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势头减弱，渐渐远去。雷声也变得稀疏，在远处喑哑地响着。雨停停下下，水滴从树叶和斜槽上流下来。无声的闪电，照亮了弗列丽小姐的房间，白光并不立即离去，仿佛在屋里搜寻什么。
隔了好一会，突然，敲门声又重新响起，而且敲得更急，好像唤人求救。风又刮大了，雨点随着哗哗落下。
“来了！”弗列丽小姐不知对谁喊了一声，接着又为自己应声吓得要命。
她突然猜测到了什么，连忙下床，趿上拖鞋，披上睡衣，跑去叫日瓦戈，要不一个人太害怕了。原来，日瓦戈也听到了敲门声，手里拿着根蜡烛正迎面从楼梯上下来。他们俩都猜想到一起去了。
“日瓦戈，日瓦戈！有人在敲大门，我害怕一个人去开门，”她用法语喊道，然后又用俄语补充道：“您看吧，这不是拉拉，就是加利乌林。”日瓦戈也被这敲门声惊醒。他想一定是自己人，或者是加利乌林逃不出去回来躲一躲，或者是护士拉拉·安季波娃路上难走又返回来。
在门厅，日瓦戈让弗列丽小姐拿着蜡烛，自己用钥匙打开锁，下了门闩。一股劲风吹开了他扶着的大门，吹灭了烛火，一阵冰冷的雨点打了他们一身。
“谁敲门？谁呀？这儿有人吗？”弗列丽小姐和日瓦戈轮流在黑暗中问着，但没人回答。突然间他们听到后门的方向响起了刚才的敲门声。现在细听，好像敲的是朝花园的那扇窗户。
“看来，是风吹的，”日瓦戈说，“为了保险，您还是去后门看一看，我就在这里等着，如果确实有人敲门，不是其他别的原因，我们不致两头都错过了。”弗列丽小姐朝屋里走去，日瓦戈来到外面门廊遮檐下，现在，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可以看到天光已渐渐放亮。
城市上空，乌云疯也似的疾驶着，像受到追捕的逃犯。云絮低得几乎擦着了树梢，树朝同一个方向倾斜着，像一把把弯弯的扫帚横扫着天空。灰色的楼墙经雨水一淋，成了黑色。
“怎么样？”日瓦戈向回转来的弗列丽问道。
“您说得对，没有人。”接着她又说，“刚才到楼里各处看了一遍。餐具室的玻璃窗被椴树枝打破，地板上积满了水。拉拉房间里也一片汪洋，到处是水。”
“这儿的一扇百叶窗掉了下来，窗子撞来撞去。您明白了吧，原因全在这儿。”
他们俩又说了几句，锁上门，各自回屋睡觉，两人都有些遗憾，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他们本来以为，大门一开，准定进来他俩都熟悉的拉拉·安季波娃，浑身淋得精湿，瑟瑟发抖。等她抖掉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俩就可以询问经过情形。她更衣之后，会下楼到厨房里来，在熄了火却仍有热气的炉旁暖暖身子。她会告诉他们路上的各种遭遇，一边理着头发，和他们说说笑笑。
他们锁上了大门，可是还觉得浑身是水的拉拉·安季波娃，就在楼房拐角的街口上。因为刚才他们对拉拉的归来是那么确信无疑啊。
<h2>十</h2>
人们认为，车站士兵哗变的间接肇事者，是比柳奇电报局的科利亚·弗罗连科。
科利亚是梅柳泽耶夫的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从他生下来，梅柳泽耶夫的人就都知道他。小时候，他常住在逍遥田庄上的一个仆人家里。在弗列丽小姐的照管下，他和她的两个学生，也就是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玩耍。弗列丽对科利亚十分了解。那时他已开始学说法语。
在梅柳泽耶夫公路上，无论天好天坏，人们常常看到科利亚骑着自行车，不时抬头望望电线杆和电线，检查线路有没有毛病。他骑车不扶车把，仰着头，双手抱在胸前，身上穿得很少，也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帆布鞋。
镇上几家的电话，用的是车站的分线；这些都归科利亚在车站总机室掌管。
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车站上的电报、电话他得管；有时站长波瓦里希恩临时出去，他还要管行车信号、区截调度，因为这些装置也设在总机室。
科利亚由于常常要同时管好几部机器养成了习惯，说起话来很特别。当他不愿回答、不想和别人搭话时，他讲话就含混不清，断断续续，令人费解。人们传说，出事那天他过分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加利乌林从城里打来电话，他对他置之不理，实质上使加利乌林的良好计划全部落空，可能在无意之中，使后来发生的事情变成了一场惨剧。
加利乌林让科利亚请政委来接电话，当时政委正在车站上或车站附近。加利乌林是要告诉政委，他马上就去伐木区与政委会面，在这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不愿去找金茨，借口电话线正占着，要向驶近比柳奇的列车发信号。实际上他却千方百计地想把这列载着哥萨克骑兵的列车，拦截在前面的一个会让站上。
可是列车还是驶进了车站，这使科利亚感到不快。
火车头慢慢驶进月台上阴暗的遮阳里，恰好停在总机房那扇大窗子的对面。科利亚把印有铁路字徽的深蓝厚呢窗帘全部拉开。石条窗台上的大托盘里，放着一个大凉水瓶和一个菱形厚玻璃杯。科利亚在玻璃杯里倒上水，喝了几口，朝窗外望着。
司机看见科利亚，在机车里向他友善地点点头。“哼，臭狗屎，床板里的臭虫！”科利亚怒气未消，对司机吐了吐舌头，举起拳头表示威胁。司机完全明白科利亚的意思，他自己也耸耸肩，朝后面的车厢点下头，意思是说：“我有什么办法？你来试试看。可厉害着哪。”“不管怎么说，你是废物，胆小鬼！”这些话都表现在科利亚脸上。
各个车厢纷纷牵出战马。马犟着不肯走。没过一会儿，响起了马蹄踏在木板上低沉的笃笃声，接着石砌月台上传来一阵清脆的嗒嗒声。哥萨克终于牵着不停地扬起了前蹄不愿向前的军马横过铁路道口。
铁轨尽头杂草丛生，生锈的轨道上停着两排报废的车厢。上面的油漆任凭风雨侵蚀，已全部脱落，木头也已霉烂、蛀空。因此，头上几节破破烂烂的取暖货车，同报废车厢后面的原木材，同白桦树上的多孔菌，同上空聚集的团团白云，重又恢复了往日的亲近。
到了林子边上，一声令下，哥萨克翻身上马，向伐木区疾驰而去。
二一二团里的叛军被包围了。骑兵在树林里看起来总比在开阔地上显得高大威武。士兵一下就被震慑住了，尽管他们在地窖里也有枪支。哥萨克个个马刀出鞘。
金茨从骑兵队里跑出来，站在中间一堆结实平整的木柴堆上，对被包围的叛军开始发表演说。
他又像往常那样大谈什么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之类崇高的话题。但这些观念在这里没有市场。叛军人数极多。他们在战争期间吃尽了苦头，变得十分粗野，又疲惫不堪。金茨谈的大道理，他们早就听腻了。四个月来左派和右派说客的恭维，使他们变得狂妄起来。他们都来自普通的老百姓，金茨的外国姓名和波罗的海口音，使他们对他兴味索然。
金茨也感觉讲得太冗长，对自己气恼起来，但又想他这样做为的是让人们容易听懂，可他们非但不感激他，反而十分冷淡、厌烦。他愈来愈暴躁，决定对他们改用强硬的语气，说些早有准备的恐吓的话。他没听见士兵中间出现的一片抱怨声，提醒他们说，革命军事法庭已经建立并已开始执法。他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放下武器，交出他们的头目，就可能被处以死刑。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就证明自己是可耻的叛军，是毫无觉悟又目空一切的暴徒。士兵对这种讲话早已不习惯了。
几百名士兵吼叫起来。有些人嗓音低沉，几乎不怀什么恶意地说：“你说了一通就得了，够了，别说了。”但有些人充满仇恨，尖声尖气、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同志们，你们听见他怎么骂我们了吧，跟过去有什么两样！还是军官那副德行！这么说我们是叛徒啰？可你自己是哪个地方来的，大人先生？何必跟他费时间。还不清楚吗？他是德国人派来的奸细。喂，你拿证件出来看看，贵族老爷！你们干吗傻乎乎地张着嘴，杀我们的刽子手们！来吧，把我们捆起来吧，把我们吃了吧！”
结果，连哥萨克也越来越腻烦金茨枯燥乏味的讲话了。他们在下边也窃窃私语：“别人都是暴徒，下流货，这位老爷呀！”有人把军刀收进刀鞘，开始只是一两个，后来大多数都这样做了。接着一个个下了马。等差不多都下了马，他们乱糟糟不成队形地朝林中空地迎着二一二团走去。人们全混杂起来，两边士兵友好地称兄道弟。
“您应该想办法悄悄溜掉。”哥萨克的军官紧张地对金茨说，“道口旁停着您的车。我们派人去让他们把车开到这里来。您快走。”
金茨依从了。但偷偷溜走他觉得太不体面，于是他没有按军官的要求谨慎从事，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朝车站走去。他心里其实万分紧张，但为顾全面子，强自镇定，不慌不忙地走着。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一出林子就到。金茨走到林边已能看到前面的铁路。这时他才第一次回头看了一下。他身后紧跟着一些持枪的士兵。“他们想干什么？”金茨暗自嘀咕，一边加快了步伐。
尾随在后面的士兵也加快了速度。他们和金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前面就是破车厢的双层木板。金茨一绕过车厢，拔腿就飞跑。刚才运来哥萨克的列车，已经开入调车场。铁路线上全无障碍。金茨飞奔着越过了铁路。
他奔跑着跳上高高的月台。这时，从那几辆破车厢后面蹿出了追赶他的士兵。波瓦里希恩和科利亚向金茨喊了几声，一边直打手势，让他躲进车站来逃命。
但是，祖祖辈辈教育出来的荣誉感，城里形成的、不畏牺牲的荣誉感，虽然在这里并不适用，却妨碍着他躲进车站去逃命。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克制着剧烈的心跳。他觉得应该向他们发出呼吁：“弟兄们，你们好好想想，我哪是什么奸细？”他想：“要是对他们说点真诚的话，会使他们醒悟过来悬崖勒马的。”
这几个月来，每当金茨想到要建立功勋，要向人们发出热忱的呼吁，他便不知不觉会联想到高台、讲坛，甚至椅子。他一站在高处，就可以向人们呼喊，用热情的讲演去鼓动人们。
车站门口的大钟下面，有一个又高又大的消防水桶，桶顶盖得严严实实。金茨跳上水桶对朝他逼近的士兵喊了几句动人的话，但他声音很怪，话也颠三倒四。这时他离车站敞开的大门只有几步了，一闪身就可以躲进去。他却对士兵喊起话来。他表现出来的非凡的勇气，使士兵们感到震惊，都愣住不动，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但是，金茨挪到桶盖的边上，盖子踩翻了。他一条腿落入水桶里，另一条挂在桶外。结果就骑在木桶帮上。
这尴尬的模样，逗得士兵们哄然大笑。最前面的一个士兵开枪打中了这个倒霉政委的脖子。他应声倒地，其他士兵一拥而上用刺刀把他捅死。
<h2>十一</h2>
弗列丽小姐给科利亚打了电话，要他给日瓦戈在火车上找一个好座位，并且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干，她就要揭发科利亚的罪行，没他的好下场。
科利亚一边回答弗列丽，一边还像往常那样接着另一个电话，从他话里夹杂的十位数来看，他同时还在向第三处拍发密码电报。
“普斯科夫，电报局，你听见了吗？什么叛军？什么帮忙？弗列丽小姐，您说什么呀？胡说八道，别耍滑头，请别催，先放下话筒，您妨碍我工作。电报局，普斯科夫，普斯科夫：36，逗号，0015。嗐，这狗东西！线又断了。什么？什么？听不见。怎么又是您，弗列丽小姐？我不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您了吗？不行，我没办法。您去找波瓦里希恩吧。胡说八道，别耍滑头。36……见鬼……又来了，别打扰我的工作，弗列丽小姐。”
可是弗列丽小姐还在说：
“你别想哄我，你这骗子手！什么普斯科夫，什么普斯科夫，骗子手！我要把你的事全说出去。明天你给日瓦戈找个座位。别的我不愿跟凶手讲话，你这个小犹大，叛徒。”
<h2>十二</h2>
日瓦戈上路的那天，天气闷热得叫人难受。像前天那样，一场大暴雨即将来临。
满地葵花子壳儿的车站旁的小镇子上，土坯房和一群群白鹅在黑压压凝聚不动的乌云逼视下，显得苍白而惊恐不安。
车站前面和两侧是很宽阔的草地。上面的草都被踩乱，挤满了无数等车的旅客。他们各自要去不同的方向，等了已有好几个星期。
候车的旅客中有一些老人，穿着灰粗呢外衣，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在人群里走动，打探各种消息和传闻。几个十四五岁的默不作声的孩子，用胳膊撑着地侧身躺在草地上，手里拿着光秃秃的树枝，仿佛在放牧。他们光腚的弟妹们撩起衬衫，在他们脚边窜来窜去，背上晒得微微变红。他们的母亲平伸双腿坐在草地上，棕色的无领上衣歪歪扭扭地敞开着，怀里搂着吃奶的娃娃。
“那次枪声一响，人们就像羊群似的四散逃走。看着真讨厌！”站长波瓦里希恩厌恶地对日瓦戈说。他们俩在躺倒的人群中间绕着弯穿行，车站里面也罢，车站门口也罢，乱七八糟都躺着人。
“转眼之间，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们又看到了这块草地。一时真让人高兴！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有四个月了，连草地是什么样的都忘记了。这儿就是金茨丧命的地方。战争期间我见了许多可怕的情景，本该习惯了。可那次见了他，心里真难受！主要是死得不值得。为了什么？他有什么对不起那些士兵的？他们还算是人吗？听人说，他是家里的命根子哩。现在，请往右走，这边走，这边走，请到我们办公室来。这趟车您就别想上去了，会把您挤死。我给您安排了另一趟区间车。这趟车是我们自己调配的，现在编组得差不多了。但是您上车以前可不能说，对谁也不能说！不然的话，他们会把车拆成碎片，连个挂钩都不留。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h2>十三</h2>
这辆秘密列车编组完毕，从车场慢慢倒入车站。草地上的人们一见，一窝蜂地朝它直冲过去。高岗上的人们连滚带爬地奔下来，又爬上了铁道路基。人们你推我搡地向车上拥去，有些人跳上了保险杠和踏板，有的人爬进了车厢的窗户，爬上了车顶，一眨眼工夫，列车还没停下来已经挤得满坑满谷。等它驶近月台时，更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从上到下都是人。
日瓦戈奇迹般地挤进了过道台。然后，更加莫名其妙地挤到了车厢的过道。
于是他就呆在过道里，坐在自己行李上，这样一直到苏希尼奇。
带雨的乌云早已吹散。田野上烈日炎炎，遍地都可以听到螽斯虫不停歇的狂噪，甚至压过了火车行进的隆隆声。
站在车窗前的旅客，遮住了光线，他们长长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座位上和椅背上，重重叠叠摞在一起。车厢容不下，影子又穿出对面的车窗，投在斜坡上，随着奔驶的车影起起伏伏地移动着。
车厢里面一片嘈杂，有的扯着嗓子唱歌，有的骂架，有的打牌。列车停站时，车内的喧闹和围在车外的旅客们的吵嚷，混成了一片，仿佛是海上的风暴，震耳欲聋。火车中间突然停站时，也像海上的情形一样，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平静下来，可以听到月台上顺着火车走路的急促脚步，行李旁的忙乱和争吵，有时远远地还传来送行者的只言片语，甚至辨得出老母鸡的低鸣和车站小花园里树叶的簌簌声。
这时，从车窗外飘进一股熟悉的香气，仿佛专给日瓦戈送来的，像路上发来的电报，又像是从梅柳泽耶夫寄来的问候。这缕缕清幽的香气就在周围缭绕，来自上空，是田里野花和花坛的香气不能比拟的。
日瓦戈被挤得无法活动，不能走近车窗。但他即使看不到，也能想象出窗外的椴树。它们就长在路基旁边，繁枝密叶上黑乎乎地积着煤烟尘土，静静地伸向车厢顶盖，上面缀满繁星般闪烁着的小花。
这馥郁的香气伴他走了一路。到处人声鼎沸，到处椴树争芳斗艳。
这无处不在的花香，仿佛一直走在这趟北上列车的前面，就像一个遍及各个枢纽站、岗亭和小站的传闻。旅客们每到一处，就听到这个传闻，不是从别处传过来的，就是在当地得到证实了的。
<h2>十四</h2>
夜里，火车抵达苏希尼奇。一个殷勤的老式打扮的脚夫，带着日瓦戈摸黑越过铁轨，帮他从后门上了火车，坐进了二等车厢，这是一列刚刚进站的临时加开的列车。
脚夫用一把乘务员的钥匙打开后面的车门，刚把日瓦戈的行李放到入口台上，一个乘务员过来就要把行李推下去，脚夫于是和他争执了几句。还是日瓦戈开口把他说动了，发了善心，搭讪着不知跑到哪去了。
这趟神秘的列车负有特殊使命，车速很快，各站停的时间很短，并且有武装保卫。车厢里的人非常少。
日瓦戈坐的包房里，小茶桌上点了一支明亮的蜡烛，窗板已经放低，但窗外钻进来的劲风，吹得火苗不停摇曳，蜡烛四周挂满了烛泪。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旅客，一个浅发青年，从他修长的手脚来看，身材十分高大。他活动手脚时，显得毫无气力，倒像折叠家具上没有拧紧的部件。年轻人懒散地仰头倚坐在窗旁的软席上。日瓦戈进包厢时，他正半躺着。见日瓦戈进来，便客气地欠了欠身，坐得比较礼貌些。他的座位下面似放着一堆墩布条。突然，墩布动弹起来，从下面钻出一只呜噜呜噜煞有介事叫着的垂耳猎狗。它闻了闻日瓦戈，望了望他，就在这房里转悠起来，爪子轻巧地向前甩动，颇像它的主人甩动着二郎腿。不一会儿，它又按主人的吩咐呼哧呼哧钻到座位底下缩成一团，成了打蜡地板上用的粗呢拖把。
这时日瓦戈才发现，包房衣钩上挂着一支装在枪袋里的双筒猎枪，皮革子弹带，还有一个满装着猎获物的口袋。
原来，这个年轻人是出门打猎归来。
他十分健谈，面带笑容，想和日瓦戈马上攀谈起来。谈话时，他直勾勾地盯着日瓦戈的嘴巴。
这年轻人尖声细嗓，颇不悦耳；调门一高，就变成了刺耳的假嗓音。他还有个怪毛病：说的是俄语，可元音“y”发得很怪，像法语的软音“u”，或是德语的变元音“ü”，而且，连这个怪里怪气的“y”，他发起来也很吃力，甚至变成尖叫，比别的音都响。刚开始交谈，他头一句话就使日瓦戈惊诧不已，里面一连几个ü。
“昨天早晨，我才打了野鸭。”在他比较注意的时候，还能克制不犯这个毛病；只要稍一疏忽，就又不行了。
“这是什么怪毛病呢？”日瓦戈想道，“我好像在书里看到过，有点印象。我作为医生应该懂得这些，可记不起来了。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引起了语言障碍。不过他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让人忍不住想笑。所以简直不能和他谈话，还不如爬上铺去睡觉。”
日瓦戈上了铺准备休息。这时年轻人问他要不要灭了蜡烛，是否会妨碍日瓦戈睡觉。日瓦戈向他表示感谢。他就吹灭了蜡烛。包房里黑了下来。
包房的车窗关上了一半。
“咱们是不是把窗子关上？”日瓦戈问道，“您不怕有贼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日瓦戈又大声问了一声，但是他仍然没有答腔。
日瓦戈划了根火柴，他想看看伙伴怎么了，是不是这么一会儿工夫离开了包房，或者已经睡着了，这更难令人相信。
原来，年轻人只是睁着双眼坐在座位上，见日瓦戈俯下身来，就对他笑了笑。
火柴熄灭了。日瓦戈又燃了第二根火柴，借着火光，他把问话又重复了一遍，等年轻人回答。
“随您的便，”这位猎人回答得很痛快，“我没什么值钱东西。不过，最好别关，太闷。”
“真没想到！”日瓦戈心想，“看来是个怪人，只有很亮的时候，才肯说话。现在他说话清楚极了，怪毛病也没了，简直无法理解！”
<h2>十五</h2>
日瓦戈觉得极度疲乏。上周发生的那些事情，上路前的紧张、准备行装，加上早晨上车的拥挤，这一切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想，现在舒舒服服躺下，马上就会入睡。但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反使他失眠。天快亮时，他才睡着。
漫漫长夜里，尽管思绪万端，但实际上只围绕两个萦绕不去的中心，它们时分时合。思念的第一个中心，是冬尼娅、家庭和以前安适的生活。那时的生活，处处充满诗情画意，甚至细枝末节都莫不如此，亲切而坦诚。夜里日瓦戈忐忑不安地想着那种生活，但愿能一如既往，恢复原样。他躺在茫茫黑夜中奔驶的列车里，急切地盼着回到阔别两年之久的生活中去。
属于这一中心的，还有对革命的信仰和赞美。这里的革命是指中产阶级所理解的革命，也就是一九〇五年崇拜勃洛克的一群青年学生所理解的革命。
在这些日瓦戈感到亲切和熟悉的思绪里，还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思想界、艺术界和俄国命运——整个俄罗斯的命运以及日瓦戈本人的命运——中初露端倪的那些新生征兆、那些美好的许诺和前景。
战后，日瓦戈希望再回到这样的气氛中，恢复和继续这种气氛，就像他想着返回久别的家园一样。
第二个中心里的思念，内容也是新的，但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它不是自己所习惯的、基于旧基础上的新东西，而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不可回避的、为现实所决定的新东西。它来得突然，像地震一般。
这个新东西就是战争，是它的血腥和恐怖，是战祸中的流离失所和人性沦丧。此外，还包括战争带来的考验和教给人们的生活能力。再有就是战争把他抛去的荒僻小镇、和他萍水相逢的人们。还有革命。不过如今这场革命不再像一九〇五年大学生所理想化了的革命；这个革命诞生于战争中，是流血的革命，是毫不留情的士兵革命，是熟知这股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革命。
护士拉拉·安季波娃也属于这第二个中心。战争把她抛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她过去的经历如何，他全然不知。她不责备任何人，只有无言的埋怨；她沉默寡言得神秘莫测，而沉默使她显得坚毅有力。属于这个中心的新东西，还有日瓦戈真心实意地努力约束自己不去爱她，就像他一生中努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消说爱家庭和亲人）一样。
火车风驰电掣。迎面吹来的风透过半开的窗子，吹得日瓦戈头发又脏又乱。夜里车站上的情景与白天毫无二致，人群骚动嘈杂，椴树簌簌摇曳。
有时从茫茫夜地里向车站辘辘驶来几辆四轮大车和轻便双轮马车。人声、车轮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汇成一片。
每逢此刻，日瓦戈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黑魆魆的树影簌簌作响，睡意矇眬的树叶含混不清地窃窃私语些什么。原来，它们谈论的正是日瓦戈躺在上铺辗转反侧思考的问题：俄罗斯日甚一日的动荡不安，俄国的革命，革命的艰难痛苦，以及革命最终的伟大意义。
<h2>十六</h2>
第二天日瓦戈醒得很晚，已经过了十一点。“马尔吉斯，马尔吉斯！”那青年猎人正低声呵斥呜呜叫着的猎狗。日瓦戈感到奇怪，包房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人，再没有别的乘客上来。一路过来的车站，他从小就很熟识。火车驶过卡卢加省以后，就直入莫斯科省中心。
日瓦戈像战前那样舒舒服服地梳洗完毕，回到包房进早点，这是他那位奇怪的旅伴请他吃的。现在日瓦戈可以仔细打量他一番了。
此人最主要的特点是十分健谈好动。这位陌生旅客喜好说话，不过目的不在于交际和交换思想，而在说话本身，在于发音吐字。与人交谈时，他仿佛坐在弹簧上不停地上下颤动，莫名其妙地纵声大笑，喜滋滋地连连搓手。如果这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兴奋，他就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盖，笑得眼泪直流。
昨天交谈时他表现出的乖张举止，今天又重演了。这位猎人说话杂乱无章，让人吃惊。他时而无的放矢地表白一番自己，时而对一些毫无恶意的问题充耳不闻，不予理睬。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自己的情况，稀奇古怪又语无伦次。看来，他是夸大其词。他的观点极端片面，否认一切成规，显然企图以此哗众取宠。
所有这些，使日瓦戈觉得许久以前似曾相识。类似的激进思想，上一世纪的虚无主义者就提倡过，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主人公也说过，而最近直接继承他们衣钵的，便是俄罗斯外省的整个知识界。这里的知识分子常常比彼得堡和莫斯科更为激进，因为他们地处僻远的外省，保存了原来的东西，而在首都这已经落后过时了。
这青年告诉日瓦戈，他是一位著名革命家的侄子，可自己的双亲恰恰相反是无可救药的顽固分子。他称他们为死硬派。他们家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有座相当大的庄园。这位年轻人就在那里长大。他的父母与叔叔一生交恶，但叔叔不记仇，如今利用自己的影响尽量使他们摆脱许多倒霉的事。
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对日瓦戈说，在思想观念上他同叔叔相近，无论对生活、政治和艺术的看法，他都是个极端主义分子。这倒有点别佳·韦尔霍文斯基的味道——不是指他的左倾思想，而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和堕落。他马上又要以未来派自居了，日瓦戈暗想道。果然不出所料，他谈起了未来派。接着日瓦戈猜他现在又要谈体育运动了，还要谈赛马或者溜冰场，或者法国式摔跤。果然，话题转到了狩猎上来。
青年说，他在老家就打过猎，还夸口说，他是个神枪手，倘若他没有生理缺陷能入伍当兵的话，在军队里他定是个出色的射手。
这时他发现日瓦戈疑问的眼神，惊叫起来：“怎么？难道您一点没有察觉？我以为您已经猜到我的毛病了呢。”
他从口袋里取出两张卡片，递给日瓦戈。一张是他的名片。他是复姓，全名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希赫，或者只用单姓波戈列夫希赫，他请日瓦戈就这么称呼他。为了尊敬他的叔叔，所以他只用这个单姓。
另一张是印着小方块的表格。每一格里画着两手交叉的不同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字母表。日瓦戈到此才恍然大悟。
原来，波戈列夫希赫曾是加尔特曼或奥斯特罗格拉茨基聋哑学校的高材生，也就是个聋哑人。在学校他靠观察教师喉头肌肉的运动，娴熟地掌握了靠眼力、而不靠听觉说话的本领，和别人交谈也采用同样的办法。
日瓦戈琢磨了一下他家乡所在地和打猎的地方，开口问道：
“请原谅我唐突，您可以不回答我。请问您和济布申诺共和国和它的创建，可有什么关系吗？”
“您怎么知道……请问……这么说您认识布拉热伊科吗？有关系，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波戈列夫希赫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使劲拍膝盖。接着又海阔天空地说了一大通。
波戈列夫希赫说，布拉热伊科对他来说只是个媒介物，而济布申诺也不过是试验他自己思想的地方罢了。日瓦戈很难听懂他讲的那些思想观点。波戈列夫希赫的哲学，一半是无政府主义，另一半纯粹是猎人的呓语。
波戈列夫希赫俨然以神谕的口气，胸有成竹地预言，不久的将来将要发生极重大的变故。日瓦戈内心同意他的说法，感到这种动乱多半无可挽回，但这个讨厌的毛孩子说话时那种目空一切的权威态度，惹得他十分生气。
“等一等，您别着急，”他不很有把握地说，“这都不错，一切都可能发生。但依我之见，目前不是进行您那种冒险试验的时候，因为周围是一片混乱，一片崩溃景象，而且有敌军压境。应该让国家有所恢复，在剧烈变动之后喘一口气，然后才谈得上再来一次大变动。应该先取得一种相对的安定和秩序。”
“这是天真的想法，”波戈列夫希赫说，“您所说的崩溃，同您赞美的理想秩序，同样是正常的现象。这种破坏是大规模建设计划的必然的前奏。社会破坏得还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崩溃，那时真正的革命政权才能在另一种全新的基础上把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日瓦戈觉得很不是滋味，离开包房来到走廊上。
列车不断加速，驶近莫斯科。迎面是近郊的白桦树林和星罗棋布的别墅，掠过窗口，又落在后面。没有遮阳的狭长月台上，站着去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列车驶过后，他们被远远抛在火车扬起的烟尘中，仿佛是骑在旋转木马上。火车汽笛声一声接着一声。林中一切空间都荡起了回声，扩向远方。
许多日子以来，日瓦戈现在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一两个小时之后等候他的是什么。
三年来的变化，不通音信，迁徙，战争，革命，震动，炮击，毁灭的场面，死亡的场面，破坏的桥梁，废墟，大火——充满这一切的三年，倏忽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空洞无物的空白。经过长期的中断之后，现在头一件真正的大事，就是他正坐着火车一步步驶近了自己的家——这使他感到头晕目眩。他的家没有遭到破坏，还存在于世界上。那里每一块石头都非常亲切。这才是生活，这才是感受，这才是寻奇探胜者所追求的东西，这也才是艺术的宗旨所在——回到亲人怀抱，回归自我，获得重生。
树林留在了后面。列车冲出绿色林海，驶到一片开阔地。前面是辽阔的缓坡。坡地上是一垄垄深绿叶的马铃薯。在坡顶的地头上，摆了一些从温室卸下来的玻璃框架。火车朝坡地行驶，火车后面，黑紫色的大片乌云遮住了半边天。太阳从云后射出缕缕光芒，照得温室框架上的玻璃闪烁刺眼。
骤然间，一片斜雨从乌云中洒落下来，阳光里雨点闪烁着急速落下，正好与奔驶列车的轮声合拍，仿佛这阵雨想赶上列车，唯恐自己落在后面。
日瓦戈还没转过目光，山后已经出现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紧接着便是整个莫斯科城的圆顶、房盖、楼宇和烟囱。
“到莫斯科了。”他回到包房说，“该准备下车了。”
波戈列夫希赫赶紧站起来，在猎物袋里掏了一阵，挑出一只比较大的野鸭来。
“拿着吧，”他说，“留个纪念。我和您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整整一天。”
无论日瓦戈如何推辞，他都不依。“那好吧，”日瓦戈只得收下，“把这当作给我妻子的礼物吧。”
“送给您妻子！送给您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希赫高兴地连声说，好像“妻子”这个词他是第一次听到，高兴得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连那条猎狗也钻出来分享他的快乐。
火车接近了站台。车厢变暗，仿佛进入夜晚。波戈列夫希赫把野鸭包在一张铅印告示里，递给了日瓦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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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却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男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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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中“早晨”、“打”、“野鸭”三词都含元音“y”。一句中三次发此音而不准，故听来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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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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