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在车上一直坐在小包房里不活动，日瓦戈觉得只是列车在行驶，时间是停滞不动的，似乎现在还只是正午时分。
当马车载着日瓦戈和他的行李，从斯摩棱斯克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好不容易挤出来时，天色已近傍晚。
日后，日瓦戈回忆起斯摩棱斯克市场时，总觉得当时人们都拥到广场上来，不过是习惯使然，不是别的原因。因为空空荡荡的货摊上，遮阳伞都已放下，货柜甚至都上了锁。到处是牲口粪和垃圾，广场久已无人打扫。这里没有什么买卖可做。这些或许确实是当时的情况，也可能是后来几年的生活造成的印象。
他依稀记得，当时就见到过瑟缩街头的老人，瘦骨嶙峋却穿戴不错。他们站在那里默默地责怪过路行人，不说什么话，只是向人们兜售无人需要也无人问津的东西，例如假花、有玻璃盖和气哨的圆咖啡酒精壶、黑纱晚礼服和旧公务员的制服。
一般的人们拿出来卖的，都是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块块很易变硬的配给黑面包、肮脏发潮的糖块、一切两半的包装马合烟（八分之一俄磅）。
市场上到处叫卖一些莫名其妙的旧物，每倒一次手，价格就涨一次。
马车拐进了广场旁的一条小胡同。背后夕阳慢慢落山，阳光照在他们背上。在他们前面，有一辆空运货马车辘辘地走着，马车在路面上不停地颠簸，扬起的滚滚尘埃，在夕阳的余辉里仿佛是燃烧的青铜。
他们总算超过了挡在前面的运货马车，快马加鞭向前奔去。马路中间，人行道上，处处可见扯破的旧报纸和从屋墙、栅栏上撕下来的海报，日瓦戈大感意外。一阵风刮来把报纸往北吹去，过来的车辆行人又把乱纸往南带。
他们很快驶过几个路口，前面是两条小巷的路口，他的家就在眼前。马车停了下来。
日瓦戈从马车上下来，走到大门口，按了按铃。这时他激动得呼吸急促，心咚咚地跳。没有人应声。日瓦戈又按了一下。还是没人来开门。他焦虑不安地连连按了几下，等按到第四次时，才听到门里有人卸下门栓和铁链。门开了，冬尼娅手扶着门站在他面前。这意外的重逢，使他们在一瞬间相顾愕然，谁也没听见谁的惊呼。但冬尼娅的手扶在敞开的门上，好像是伸开胳膊准备拥抱。这使他们醒悟过来，像疯了似的紧紧拥抱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人同时说起来，互相打断对方。
“快告诉我，家里人都好吗？”
“好，好，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不该在信里说蠢话，请你原谅。以后还得谈谈。你怎么不打个电报来？先让马克尔把你的东西拿进来。啊，我明白你奇怪为什么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她去乡下了。”
“可是你瘦了。不过多么年轻苗条呀！我现在先把马车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去乡下买面粉。其余的用人都辞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人，你不认识，叫纽莎，是个姑娘，照看萨沙，别的没什么人了。大家都知道你要回来，都等着你呢，戈尔东、杜多罗夫，还有别的人。”
“萨沙怎么样？”
“他还好，上帝保佑。他刚睡醒。你要不是刚下火车，可以马上就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我不是信里已经给你写了吗？他从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可想而知。马车钱你付了吗？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俩站在人行道中间，身旁是网篮、手提箱，挡住了路。路人走过时，朝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张望着驶去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想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马克尔从大门口朝年轻的老爷太太跑了过来。他衬衫外面穿着件背心，手里拿着看门人的便帽，边跑边嚷嚷：
“我的天啊，这不是尤拉吗！可不是吗？就是他，我们的小鹰！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亲爱的，你没忘了我们，我们一直为你祷告，总算回家了！你们干什么？嗯，没有见过？”他不客气地对好奇的路人说，“快走吧，先生们。瞪着眼瞧什么呀！”
“马克尔，你好啊，咱们拥抱一下吧。瞧你，快把帽子戴上。有什么好消息？妻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
“她们能怎样，混日子呗。托你的福。要说什么新消息嘛，你在前线打仗那会儿，你瞧，我们也没闲着。这里弄得又脏又乱，魔鬼都嫌，你简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街没人扫，房子漏了没人修，就像过斋日似的肚子里空空的，一点油水也没有。”
“马克尔，我要在尤拉·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一状。尤拉，他老这样叨唠没个完。他说话那个粗劲，我真受不了。大概是想讨你的好。其实，他心里可有主意呢。你别替自己辩了，马克尔。你脑子缺根弦，应该学得聪明些。毕竟你不是住在生意人家里嘛。”
马克尔把行李提到前室，关上了大门，低声地、信赖地对日瓦戈说：
“你听见了吧，冬尼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对我不高兴。她老这样呢，说什么，马克尔，你两眼一抹黑，一点文化没有，就像烟囱里的黑油烟。还说什么，现在别说小娃娃，就是哈巴狗、家养的小狮子狗，都懂事理了呢。她当然说得在理，我没说的。可是尤拉，信不信由你，有学问的人不过只是看了一本书呀，未来的共济会会员，那书在石头下压了一百四十年。要我说呢，现在他们把我们给出卖啦。尤拉，你懂吗？一个小钱不值地给卖了，连烟都不给闻一闻。你瞧，冬尼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不让我张嘴，又在那儿摆手呢。”
“能不摆手？就这样吧，马克尔，把行李放在地板上就走吧，谢谢你。要有事，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会叫你的。”
<h2>二</h2>
“总算走了，真缠人！信不信由你，演戏给你看呢。在人前装傻瓜，暗地里却磨刀霍霍。只是还没琢磨好去干谁，还装出一副可怜相。”
“瞧你说得也太厉害了吧！我看，他不过是喝醉了，不过是醉后胡言罢了。”
“你说，他什么时候清醒过？算了，去他的吧，真见鬼。现在，我担心萨沙别又睡着了。要不是铁路上流行伤寒……你身上有虱子吗？”
“好像没有。我一路很舒服，就像战前似的。要不我先稍微洗一下，大致洗一洗，等以后再好好洗。你去哪儿？为什么不从客厅走？你们上楼走另一条楼梯呀？”
“噢，是这么回事！你还不知道。我和爸爸考虑再三，决定把一层的几间房借给农业科学院。否则冬天我们生不起火。还有楼上也太大。准备借给他们。人还没来，他们的研究室要设在这里，还有植物标本和种子标本要搬来。千万可别引来耗子，因为有粮食嘛。不过眼下房子弄得蛮干净。噢，对了，现在房间叫做居住面积。从这儿走，这儿。怎么这么没脑子。要绕道走后面的楼梯。懂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给别人，很好。我在军医院的时候，医院也占用了一个有钱人的住宅。一间套一间的穿廊式房间，有的房间里还保留着镶木地板。屋里还有种在木桶里的棕榈树，夜里就像魔鬼似的在你床头伸着大巴掌。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常常在梦中吓得惊叫起来。不过，他们神经也不大正常，内部受了震伤。后来只好把木桶搬出去。我看，阔人家确实有些不健康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多得很。比如说家具过多，房子过多，多愁善感，又废话连篇。大家住挤一些，这样很好。应该多让出去一些，借给他们少了。”
“你袋子里有个东西探出脑袋来了！鸭子脑袋，鸟的嘴。多好看！一只野鸭！你从哪儿弄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下这可值钱哪！”
“火车上人家送的。说来话长，以后告诉你吧。你看要不要把它拿出来，送到厨房去？”
“那当然。我这就让纽莎去褪毛，开膛。大家都说今年冬天要挨冻受饿，说得很可怕。”
“是啊，别人都这么说。刚才我在火车上望着窗外，心里想有什么能比和睦家庭和工作更重要呢？其他问题都不决定于我们。确实，看来许多人会遭到不幸，有的人想逃到南方高加索去，从那儿再往远处走。我不能这样。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要挺得住。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你们就不然了。我要让你们躲过这场灾难，想把你们送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比如去芬兰。瞧，现在我们每跨上一级就谈半小时，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楼上啊。”
“不，等一等。告诉你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差点儿忘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你舅舅。”
“冬尼娅！这不可能吧？这太巧了！”
“是啊，真的来了。他从瑞士来。绕道伦敦，经过芬兰。”
“冬尼娅！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看见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马上去找他，就是现在？”
“你这么着急！他住在朋友的郊外别墅。他说过，后天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他经过彼得堡的时候，路不通，在那里耽搁了一阵，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咱们真是走一步停一步呢。上去吧。这么说，你也听说以后日子很难熬，会有困难、危险，前途未卜啊。”
“我自己也料到了。没什么。搏斗一下吧。总不会全都毁灭吧。咱们先看看别人怎么过。”
“听说，往后没有劈柴，没有水，也没有电。钱也不能流通了。不向城市供应商品。咱们又停下来了。上去吧。你听我说。阿尔巴特大街一家作坊卖一种又浅又矮的炉子，都说好用。点上几张报纸可以把饭烧熟。别人给了我个地址。趁现在还有，赶紧去买。”
“对，我们要买一个。冬尼娅，你想得真周到！可是我还想着尼古拉舅舅这件事呢！你看，真没想到！”
“我有个这样的打算：二楼一侧留出一块地方；咱们和爸爸、萨沙、纽莎在那里占它两三间房，一定要互相联通的。这样就和其他房间完全隔开来，堵死，就像大街上独门独院一样。中间的屋里，摆上那么一个火炉，烟囱走气窗出去。洗衣、做饭、吃饭、会客都在这间房里，这样炉火就能充分利用了。上帝保佑，也许这样我们能熬过一冬天。”
“怎么能熬不过呢，当然熬得过冬天。这毫无疑问。你的计划太好了。好样的。这样吧，为了祝贺你的计划被采纳，咱们吃顿烤鸭，再请舅舅来我们的新居。”
“太妙了。让戈尔东带些酒精来。他能在实验室弄到。现在看看房间吧。这间就是我刚才说的。选得可以吧，不错吧？你把手提箱放下，下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还可以请杜多罗夫和施莱辛格。不反对吧？你还记得洗澡间在哪儿吧？洒上点消毒药水。我这就去萨沙那儿，让纽莎下楼去。等我弄好了，就叫你。”
<h2>三</h2>
到莫斯科后，他最感新奇的，就是这个小男孩。萨沙刚出生，日瓦戈就应征入伍了，对儿子能有什么印象呢？
入伍以后，一天日瓦戈在出发之前去医院看望冬尼娅。他到那儿正赶上婴儿喂奶，没放他进去。他坐在外厅等着。产妇室在顶头，妈妈们靠墙躺在那里。有一条走廊通到婴儿室。这时走廊上响起婴儿尖细的啼哭，大约十个到十五个婴儿一起哭叫着。护士们每人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像挟两大包东西似的，送去让母亲喂奶。她们走得很快，生怕襁褓中的婴儿着凉。
“哇，哇！”小娃娃们的哭声丝毫不带感情，他们齐声哇哇，唱着同一个调，仿佛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只有一个孩子的声音与众不同。他也是哇哇哭，听起来也毫无痛苦，但并不是为了尽什么义务；他的声音低沉、郁闷而不满。
当时，日瓦戈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萨沙，以此表示对岳父亚历山大的尊敬。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低声哭叫的正是他的孩子，因为这哭声有个性，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格和命运，这哭声包含着孩子名字萨沙——亚历山大的特色。日瓦戈真猜对了。这个孩子确实就是小萨沙。这是他对儿子的头一个印象。
以后日瓦戈对儿子的印象，主要来自冬尼娅寄给他的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活泼可爱的胖娃娃，大大的脑袋，噘着一张小嘴，笨拙地弯着腿站在铺开的被子上，他举起两只小手，好像就要蹲下去跳舞。那时他才一岁，刚开始学步；现在已经两岁，开始咿呀学语了。
日瓦戈提起箱子放在靠窗的牌桌上，解开箱上的皮带。这房间过去派什么用来着？日瓦戈认不出来了。看来，冬尼娅已经换过家具，或者又重新糊了墙纸。
日瓦戈打开皮箱，准备取出刮脸用具。从窗户望出去，前面正好是教堂钟楼，圆柱之间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满月。月光洒在打开的箱子上，照在上面的衣服、书籍和梳洗用品上，屋里的光线一变，日瓦戈又认出了这房间。
这是已故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用来堆放坏了的桌椅和没有用的旧办公用具。这儿有她娘家的家传文案、夏天收藏冬衣的大木箱。安娜·伊万诺夫娜在世时，房间四角里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一般不让人进去。但每逢大节日，小客人来得特别多，就可以在楼上到处跑、跳、淘气，于是贮藏室也开放。孩子们在那里扮强盗，藏在桌子底下，用烧焦的软木塞涂个大黑脸，穿上化装舞会的衣服。
日瓦戈站了一会儿，回忆着儿时的情景，然后他又下楼去，到一层前厅把网篮拿上来。
厨房里，纽莎正蹲在炉灶前，把野鸭放在一张报纸上褪毛。她是个腼腆、胆小的姑娘。看见日瓦戈提着网篮进来，涨得满脸通红，赶紧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掸掉围裙上的鸭毛。她向日瓦戈问了声好，就上去帮忙。日瓦戈回声“谢谢”，说他自己能提。
他刚跨进旧贮藏室，就听见隔壁第二间或第三间屋里妻子在唤他：
“尤拉，你可以进来了！”
他就向萨沙那间屋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是过去他和冬尼娅做功课的房间。小床上坐着个孩子，远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但却酷似尤拉的母亲，已故的玛丽娅·日瓦戈，几乎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比她死后留下的任何画像都更逼真。
“这是爸爸，这是你的爸爸，给爸爸做个小勾儿看看，”冬尼娅不停地说着，一边放下小床的床栏，可以让日瓦戈搂他，把他抱起来。
日瓦戈走到萨沙近前。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男人，大概吓着了萨沙，萨沙不喜欢他。当日瓦戈弯下身去时，萨沙倏地站起来，抓住了妈妈的衣襟，气鼓鼓地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大胆的举动把萨沙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赶忙投进母亲怀里，把脸埋在她的衣服里，伤心地哇哇大哭起来。
“真是的，真是的，”冬尼娅埋怨着他，“萨沙，你怎么能这样。爸爸会以为萨沙不好，萨沙是个坏孩子。你亲亲爸爸，让他看看，你亲得多好。别哭，哭什么，不要紧，小傻瓜。”
“随他去吧，冬尼娅，”日瓦戈说，“别难为他，你也不必懊恼。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这都是胡扯。其实是很自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跟我熟了，拉都拉不开呢。”
可他自己走出房间时，心头也沉甸甸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
<h2>四</h2>
几天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很孤独。他并不怪罪任何人。看来，这是他自己所希望的，现在实现了。
他的那些朋友们，不知怎么都变得平庸浅薄了。他们失落了自己的世界，也失落了自己的聪慧。在日瓦戈的记忆里，他们个性要鲜明得多。看来，过去他对他们估计过高。
过去，旧的社会秩序允许有闲阶级任情地想入非非，拿衣食无着的人作话题标新立异。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高谈阔论，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大多数人都在忍饥挨饿。在那种条件下，多么容易把这些当成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独特个性。
可下层民众刚一站立起来，上层阶级的特权一旦被废除，他们转跟之间就失去了光彩，毫无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看来他们实际上从未有过独立的思想！
现在日瓦戈感到亲近的，只是不尚辞藻、不唱高调的人，是妻子、岳父、三两个同事、普通的朴实的职员和工人。
享用野鸭和酒精的晚宴，按计划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宾客见过了面，所以宴会上他们不是头一次重逢。
在那饥荒年月，一只肥鸭对客人来说是稀世佳肴，可就着鸭肉吃的面包太少，使这顿美餐大为减色，甚至使人感到气恼。
戈尔东是把酒精装在毛玻璃塞的药瓶里带来的。在黑市上酒精属于最抢手的交换物。冬尼娅手里总是拿着那药瓶，需要喝时便倒出来一些掺上水，有时兑浓了，有时兑稀了，全凭她的感觉。喝后才发现，饮用浓度不同的酒，比喝同一浓度的烈酒更容易醉人。这也叫人气恼。
最使人不快的是，他们的晚宴与当时的条件太悬殊。简直难以想象这条小巷里还有谁家此时能如此大吃大喝。窗外是静悄悄、黑漆漆、忍饥挨饿的莫斯科。店铺里空空如也，至于野味和白酒，人们连滋味都忘记了。
看来，只有当你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相仿佛，能淹没在生活的大海中时，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独得的幸福并不是幸福。所以，当这鸭子和酒精在莫斯科成了唯一佳肴时，它们便不再是酒，也不再是鸭子了。这不由得令人黯然。
宾客也给日瓦戈留下了不快的印象。当年的戈尔东爱苦思冥想，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叫人觉得可爱。他曾是日瓦戈的挚友，中学里大家都喜欢他。
现在他来了个自我否定，对自己的精神面貌作了不当的修正。他极力装得乐观豁达，追求机智俏皮，并且嘴上总挂着“有意思”、“多有趣”之类的话。这些不是他惯用的语言，因为戈尔东从来不认为生活是一种娱乐。
杜多罗夫到来之前，戈尔东谈起了杜多罗夫的婚事，他认为这故事十分可笑。这事在同事之间广为传播，日瓦戈还一无所知。
原来，杜多罗夫结婚已有一年光景，后来又与妻子离了婚。这桩趣闻最精彩却不可信的部分是这样的：
杜多罗夫被错征入了伍。他一边在部队服役，一边不断申诉。在军队里，由于他漫不经心，在街上不给长官敬礼，常常被罚去值勤。后来他复员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看见军官立即举手敬礼。他看花了眼，总觉得满眼都是军官的肩章。
这个阶段里他干什么都丢三落四，大大小小的错事不断。一天他在伏尔加河的码头上认识了两个姑娘，是姐妹俩。他们在等同一条轮船。由于他老有幻觉，仿佛左右都是军人，又由于有到处乱敬礼的积习，他变得神不守舍，还没看清姑娘，就爱上了那个妹妹，急急忙忙向她求婚。“多有趣，是不是？”戈尔东问道。但他不得不匆促收场。门外响起了故事主角的声音。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他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前他是个懒散、任性的公子哥儿，现在却成了一个严肃的学者。
中学时代，他因为参与政治犯的越狱计划，被学校开除。有一段时间他先后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学校里呆过一阵子，最后却学了古典人文科学。杜多罗夫在战争期间大学毕业，比他的同学晚一些。现在留在大学里担任两个教研室的课程：俄国史和世界通史。在俄国历史方面，他写了伊万雷帝时期土地政策的论文；在世界通史方面，他对圣茹斯特也颇有研究。
如今他总是侃侃而谈，声音低哑，仿佛正患感冒，双眼若有所思地平视着前方的某一点，仿佛在给学生讲课。
晚宴结束前，施莱辛格也插进来争论攻击；本来就已激动万分的主人与宾客，这时更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日瓦戈对杜多罗夫从小学时代就一直客套地用“您”。现在杜多罗夫又用您问了他几次：
“您看没看《战争与和平》和《椎形长笛》？”
日瓦戈早就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大家争论热烈，杜多罗夫没有听见。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您看过《椎形长笛》和《人》吗？”
“我不是已经回答您了吗？因诺肯季。您没听见，是您的过错。好吧，就算我没说，现在再说一遍。我一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准确一些应该说，他的诗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一些年轻叛逆者的抒情之笔，例如伊波利特、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少年》的主人公。真是无与匹敌的天才力量！是那样铮铮有声的无可妥协和毫不讳言，最重要的是，他以大无畏的气魄把这些愤慨掷向社会，甚至投向远处的空间！”
自然，晚宴上的中心人物无疑是尼古拉舅舅。冬尼娅以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别墅了，其实并没有。他在侄子日瓦戈到达莫斯科的那天，就已回到了城里。日瓦戈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了。他们已经畅谈过，惊喜得大呼小叫，笑声不止。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晦暗的傍晚，细雨蒙蒙。日瓦戈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旅馆。这时旅馆要经市政当局批准才能接待顾客。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个知名人物。在城里他还有许多的关系。
旅馆倒有点像无人管理的疯人院。空空荡荡，乱七八糟，楼梯和走廊上脏不堪言。
从舅舅那间不整洁的房间里向大窗子外面望去，可以看到空旷无人的大广场。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广场仿佛不再是旅馆窗前那个真实的广场，而是夜里恶梦中见到的广场，使人感到可怕。
对日瓦戈来说，这是震撼心灵的、永难忘怀的、意义深远的一次会面。他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青少年时代左右他思想的主宰者，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白发更使他神采奕奕。外国式的宽大西服十分合身。他并不见老，还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
无疑，比起当前所发生的重大事变来，他显得逊色。重大的事变遮住了他的光彩。但是日瓦戈从来不想用这样的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政治问题时，镇定而从容，语气冷静而又带些诙谐。这给日瓦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善于自持，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如今的俄国人，显出外来人的特色。这一特点很显眼，不大合时宜，令人感到不受用。
其实呢，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么热烈拥抱，那么激动流泪，那么兴奋急促地交谈，又那么经常默然相对，并非是由于上面的原因。这是两个具有创造精神而又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的重逢。虽然过去的一切获得重生又浮现在眼前，分离后的种种情景也涌上脑际，但只要一谈到主要的东西，一谈到创造型人物所熟知的问题，那么一切关系便隐没不见了。不再有舅甥关系，也不再存在年龄的差别，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关系，那就是一种个性与另一种个性、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一种气质与另一种气质的相近。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未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畅谈创作的魅力、创作使命的本质，谈得那么尽意和痛快淋漓，那么恰到好处。从日瓦戈这方面来说，这样透彻精辟的分析算是闻所未闻，令人神往和感奋。
他们俩不时高兴地喊叫起来，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兴奋得抓耳挠腮，或者走到窗前，默默地用手指敲打玻璃，惊讶两人何以如此地相互理解。
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情景，后来在公众场合，日瓦戈还曾多次遇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但这时他表现得很不一样，判若两人。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自己在莫斯科是客人，情愿自外于莫斯科。那么，这时他是否认为彼得堡或别的什么地方是他的故乡呢，这也无从知晓。当一个政治上的演说家或有魅力的社会活动家，这是他的向往。或许他指望在莫斯科也会举办政治沙龙，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前罗兰夫人举行的沙龙。
他经常去莫斯科僻静的小巷，探望热情好客的女友们，常常善意嘲笑她们和她们丈夫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和落后，嘲笑他们一贯爱坐井观天。现在他又在她们面前高谈阔论报纸上的时事新闻，就像过去在人前炫耀自己读过的禁书和俄耳甫斯经文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留下了一位年轻的新恋人，还有一些没做完的工作和一本没写完的书。他回祖国来，是为了亲身领略一下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如果日后能安然脱身，他要重新回到阿尔卑斯，那就又会销声匿迹了。
他赞成布尔什维克，时常举出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人，作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一个是笔名为米罗什卡·波莫尔的新闻记者，另一位是时评家西尔维娅·科捷里。
冬尼娅的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嘟嘟囔囔地埋怨他说：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偏到哪去啦，实在可怕！哼，您的那些米罗什卡！误入歧途！还有您的那位利季娅·波捷里。”
“是科捷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更正他说，“名字是西尔维娅。”
“叫波科里还是波布里，全无所谓，不在乎两个字。”
“但是，对不起，还是应该叫科捷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耐心地要求他改正。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接着又往下谈：
“我们争论的是什么？论证这样的理论是无聊的。这是普通常识。多少年来，人民的大多数过着难以想象的生活。不管哪本历史教科书，不论如何下定义，称为封建主义和农奴制，或者称为资本主义和工厂企业，总之这些制度的反常或不合理，早已显示出来，并必然导致旧制度的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会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使一切各得其所。
“您也知道，对旧秩序作一些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需要彻底打碎旧制度。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大厦的倾覆。这又有什么可怕呢？光是害怕还不能避免它。这只是时间问题。您能驳倒这样的看法吗？”
“嗐，要谈的不是这个。难道我指的是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气恼地说，争论的气氛一下子又炽热起来。
“您的那些波布里和米罗什卡不是善良之辈。他们言行不一。另外，他们说的话也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不不！您先等等，我这就给您看篇东西。”
他拉开书桌抽屉，找那本刊有矛盾观点文章的杂志。他打开又推上抽屉时，弄得乒乓直响。这一阵乱响倒使他口齿伶俐起来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喜欢在说话的时候有旁的声音干扰他，这样可以掩饰他嘟嘟哝哝的说话中间的冷场，平时他就用“呣，呣”、“嗯，嗯”来补空。而每当他寻找东西，比如在昏暗的前厅寻找另一只套鞋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再比如，当他肩上搭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的时候，或者吃饭时要递过去一个大菜盘或给客人们斟酒的时候，他说话就十分畅快。
日瓦戈很喜欢听岳父说话。他爱听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里人特有的柔和的卷舌音，有点像低唱似的说话调子。这是他很熟悉的、老莫斯科的发音。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蓄着短髭的上唇稍稍外突，就像胸前微微翘起的蝴蝶结。他的上唇和领结之间，似乎有点共同之处，这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显得真诚感人，又天真稚气。
客人们快离席时，舒拉·施莱辛格才到，时间已经很晚了。她刚开过会，直接从会场上来的，身上穿着短上衣，戴着顶工人便帽，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进屋来。她和在场人一一握手问好，说着马上就大发牢骚。
“你好，冬尼娅。你好，亲爱的亚历山大。不像话，你们不能不承认。人们到处说日瓦戈回来了，莫斯科哪儿都传开了，可你们最后才告诉我。你们真不像话，看来我配不上你们。这位让人望眼欲穿的人物呢？让我过去，你们围得水泄不通。你好！好样的，了不起！大作拜读了。我什么也不懂，可是很有才气啊，这一目了然。尤拉。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年轻人，你们好。啊，果戈奇卡，你也在这里！鸭子，鸭子，叫嘎嘎，要想吃啥，请说话！”
她最后这几句笑话，是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的那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果戈奇卡说的。此人对任何刚抬头的力量总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呆头呆脑，再加又滑稽可笑，人家管他叫“小鲨鱼”，也有叫他“绦虫”的，因为他长得又瘦又高。
“你们在这里又吃又喝的！好，我马上就赶上你们。唉，诸位先生们，你们闭目塞听，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真是惊天动地啊！你们走出去看看真正基层的群众大会，那里有生活里真正的工人，生活里真正的士兵，他们可不是从书本里跑出来的。在他们面前，你敢说一句什么战争要打到彻底胜利吗？他们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我刚才听了一个水兵的发言！尤拉，听得简直让人忘乎所以！真充满了激情！说得头头是道！”
施莱辛格的话不断被别人打断。他们七嘴八舌各嚷各的。她坐到日瓦戈旁边，拉起他的手，把头凑过去，为了压过别人的喊声，像对着话筒似的，声音不高也不低地说道：
“尤拉，什么时候我带你去一趟，让你见见他们。你懂吗？你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那样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你干吗瞪大了眼睛？我的话你觉得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出身贝斯士热夫女校，尤拉。我蹲过拘留所，在街垒上作过战。当然如此！你当怎么着？唉，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刚从人民群众中来。我正为他们筹建图书馆。”
她喝了点酒，现在显然醉了。就是日瓦戈也喝得脑袋发沉。他没有发现施莱辛格怎么跑到屋子那头去了，而他则在屋子另一头，靠着餐桌。他正站在那里说话，看来他本意是并不想讲的，开头大家仍吵吵闹闹，不听他的。
“诸位……我想说……米沙·戈尔东！果戈奇卡！安静点……真没办法，冬尼娅，他们不好好听！诸位，听我说两句。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事变正日益逼近。在它发生的前夕，让我向你们表示自己的祝愿：一旦事变发生，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失散，不要丧失自己的灵魂。果戈奇卡，你先别喊什么‘乌拉’，我还没说完呢。那两边的人别说话了，注意听我讲。
“战争进入了第三年，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或迟或早前线和后方之间的界线总得消失，鲜血流成的河将冲到每个人的面前，把那些蜷缩在自己安乐窝里、逍遥自得的人统统淹没。这股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革命时期，你们会觉得像在战场上一样，生活都停止了，一切个人的事都结束了。世界上除了屠杀和死亡，别的什么都不存在。如果我们长寿，有朝一日能够读到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的话，那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这五年或十年的经历，会比其他人一百年所经历的还要丰富。
“我不知道，人民会不会自觉地奋起，团结战斗，也许这一切只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这种重大的事件是无需戏剧性的证明的。即使没有这点，我也是深信不疑的。对巨大事件去溯本求源是无聊的。缘由并不存在。家庭的口角有自己的起因。在相互揪头发、摔碗碟以后，怎么也弄不明白，谁第一个动的手。一切真正伟大的事物，像宇宙一样是无所谓开端的。它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却不知是如何发生的，仿佛是个永恒的存在，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王国。当这事发生时，我们会惊得目瞪口呆，等清醒过来时，失去的记忆有一半我们再也无法恢复。我们不会记得事件的先后，也不想去寻找巨大变故的原委。我们会习惯新的秩序，就像习惯远处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一样。我们所到之处，这种秩序无处不在，不会再有别的秩序。”
日瓦戈还说了些话，这时完全清醒过来了。但他还听不清旁人说的话，回答得也牛头不对马嘴。他看到大家都喜欢他，却驱赶不掉心头的郁闷，茫然不知所措。于是他又说：
“谢谢大家，谢谢。我看出了大家对我的感情。我受之有愧。请不必对我这样厚爱，不必如此情切，好像日后再没有机会表示更深的情意。”
大家都大笑鼓起掌来，以为他是有意在说俏皮话。可是他却不知如何躲避那迫在眉睫的不幸，虽然他渴望着善，并能够争取幸福，却感到无法掌握未来。
客人们慢慢散去了。一个个疲倦得拉长了脸，不时像马一样张开大嘴打哈欠。
临走前，他们拉开窗帘，把窗子打开。窗外已是一片淡黄的曙光，潮湿的天空，叠垒着浑浊的土灰色的云层。“看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下过一场雷阵雨，”一个客人说道。“我来时，路上就挨了淋。好不容易才跑到这儿。”施莱辛格证实了这一说法。
无人的小巷里还晦暗无光。树叶上滴滴答答淌着雨水，湿淋淋的麻雀不停地啾啾叫着。
轰然滚过一声响雷，仿佛耕犁在天际划了一条垄沟，然后一切又复平静。接着一连四响沉雷，就像秋天从翻松的土垄里用铁铲扔出几个大土豆的声音。
雷声把屋里的烟味和尘土都廓清了。骤然间，生命的要素，如水、空气、幸福的追求、土地和天空，仿佛一股股电流袭来，都变得切实可感了。
小巷里充满了散去的客人的说话声。他们出了门仍然高声议论着什么，简直和刚才屋里的争吵没有什么不同。声音渐渐远去，小巷逐渐静了下来。
“太晚了，”日瓦戈说，“我们去休息吧。世界上所有的人里，我只爱你和爸爸。”
<h2>五</h2>
八月过去，九月也近尾声。冬日不可避免地临近了，在人世间，一种即将来临的冬眠般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人们都在谈论它。
需要准备过冬，要储存好食物和取暖的劈柴。但在唯物主义凯旋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食物和劈柴被粮食问题和燃料问题所取代。
城里居民就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孩子一样，感到无可奈何。这陌生事物扫除了一切旧日的常规，留下了一片空白。其实它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居民自己造成的结果。
周围的人们还自欺欺人地夸夸其谈。日常生活还按照旧习惯跛子似的勉强挣扎着向前。但是日瓦戈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
生活必然的未来是躲不过他的眼睛的。他们面临着考验，甚至是毁灭。留给他们的屈指可数的日子，眼看一天天逝去。
如果没有日常琐事、工作、操劳，他定会发疯。妻子、孩子、谋生的需要，救了他的命；这就是每天的生活，看病和出诊，最实际的事，不可不做的事。
他明白，在未来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他太渺小。他既惧怕未来，又热爱未来，并且暗自引为骄傲。他好像同世界告别一般，最后一次用充满激情的目光贪婪地望着云朵和树木，望着路上的行人，望着这个在不幸中痛苦呻吟的伟大的俄罗斯城市。为了美好的未来，他愿意做出牺牲，然而他却是束手无策。
他从旧马厂街路口的俄国医生协会药房旁边穿过阿尔巴特大街时，常常站在街心如此这般地观看天空和过往行人。他又回到原来的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沿用原来的名称，叫“圣十字”医院，圣十字协会当然已经解散，但还没有给医院想出更合适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温和派认为日瓦戈是个危险人物，这些人的愚钝令日瓦戈生气。政治上的激进派认为日瓦戈不够先进。所以他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
在医院里日瓦戈除了份内工作，还受院长委派负责督管医院的统计报告。他见到了不知多少报表、调查表、履历表，填过不知多少各式各样要求严格的统计表！死亡率、发病率的增长数字、职工的财产情况、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参加选举的比例、燃料、粮食和药物匮乏的情况——这一切中央统计局都要了解，需要一一统计出来。
日瓦戈填写这些表格时，就坐在医师值班室窗旁自己那张旧桌上。各式各样的表格在他桌子右角摞得老高。除了完成自己定期的医学著述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那本《舞台人生》，写写调子低沉的日记，在当时的记事本中还写下一些散文、诗和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有感于半数人失去了自我，又不知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
圣母升天节以后，阳光变成了金秋的奶黄色，照得值班室的白墙金灿灿的。早上开始出现霜冻。冬日的山雀和喜鹊，开始躲进斑驳明亮的疏林中。这些日子里天高气爽，穿过天地间的透明的空气流，从北方涌来一股深蓝色的寒光。宇宙间的一切，都看得清晰，听得清楚。断断续续传来远处的清脆声响。远方澄澈可辨，仿佛展现出未来许多年的生活。
这种稀薄空旷的感觉，如果不是如此短暂，且唯有在秋末早到的黄昏才会出现，人们会难以呼吸的。
医生值班室满是秋阳的夕照。那早早落山的太阳，光线非常鲜亮、透明、滋润，就像熟透了的白浆苹果。
日瓦戈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一边思索着，不时蘸蘸墨水。医生值班室的大窗前面，静静地掠过三五只飞鸟，屋子里不时映出它们无声无息的影子，有时落在他写字的手上、摞着表格的桌上和墙壁地板上，而后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枫树已经掉叶子了，”解剖员走进来说道。他原来是个身强体壮的汉子，现在瘦得皮肉松弛，像口袋似的挂了下来。“它大风大雨都不怕，可来一次晨霜就落到如此地步！”
日瓦戈抬起头来。刚才窗前掠过的神奇飞鸟，原来是飘落的绛红色枫叶。叶子从树上飘下，在空中旋舞着飞开去，然后落在树旁医院的草坪上，像一颗颗蜷曲的橙黄色星星。
“窗缝泥过了吗？”解剖员问道。
“没有，”日瓦戈说着，又继续写起来。
“怎么还不泥呢？是时候了。”
日瓦戈全神贯注地写作，没有回答。
“唉，可惜塔拉修克走了，”解剖员继续说道，“他可是个能人啊。修鞋，修表，什么都会。世上什么东西他都弄得到。应该泥窗户了。咱们只好自己动手。”
“没有油灰。”
“可以自己调嘛。我有个配方。”解剖员告诉他，怎样用阿利芙油和白垩拌成油灰。“不过，算了吧。我打扰您了。”
他走到另一扇窗子跟前，摆弄着自己的各种瓶子和标本切片。天渐渐黑了。过了一会，他又说：
“您要保护眼睛。天已经黑了。还不来电。咱们回家去吧。”
“我再干一会儿，二十来分钟。”
“他妻子现在在医院里当护士。”
“谁的妻子？”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他本人却不知去哪儿了。到处乱跑。夏天，回过两次家。还来过医院。眼下在乡下什么地方建设新生活。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士兵，这样的人您在街上和火车上都可以见到。您想知道这里的奥秘吗？就说塔拉修克吧，您听我说。他是个多面手，什么都干得漂漂亮亮。不论干什么，又麻利又好。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也一样。他像琢磨手艺似的，把战争琢磨个透。战场上他竟成了个神枪手。在战壕里或潜伏哨位上，他的眼力和手上功夫全是第一流的！他得了不少奖章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百发百中的枪法。他干一行爱一行，喜欢上打仗了。他认为武器就是力量。武器可以使他出人头地。他自己就希望成为一种力量。武装起来的人，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在古时候，这样的人都由射手沦为强盗。你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下枪，那可不容易。于是发明了新的说法，像‘调转枪口’之类，他真就倒戈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呢，来自生活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您想得到吗？”
解剖员走到自己桌前的窗旁，又摆弄了一会儿试管。然后说道：
“那个炉匠怎么样？”
“谢谢您把他介绍给我。是个十分有趣的人。我们谈黑格尔、克罗齐，谈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
“那当然啰！他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呢？”
“别提了。”
“漏烟？”
“糟糕透了。”
“烟筒装得不对吧？应该跟炉子接上，可他大概是把烟筒从气窗里通出去了吧？”
“烟筒他是接在荷兰炉上了。可是烟出不去。”
“那就是没有找到烟道，用了通风道。再不就是走了排气孔。可惜塔拉修克不在！您将就用一阵吧。莫斯科也不是一天就建设齐全的。生炉子可不是弹琴玩。要学学。劈柴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