清楚，但主要的问题她是抓住了。她猜到帕沙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她对他的感情中始终掺着一种母性的爱，而他却不珍惜这种母性的爱，他也不理解，这种爱比女人一般的爱情更加深厚。
她咬着嘴唇，冷得整个心都瑟缩起来，仿佛挨了打似的。她不再说什么，默默吞下眼泪，替丈夫收拾行装。
他离开她们走了。她觉得整座城市变得沉寂了，甚至天空的乌鸦也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叫她，她听不见。“妈妈，我的好妈妈。”卡坚卡拽着她的衣袖咿咿呀呀地叫着她。这是她受到的最致命的打击。她最美好的、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丈夫自西伯利亚寄来的信中，拉拉知道了他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过来，非常思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沙提前毕业，成了一名准尉军官，不久又突然被派往作战部队。军令紧急，他匆促上路，途经的地方都离尤里亚京很远，在莫斯科也没有闲暇和亲友见面。
他从前线开始来信了。这比起鄂木斯克军校的来信要有生气，不再那么满腹忧思了。帕沙想立一次功。为了嘉奖他的军功，也许可能给他休假和家人团聚，或者受一些轻伤也好。立功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后来称之为“布鲁西洛夫突破”的有名战役之后不久，部队转入了进攻。帕沙的家信从此中断了。开始拉拉还很坦然，以为帕沙所以不写信，是因为军队不断推进，不可能在行军途中写信。
秋天，军队不再向前推进，开始构筑工事。帕沙仍然音讯全无。拉拉开始惊惶不安，去打听消息。最先只在尤里亚京打听，后来又写信去莫斯科和帕沙的军邮信箱询问，结果一无所获，哪里也没有回信。
当时县城里，许多热心慈善的太太都自愿为军队尽义务，拉拉也和她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尤里亚京县医院扩建的军医院，尽自己一份菲薄的力量。
现在，她正规地学了点基础医学知识，并且在医院里通过了护士资格的考试。
作为一名护士，她向学校请了半年假，把尤里亚京的家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看，带着卡坚卡去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她把女儿寄在莉帕家。莉帕的丈夫弗里津丹克是德籍侨民，和其他国内的被俘人员一起拘留在乌法。
拉拉终于明白了，只是在外围寻找帕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决心去不久前他曾作过战的地方。为找帕沙，她到一列救护车上当护士，列车途经利斯基市开往匈牙利边境的梅索拉鲍尔奇。这个城市是帕沙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她的地址。
<h2>八</h2>
一列从莫斯科发车的货车，满载着塔季扬娜伤员救济协会的物资，抵达前线师部指挥所。这列长龙列车由外观不雅的多节短身取暖货车连接起来。其中有一节客车车厢，坐的是莫斯科社会活动家，来前线向官兵赠送慰劳品。里面一个人叫米沙·戈尔东。他听说师部的军医院中有一位他童年的朋友日瓦戈，医院就在附近的村子里。
戈尔东去师部索取了一张前沿地区通行证，带上证件，搭上一辆顺路的马车就去看望老朋友了。
赶车的是白俄罗斯人，也许是个立陶宛人，俄语说得很蹩脚。出于间谍恐惧症，他谈的都是官样文章，千篇一律，不说也猜得出来。他那种装出来的政治上的忠诚，使谈话枯燥乏味。所以一路上坐车和赶车的几乎都默默坐着不说话。
师部的人告诉他说，那村子就在附近，离这儿不过二十俄里或二十五俄里光景。实际上到那儿得走上八十多俄里路。因为在师部里调动军队计算距离时，习惯以一百俄里为单位计算。
一路上，在马车左侧远处的地平线上，敌人大炮不停发出沉闷的轰响，令人心惊。戈尔东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但他的判断是对的：远处敌炮阴沉的隐约可闻的隆隆声，确实极像火山爆发时的地动和轰响。天色刚暗下来，左方天际就亮起一片颤悠悠的红光，一直到天亮才熄灭。
马车拉着戈尔东经过一座座破败不堪的村落。有的村子里，老百姓已经跑散；有的村子老百姓躲进了很深的地窖。村中满地是瓦砾，一堆挨着一堆，排得就像原来的房子一样。这种遭过兵祸的村子，可以一览无遗，就像没有植被的空旷荒漠。废墟上有几个劫后余生的老妇人在翻找什么，在自家的瓦砾堆、灰炭堆里挖东西，挖得一点赶紧藏好，仿佛仍在自己屋里，外人看不到她们。她们眼看着戈尔东的马车驶近，又目送它远去，似乎在询问：世上的人们是否能很快醒悟过来，生活还能不能恢复平静安宁。
夜里，戈尔东遇上了骑兵侦察队。他们命令马车从土路上退回去，绕道从村里走。马车夫不认识乡间小路，绕来绕去白白浪费了两个钟头。天快亮时，戈尔东和马车夫才到达目的地。可是村里谁也不知道有个军医院。原来这里有两个同名村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早上他们才到达军医院所在的村子。戈尔东一进村口就闻到了甘菊浸剂和碘仿的气味。他原来并不准备在日瓦戈那里过夜，到他那里呆上一天，晚上便回留在车站的同志们那里去。然而出乎意料，他竟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星期。
<h2>九</h2>
就在这几天，前线有了动静，突然发生了变化。戈尔东所在地区的南面，一个兵团在下属部队胜利之后，突破了敌军牢固的防线。为了扩大战果，一部分先头部队，插入敌军纵深阵地，援军在后面接应，以便进一步扩大突破口。然而援军赶不上先头部队，渐渐拉开了距离。先头部队陷入敌军包围，全部被俘。由于半连人投降，准尉帕沙也被迫当了俘虏。
关于帕沙有许多传闻。有人说，炮弹爆炸时把他掀翻在弹坑里牺牲了。这消息是他同团的少尉加利乌林传出来的，好像是他在观察哨位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当时帕沙正带着一队士兵向敌军冲锋。
加利乌林所看到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冲锋的情景。冲锋部队要迅速，几乎是跑着通过两军阵地间的旷野，那里遍布着在秋风中摇曳的干枯蒿草和直棱棱的刺蓟草。冲锋的士兵需要无畏地逼近敌人，把躲在对面战壕里的奥地利士兵引出来拼刺刀，或者向战壕投掷手榴弹，把敌军消灭在里面。这片旷野，仿佛也在向前奔跑，没有尽头。士兵脚下的泥土，就像摇晃不定的沼泽地。准尉开始时冲在他们前面，后来混在他们中间向前跑，举起手枪在头上挥舞着，张大了嘴拼命喊：“乌拉，冲啊！”可周围的士兵和他自己都听不见喊声。他们每隔适当的距离就在地上卧倒，然后一起爬起来，又喊叫着继续朝前冲。每次卧倒，总有几个人被枪弹击中，倒下时的姿态不同于其他人，仿佛是锯断的树木直挺挺扑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炮火射程太远。电话通知炮兵连，”神情紧张的加利乌林向身旁的炮兵军官说道，“不。等一等，他们把炮火转向纵深，做得对。”
这时，冲锋的士兵们已经接近敌军。炮火停了。在突然降临的寂静中，站在观察哨岗的军官们紧张得心扑腾扑腾直跳。仿佛他们正处于帕沙的地位上，带着士兵冲到了奥军壕沟的前沿，马上就该出现大智大勇的奇迹了！正在这一瞬间里，前面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两颗德国十六英寸炮弹。升起几股黑色的烟柱，前面的一切都被遮住了。“啊，真主啊！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嘴唇血色全无，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阵亡了。第三颗炮弹就落在观察哨岗旁边。他们猫着腰，赶紧撤到后边。
加利乌林和帕沙住在同一个掩蔽部中。当后来团里其他人都认为帕沙已经牺牲，不会再回来时，就让最了解帕沙的加利乌林来保管他的遗物，以便将来交给他的寡妻，遗物中有不少他妻子的照片。
机械师加利乌林是后备军士官生，不久前才提升为准尉。他就是季韦尔辛家看门人吉马泽金的儿子小奥西普。很早以前当过钳工学徒，常常挨师傅胡多列耶夫的毒打。可是他现在得到晋升，倒还得感激那个凶神呢。
加利乌林任准尉军官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派到后方偏远的卫戍部队服役，那里气候温暖，又平静无事。他指挥一支由半残军人组成的部队。由几个和士兵一样衰弱的老兵担任教官，每天清晨进行操练，教官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做了。此外，他还负责检查军需库的守卫。这些工作很轻松，对他没有更高的要求。一天，从莫斯科调来一批老民兵来补充他手下不足的兵员。突然他发现新到的人中，有他再熟识不过的彼得·胡多列耶夫。
“啊，我们是老相识啊！”加利乌林阴沉地笑着。“是，长官。”胡多列耶夫答道，赶紧立正敬礼。
他们之间的恩怨不能就这样了结。操练中胡多列耶夫稍有差错，准尉马上呵斥这个下等兵。而当准尉觉得他不正眼看他，眼神躲躲闪闪转向一旁时，就狠狠抽他耳光，罚他蹲两天禁闭，只给面包和水充饥。
现在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带了报复的味道。可是，加利乌林觉得，利用等级服从来算旧账，是稳操胜券但并不高尚的行为。怎么办呢？他们两人不可能再呆在一起。但一个军官想把士兵从所在部队调走，除了把他送感化营以外，还能有什么借口，还能往哪里送呢。于是他借口在卫戍部队里枯燥乏味，无所作为，申请调往前线。部队上觉得加利乌林表现不错，再加上最近他在一件事上表现得也很出色，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军官，很快由准尉晋升为少尉。
还在季韦尔辛他们闹罢工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帕沙。当时帕沙在季韦尔辛家里住了半年，加利乌林（也就是小奥西普），常去他那里，过节常在一起玩。他还见过拉拉一两回。后来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当帕沙从尤里亚京来到他们团后，加利乌林为老朋友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原来那个羞答答笑眯眯像个姑娘似的干干净净的小淘气，如今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博学的、倨傲而抑郁的人。他聪慧，有过人的胆略，沉默又好讥讽别人。有时加利乌林审视帕沙，简直觉得在帕沙深沉的目光中，如同在两个窗口里，看到了另一个人，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看到了他对女儿的思念，看到了他妻子的面庞。帕沙仿佛是神话里中了魔法的人。可现在他不在人世了。留在加利乌林手上的，是帕沙的证件和照片，还有就是帕沙谜一般的变化。
拉拉或迟或早会查问到加利乌林这里来的。他准备要答复她。但戎马倥偬，坐下来认真写封信都不可能。他还想在告诉她悲痛消息之前，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所以，那封详尽的长信，他一拖再拖，无法动笔。后来他听说，拉拉自己也上前线当了护士。这样他又不知该往哪儿寄信了。
<h2>十</h2>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每当日瓦戈医生回到加里西亚的农舍时，戈尔东总要问他。
“哪儿有马呀？你能上哪儿去呢，前后受阻，寸步难行。周围混乱到了极点。谁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在南方，我们包抄或是突破了德军的许多据点。可又传说，我们有几股分散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围了。在北方，德军渡过了斯瓦泰河，据说这是当地无法强渡的一条河流。渡河的是骑兵，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破坏铁路线，炸毁了军需库。据我看他们正在包围我们。你看，这就是战局。你还说要什么马。卡尔宾科，快点开饭吧，动作快一点。今天我们有什么吃的？啊，有牛蹄，太好啦！”
卫生营和野战医院，以及它们下属的单位，分散在村子各处。这个村子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房屋居然没有一幢遭到破坏，墙上西式的狭长窗子还明净光亮。
那是晴明的初秋，最后几个暖和的好天气。白天，医生和军官开了窗子打苍蝇，它们一群群黑乎乎爬在窗台上，爬在低矮的天花板上的糊墙纸上。他们敞着军上衣和衬衫，喝热汤和热茶，大汗淋漓。晚上，他们蹲在打开的炉门前，朝湿柴下的炭火使劲吹气，眼睛被烟熏得泪汪汪的，嘴里骂骂咧咧，呵斥勤务兵连生个炉子都不会。
夜里十分寂静。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东西两边靠墙的宽铺上。中间隔着一张吃饭的桌子，沿墙是一扇狭长的窗子。房间里炉子烧得很旺，满屋弥漫着烟草味。他们把两边的小气窗打开，放进了秋夜的新鲜空气，玻璃窗上淌下了水珠。
今天，他们俩又像这些天的日日夜夜那样谈着话。远处前沿的天空，也像平时那样一片红光。哒哒的枪声一刻不停，均衡地响着。有时稍远些突然响起一两声沉闷的轰隆的炮声，震得大地微微发颤，仿佛擦着地板上的漆皮，拖过一个沉重的四角包着铁皮的大箱子。这时日瓦戈总是停下话来，注意听这轰响，过了一会儿才说：“这是德国十六英寸口径的贝尔塔大炮，这家伙有六十普特重。”接下去想继续刚才的话题，却又忘了谈的是什么了。
“村子里老有股什么怪味？”戈尔东问道，“我第一天就闻到了。一种甜腻腻叫人恶心的气味，活像耗子的气味。”
“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大麻。这里种了许多大麻。大麻本身总有一种叫人头晕的烂果子那样的讨厌气味。再说，这是战区，大麻地里有未被发现的腐烂尸体。这里经常能闻到腐尸气味，不足为怪。听，又是贝尔塔。”
这些天来，他们两人无所不谈。戈尔东了解了日瓦戈对战争和时代精神的看法。日瓦戈讲到他无法接受人们互相残杀的血腥逻辑，讲到他如何不忍心看到伤员的惨状，特别是某些新式武器杀伤的可怖模样，不忍目睹伤残者死里逃生后的毁容模样，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一个个丑陋可怖的肉块。
每天戈尔东都陪同日瓦戈外出，在医生指引下，所到之处目睹了种种情况。他看到人们如何英勇顽强，如何以超人的毅力战胜死亡的威胁，如何临危不惧，为国捐躯。这时，他不由得因为自己无所事事的游荡而感到内心不安。但是于事无补的徒然唉声叹气，在他看来道义上也并不高尚多少。他认为，应该根据每人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诚实和自然地工作。
一次，他去西线一个流动的红十字分队。医疗小分队在前沿阵地上的急救站抢救伤员。他亲自体验到，伤员的可怖的模样，真能让人昏厥。
他们驱车来到一座大森林旁边，树木有半数已毁于炮火。满地断枝残叶、一片狼藉的丛林里，横七竖八地扔着打坏的炮车和运输车。树干上拴着一匹乘骑。林子深处，隐约可见的森林管理所的木屋，房顶已被掀掉一半。急救站就设在管理所的办公室里。另外在大路对面的林子里，还搭了两个灰色的大帐篷。
“我不该带你来，”日瓦戈说，“战壕近在咫尺，离这儿只有一里半到两里，我们的炮兵就在那边林子里。你听听那炮声。不要充英雄好汉，我不会相信的。你现在已经吓得没魂了，这并不奇怪。情况瞬息万变。炮弹很可能落到这儿来。”
林中小路旁边，一些年轻士兵疲惫不堪地叉开穿着沉重皮靴的双腿，或是趴在地上，或是仰面躺着，浑身污垢，前胸和后背都是汗渍。他们是伤亡严重的一个班幸存的士兵，刚从持续四昼夜激战的前线撤下来，到后方作短暂的休整。士兵们像石头似的躺在地上，连笑一笑、骂几句的气力都没有。林中小路上，有几辆双轮马车拉着伤员疾驶而过，士兵中竟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眼。这原是运枪支弹药的敞篷车，没有装弹簧，颠得十分厉害。可怜的伤员连骨头都快震断，五脏都要颠出来了。送到救护站后，只能紧急处理一下，匆匆忙忙包扎好伤口；对危急伤员，简单动一下手术。所有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前利用战火的间歇，从战壕前的战场上运下来的。数目多得令人咋舌，有一半已昏迷过去。
这几辆马车在管理所门口停下，卫生员抬着担架从门廊上下来接伤员。帐篷里一个女护士用手撩起幕布，探头朝外面看。现在她已经下班，没有她的事。帐篷后面的村子里有两个人在大声吵架。树木高大、空气清新的林子里，回响着他们的吵闹声，但听不清吵的是什么。伤员到后，吵嘴的两个人走到路上朝管理所去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军官大声责问流动医疗队的医生，要他说出树林里原来那支炮兵队伍转移到哪儿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这事与他不相干。他求军官别缠住他嚷嚷，因为伤员到了，他有事。可军官仍然骂个不停，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所有的人都骂了个遍。日瓦戈走到这位医生跟前，两人互相问了声好，就一起去森林管理所了。那位稍带鞑靼口音的军官，还大声骂着，一边从树上解下马，翻身上马，沿着小路进了林子。女护士一直在那里望着。
突然她吓得面如土色。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她对两个轻伤员大喊起来。他们自己抬着一付担架朝救护站走去。护士从帐篷里出来，朝他们飞奔过去。
担架上躺着一个面容毁得可怖的伤兵。炮弹的底壳击碎了他的脸部，他的舌头和牙齿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团血浆，但人还活着，弹片打掉脸颊，深深嵌在牙床里。这位面容惨不忍睹的士兵，用非人的微弱声音，时断时续地呻吟着，任何人听到这声音也会明白，这是哀求人们快些结束他的生命，不要让他徒然受这痛苦无穷无尽的折磨。
护士觉得抬担架的轻伤员为他的呻吟所动，准备自己用手把吓人的弹片拔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吗？这得由医生用专门的家伙来动手术。要是需要的话，医生会做的。”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啊，你就把他收容了吧，如果你确实存在的话！”
过了不到一分钟，当人们把这失去人样的伤员抬上门廊时，他大喊了一声，全身一阵痉挛，就气绝而死。
死者是预备役列兵吉马泽金。而那个在林子里大喊大叫的军官，是他的儿子，少尉加利乌林，护士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是当时的目击者。他们全都在此邂逅，聚于一处。可是有的彼此没有认出来，有的彼此从不相识。有的人以后一直不知道今天的相逢，有的人要到后来再次相遇时才明白。
<h2>十一</h2>
这一带村庄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它们仿佛是残垣断壁的海洋中一个无法解释的完好无损的岛屿。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乘马车回村。太阳西斜，他们途经一个村子，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围观人群的哄笑声中，把一枚铜币抛上天去，让一个身穿长上衣的白发犹太老人去接。老人每次都接不住。那铜币从他可怜巴巴伸开的手指缝里落到泥地上。老人弯下腰去拾那铜币，哥萨克趁势打他的屁股。围观的人们捧腹大笑，前仰后合。如果仅此而已，也还算不得太过分，但谁敢担保不越演越烈呢。从对面的农舍里，几次跑出犹太人的老伴，她喊叫着向老头伸出双手，但每次又胆怯地躲了回去。农舍的窗子里有两个小姑娘，看着自己的爷爷哭个不停。
赶马车的骑兵觉得十分可笑，勒马放慢步子，想让车上的长官开开心。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骂了他几句，叫他别玩这种捉弄人的把戏。“是，长官，”哥萨克答应得很干脆。“我们也没什么，不过就是开开心。”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一直没有说话。
“这简直令人发指，”快到他们住的村子时，日瓦戈才开口说。“你简直难以想象，犹太人在这次战争中受了多大的罪。战争恰好是在俄国西部、犹太人居住区进行的。他们除了承担战乱之苦、苛捐杂税和经济破产之外，还要受人任意凌辱、嘲弄，骂他们不爱国。请问他们哪里会有爱国心呢，在敌国他们倒享有一切的权利，在我们这里却只是受迫害。对犹太人的仇恨本身，从根本上看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惹人反感的东西，恰恰是应该获得人们同情和好感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贫困和居住拥挤，软弱和无力自卫。事情令人费解，这里好像有些命里注定的味道。”
戈尔东对他这番话没有作出反应。
<h2>十二</h2>
夜里，他俩又躺在长条窗两旁的木板床上聊天。
日瓦戈对戈尔东说，他在前线曾经见到沙皇，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
那是他抵达前线后的第一个春天。他临时被调到驻防在喀尔巴阡山盆地的司令部。这支部队把持了从匈牙利谷地进入盆地的入口。在这块盆地中央，是一个火车站。日瓦戈向戈尔东描绘了那地方的景色：山上长着参天大树，枞树和松树上面浮着团团白云，透过林木露出光秃秃的灰板岩和石墨岩的峭壁，就像厚厚毛皮上的一块块秃斑。那是四月一个阴霾的早晨；四周就像岩石一样灰暗潮湿。由于深谷四面高山环抱，谷底无风，闷热又潮湿，山谷上空笼罩着一股热气流。车站上火车头的烟雾、草地上蒸发出来的灰色热气，灰蒙蒙的群山，暗绿的树林和层层乌云——一切都如蒸腾的烟波。
当时沙皇正在加里西亚地区巡视。突然来了通知说，沙皇陛下要到驻扎此地的部队视察，他正好是这支部队的名誉司令。
沙皇随时可能到达。仪仗队已在车站列队准备迎接。人们苦苦等了一两个钟头。然后沙皇随员乘坐的两辆列车，一辆接着一辆飞驶而过。稍后，沙皇的专列才进站了。
沙皇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陪同下，检阅了车站上列队的近卫军。他致意时声音很低，但每吐出一个音节，就引起山鸣谷应的雷动般的欢呼声，就像水桶中晃动的水来回荡漾。
沙皇窘迫地微笑着。看样子，他比起卢布纸币上和奖章上的头像，要显得老些，也不太修边幅。他的脸没精打采，微微有些浮肿。他不时惴惴不安地侧目看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什么。于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恭恭敬敬地弯下腰，甚至不须说话，只扬扬眉毛或耸耸肩来向他示意，帮他解围。
在山谷中这个灰暗和闷热的早晨，沙皇的样子有点可怜。同时又令人感到困惑、害怕：这么畏缩、羞怯的人竟会是一个压迫者，这么软弱的人，竟然主宰着人们的生杀大权，或下狱处死，或赦免恕罪。
“他应该像德国国王威廉那样说话：‘我，我的宝剑和我的人民！’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但一定要说到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知道吗？他像俄罗斯人一样崇尚自然，他不屑于说这种陈腐的话。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因为在俄国，不能设想会搞这种装腔作势的演戏。这些难道不正是装腔作势的演戏吗？我也明白恺撒时代的人民是怎么回事，那是指高卢人，或是斯维夫人，或是伊利里亚人。可从那时候之后，人民就变成了假想的东西。它的存在是为了让皇帝、政治家和国王们发表演说时有话可说：‘人民，啊！我的人民。’”
“现在，前线到处是新闻记者和报刊记者。他们记下‘观察’所得，把民间智者的格言、警句收集起来，采访采访伤员，提倡一种鼓吹人民灵魂的新理论。他们很像一个当代的达里，同样耽于想象，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写作狂。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另一种类型，喜爱三言两语，来上‘寥寥几笔速写和场景素描’，再加怀疑和厌世。例如我自己就读到有人写出了这样寓意性的文字：‘天灰蒙蒙的，同昨天一样。早起就一直下雨，满地泥泞。从窗口朝大路望去，路上是一行俘虏，一眼望不见头。大车拉着伤员。炮声隆隆。又在炮击了，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又和今天一样，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你看，这写得多么透彻，多么俏皮！但是，为什么他要埋怨那门大炮呢？要求炮击多样化，岂不是不可理解的苛求吗！他不该对大炮提出过分要求，倒应该对自己所作所为打个问号：为什么日复一日地说那些空洞的话，只懂得罗列，只会打些逗号？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大讲新闻记者的人道主义，匆匆忙忙跳来蹦去活像只跳蚤？他难道不知道应该是他，而不是大炮去不断创新，反对陈陈相因吗？！他应该懂得，单凭笔记本里积累的大量无聊的资料，是翻不出什么新意来的。他不知道，如果人们没有创见，没有某种自由驰骋的天才，没有某种神话的因素，那么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
“你这番话讲得妙极了。”戈尔东打断了他，“现在我要就今天咱们路上所见的事，回答你的话：类似那个哥萨克捉弄可怜的犹太老人的事情，可谓成百上千。当然，这些都是极为下流的举动，对干这类丑事的人无须讲什么道理，应该抽他们的嘴巴。这用不着多说。然而，就整个犹太人的问题来说，是需要探讨的，而其结果会使你感到非常意外。这里我说不出什么新的思想。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是受你舅舅的影响。
“你会问，什么是民族？是否需要对他百般照顾？也许，并不时刻想着民族，只以自己美好、庄严的事业吸引、带领民族前进，为民族争光，使民族流芳百世，这样的人倒是对民族更为有益？自然，这肯定无疑。那么，基督的时代所谈的民族指的又是什么？这并不简单地指各族人民，而是指受感召、起变化的民族。问题全都在于变化二字上，而不在于对古老原则的矢忠。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福音书》是怎么说的。第一，《福音书》里没有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的肯定断语。《福音书》中只有商量口气的简单天真的建议。它建议说，你们愿意按过去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生活方式过活吗？你们希望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吗？这个建议被人们接受了，影响一直绵延数千年之久。
“《福音书》里说，在上帝的天国里是不能分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这是否只是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不然，《福音书》的主旨并不在此。在这以前的希腊哲人、罗马的道德学家、《旧约》的先知们都已悟出了这个道理。《福音书》要说的是，在天国里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中，没有民族的不同，而只有个性的不同。
“你刚才说，事实如果没有注入内在的含义，是毫无价值的。基督教、个性的神秘——这正是应该注入事实的含义。只有包含了这种内涵，对人来说才有价值。
“咱们也谈到了那些平庸的活动家，他们对整个世界，毫无真知灼见。这类二流水平的人物兴趣狭窄，只热衷于谈论某一民族的问题，首先是受苦受难的某个弱小民族。他们叨唠个没完，通过表示同情来捞取资本。而犹太人就完全是他们的牺牲品。民族意识使犹太人死死地认定：他们必须永远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是一个民族。而许多世纪以来，正是来自这个民族的一股力量，使整个世界摆脱了这一令人感到屈辱的任务。这是多么奇怪呀！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这样一个盛节，这样一个摆脱了世俗陋习的成功，这样一次超脱了平庸琐事的腾飞，这一切都发生在犹太人的土地上，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属于他们的民族。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听到了这一切，怎么又忘记了这一切呢？他们怎么能听任如此无限美好和强大的灵魂离开自己的躯壳呢！他们怎么会认为，在这个灵魂取得了胜利和主宰权的同时，他们自己却变成了失去珍贵的精神力量的一具空壳。他们情愿这样受苦受难，究竟对谁有利呢？多少世纪以来，让全然无辜的老人、妇女、儿童任人嘲弄、宰割，而他们却是那么善良，待人那么真诚——请问是谁需要这样呢？世界各国挥笔写作的爱民之人，为什么竟然如此低能呢？犹太民族的伟大思想家，为什么只满足于运用世界性的悲哀和警策的讥讽这类为人熟知的形式，而没有更大的开拓？为什么这些人为了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宁愿冒高压蒸气锅爆炸的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而不解散这支奋斗目标不明、又不明不白遭受蹂躏的队伍？他们为什么不说一声：‘醒悟过来吧。够了，再不必这样了。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叫自己是犹太人了。不要聚居一起，各走各的路吧。去和所有的人们住到一起吧。你们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你们之中最卑劣的、意志最薄弱的人，把你们同正义对立起来，而其实代表这正义的恰是你们自己。’”
<h2>十三</h2>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中饭时，对戈尔东说道：
“你总嚷嚷要走，现在出事了吧，非得走了。但并不是你走了什么好运，是敌军又逼上来，我们又挨了揍。这算什么走好运呀！往东的路还能通，西边敌军正在逼近。已经下令让部队的全部医疗单位集中。明天或是后天就要开拔。去哪儿还不清楚。卡尔宾科，戈尔东先生的衣服准是还没洗吧。你总这样。说什么有个女人帮忙，再问仔细些，哪个女人，他自己也说不清，糊里糊涂，这个蠢东西。”
卫生勤务兵卡尔宾科嘟嘟囔囔为自己辩护。戈尔东身上穿的是日瓦戈的衬衫，已经很脏了。现在他要走，又换不下来，觉得很抱歉。日瓦戈没理勤务兵，也不看戈尔东，继续说道：
“咳，这就是我们的行军生活，像吉卜赛人一样行踪无定。刚到这里的时候，什么都不习惯，炉子安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又脏又闷。可现在说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以前我们是驻扎在哪儿啦。看惯了炉角瓷砖上的阳光，还有从炉台上移过的街上的树影，哪怕让我们在这里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不急不慢地收拾起行李来。
半夜，他们被喧哗和喊叫声吵醒，周围一片枪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村子笼罩在一片不祥的凶光之中。窗前不时闪过黑影。后屋里的房东一家也醒过来，窸窸窣窣地穿衣服起床。“卡尔宾科，快去外面看看，出了什么事？”日瓦戈说。
不一会儿就全都弄明白了。日瓦戈三下两下穿上衣服，跑去医院想核实一下消息是否属实：在这一段战线上，德军击败了俄军。战线向村子移近，正在步步进逼，村子已处在火力射程之内。医院和机关等不得上级命令，必须紧急撤退，要在天亮之前离开。
“你随第一批车队走。马车现在就出发，但我已经吩咐他们等你。再见吧，我送送你。看看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坐。”
他们向村头跑去，部队正整装待发。街上子弹纷飞，一片呼啸。他们弯着腰，利用墙根做掩护，跑过街上一幢幢房子。在通向田间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榴霰弹在半空爆炸，就像大伞似的向四周散去。
“你怎么办呢？”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得等一等。先得回去拿东西。我第二批才能走。”
他俩在村口道别。几辆大车和一辆双轮马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开始时你碰我撞地走不开，慢慢就顺顺当当一辆接一辆地朝前走了。日瓦戈向远去的朋友挥了挥手；路旁一间木棚起火了，火光照亮了他俩。
日瓦戈像刚才来时那样，贴着农舍，靠墙角的掩护，很快回到了驻地。离开他屋门只隔两幢房子的地方，一股炮弹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榴霰弹打中了他。日瓦戈倒在路上，满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h2>十四</h2>
军医院撤退到了西部靠铁路的一个偏僻小镇，和司令部相邻。那时正是二月末的回暖天气。日瓦戈住在养伤的军官病房里，床旁的窗户由于他的要求大开着。
快吃午饭了。病人们各自打发饭前的时光。他们听说医院里新来了个护士，今天第一次来他们这里查房。躺在日瓦戈对面床上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送来的《言论报》和《俄罗斯言论报》，看到版面上新闻检查后留下的一块块空白，十分恼火。日瓦戈在读战地信箱送来的冬尼娅的信，信已经攒了一大摞。一阵阵清风吹拂着信笺和报纸。这时响起了脚步声。日瓦戈抬起眼，拉拉走进了病房。
日瓦戈和少尉各自都认出了她，而拉拉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户？你们不冷吗？”她走到加利乌林跟前问道。
“您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她问道，一边拿起他的手替他把脉，但马上又放下了。她在他床旁的椅子上坐下，感到有些窘迫。
“真没想到，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说，“我和您的丈夫帕沙·帕夫洛维奇在一个团服役。他的遗物我都替您保存着。”“不可能，不可能，”她连声说道，“简直太巧了。这么说您了解他的情况？请快点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他牺牲了，是被土埋了？不要隐瞒，不必为我担心。我已经都知道了。”
加利乌林没有勇气证实她所了解的情况。他想编些瞎话来安慰她。
“帕沙被俘了，”他说，“他带他的士兵冲得太猛，被敌人截断了后路。他们被包围之后，他出于无奈投降了。”
但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这次意料不到的谈话，使她无比震惊和激动。眼泪已经涌上眼眶，但她不愿在人前掉泪。她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才镇静下来。
少顷，她又回到病房，表面上已经平静下来。她故意避开目光不看加利乌林，怕忍不住又会哭起来，径直走到日瓦戈的病床前，心不在焉地、像背书一般说道：
“您好。您有什么不舒服吗？”
日瓦戈已经注意到她的激动不安和眼泪。他想问问出了什么事，并想告诉她，他曾两次遇见过她。一次他还是个中学生，一次已是大学生。可再一想，这样显得过于亲昵，别让她误会了他的意思。接着，他又突然想起了躺在棺木里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和冬尼娅在西夫采夫产院的哭喊声，他忍住了嘴边的话，只是简单地说道：
“谢谢您。我自己是个医生，我可以给自己治病，什么也不需要。”
“他干吗冲着我不高兴？”拉拉暗自思忖，奇怪地朝这相貌平常、长着翘鼻子的陌生人看了一眼。
几天来，天气一直变化无常，晴不起来。夜里常常吹起一阵阵暖风，送来潮湿的泥土味。
这些日子司令部里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不断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司令部和彼得堡的电话时常中断。现在到处都在议论政治问题。
每次拉拉值班，早晚要查房两次，同各个病房里的病人随便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也和加利乌林和日瓦戈扯上几句。“这人很怪，很有意思。”她想道。“年纪轻轻的，那么不友好。长了个翘鼻子，当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是个真正的聪明人，聪明得讨人喜欢，又充满活力。”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对她来说最主要的是尽快结束这里的护士工作，调回莫斯科去，可以离卡坚卡近些。到了莫斯科她要申请退役，辞去护士工作，回到故乡尤里亚京的中学去教书。关于可怜的帕沙，看来消息已经千真万确，没有任何希望了，因此她也没有必要再在前线充当女英雄。全是为了找他，才引出这么一大堆事情来。
现在卡坚卡在那里怎么样了呢？可怜的、没了爸爸的苦命孩子（想到这里她又掉下泪来）。近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不久以前，她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神圣的义务感、军人的荣誉感和崇高的社会责任。然而战争失败了。这是最大的不幸，于是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转眼之间，一切全变了：调子变了，气氛变了，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应该听谁的话。仿佛过去一直有人像带孩子似的牵着你的手走路，现在突然撒手不管，让你学着自己走。四顾茫茫，一个人也没有，既无亲人，也无权威，于是就想相信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的力量，或是相信美，相信真理，让这些，而不是让那些被推翻了的、人为的规定，来完全驾驭你，比过去习惯的和平生活时期更彻底地驾驭你。那种和平生活已经消失，被取缔了。对拉拉来说（她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卡坚卡就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绝对的目的。现在帕沙不在了，拉拉只是个母亲。她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卡坚卡这个失去父亲的可怜的孩子。
有人写信告诉日瓦戈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为他出版了书。书得到了好评，并预言他在文学上很有前途。人们在信中还告诉他，现在莫斯科很活跃又很不安定，在底层民怨日益鼎沸，我们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夕，重大的政治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夜已经深了。日瓦戈劳顿不堪。他时而沉入梦境，时而又醒过来。他觉得白天紧张了一天，现在不会睡着的，也睡不着。窗外昏沉沉的风呜呜地响着，仿佛打着哈欠，睡意矇眬。风声如诉如泣：“冬尼娅，萨沙，我多么想念你们，我多么想回家，想去干我的工作。”在风声的低诉里，日瓦戈时而醒过来，时而又跌入梦境，幸福和痛苦也随之惶恐不安地迅速交替着，就像这多变的天气，这变幻不定的夜晚。
拉拉心想：“那个伤员多么关心帕沙，为他保存下这些令人心碎的遗物，可是我简直没有良心，甚至都没问一问他叫什么，从哪里来。”
第二天早上她查房时，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和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便仔细询问加利乌林的情况，一边嗯嗯地应和着。
“我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啊！是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是季韦尔辛的家，是革命的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小奥西普吗？不，不，我不认识奥西普，也许我不记得了，请原谅。可是时间，时间是对的，房子也是对的！确实不错，我记得这幢房子和一九〇五年！”噢，她突然活灵活现地记起了这一切！当时还练过射击，还有（天啊，快让我想想）“基督的旨意”！啊，童年的一切记得多么清晰，多么深刻，因为这是人生的开始啊！“请原谅，您的名字叫什么，少尉？对了，您已经告诉过我。谢谢您，我多么感谢您啊！奥西普·吉马泽金诺维奇，您唤起了我许许多多的回忆，许许多多的思绪！”
一整天来，她心里一直想着“那幢房子”，嘴里啊啊地感叹着，几乎出声地回忆着，思考着。
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多了不起！现在又响起了枪声，可是比当初要可怕得多！这可不是“孩子们打枪玩儿”。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成了军人，那些院落和村庄里的普通百姓全部成了战士！简直叫人惊讶！
伤员们拄着木棍和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屋来或跑步进来，隔壁病房里能走路的伤员也跑着争先恐后地嚷嚷道：
“特大消息，彼得堡巷战了！彼得堡的卫戍军向起义者倒戈了。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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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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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俄国童话中拯救公主性命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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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人种志学家和语言学家，《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编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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