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去弄劈柴？”
“我给您把教堂看门人叫来。他是个偷劈柴的能人。他会把栅栏拆了当柴烧。不过我先提醒您，对他要讲好价钱，要不然会漫天要价。要么去找一个木料浸染女工。”
他俩下楼到了传达室，穿上大衣，来到街上。
“干吗去找人治臭虫？”日瓦戈说，“我们家里没有臭虫。”
“和臭虫毫不相干！我说东，您说西。我说的不是臭虫，而是木材。这女人什么都能弄得来卖。把木头房子和木墙都买下来，当劈柴卖。手上东西多着呢。走路小心瞧着点，别绊倒了，黑得像锅底。过去，我蒙上眼睛在这里都能走。每块小石子我都清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嘛。后来把栅栏拆了，我睁着眼都不辨东南西北，就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些过去没见过的叽里旮旯儿都暴露出来了！树丛里那些帝国风格的房子，还有那些放在花园里的露天圆桌和破破烂烂的长椅。最近有一天，我在三岔路口路过几个荒芜的院落，见一个上百岁的老太婆，用根拐棍挖土。‘老奶奶，上帝保佑您。您挖蚯蚓钓鱼吗？’我这么说，当然是开玩笑啰。可是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老爷，我找蘑菇呢。’可不是吗？现在城里跟树林里一样，到处是腐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地方，是不是在谢列勃良街和莫尔恰诺夫卡路口？我路过那里总会碰上稀奇古怪的事。不是碰见个二十多年未见过面的人，就是碰上什么别的。据说，那里背阳处，还有拦路抢劫的。这也不奇怪。这地方四通八达。那里有许多路可以通往斯摩棱斯克市场的老贼窝。抢了你，剥了你的衣服，就没影没踪了，你追去吧。”
“这里路灯灯泡太暗，难怪人家把打得青肿的眼叫做灯泡子。你可别撞个鼻青脸肿的。”
<h2>六</h2>
确实，在那个地方，日瓦戈经常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晚秋一个寒冷昏黑的晚上，正是十月革命起义之前不久，他在这拐弯的地方撞上一个昏厥过去的人横躺在人行道上，摊开双手，脑袋斜靠着石墩，两条腿伸在马路上。他偶尔发出一两声低微的呻吟。日瓦戈大声喊他，想让他苏醒过来。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一时又昏了过去。他头被击伤，满脸是血。日瓦戈匆忙检查了一下，发现颅骨并没伤着。这人显然是遭到了持械者的抢劫。“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声。
日瓦戈就近在阿尔巴特街的药房打了电话，让圣十字医院的老马车夫赶来车，送这不知名的伤员去医院。
原来受害人是位著名政治活动家。日瓦戈治好了他的伤。此后许多年他就成了日瓦戈的庇护者，使他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时代，避免了许多麻烦。
<h2>七</h2>
这是个星期天。日瓦戈休息，不必去医院上班。他们在西夫采夫街的家里，按照冬尼娅的安排，已经集中到三间居室里准备过冬。
这一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天空密布阴霾，晦暗已极。
大早上就生起了取暖炉子。炉子往外倒烟。冬尼娅对生炉子一窍不通。纽莎费力地想把几块潮湿劈柴引着。冬尼娅在一旁指手画脚，瞎出主意。日瓦戈看见这种情况，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想去帮个忙。但是冬尼娅轻轻推着他的肩，把他撵到门外，一边说：
“你去自己房间吧。本来就够头昏了，全都乱了套，你总爱瞎说一气来碍我的事。你懂什么，一插手只会火上浇油。”
“啊，浇油，冬尼娅，这不是太妙了吗？有了油，炉子马上就着旺了。苦就苦在我既不见油，又不见火。”
“现在顾不上说俏皮话。你明白吗？有时候是顾不上说笑话的。”
炉子没生着。星期天的计划全打乱了。原来大家指望天黑以前把该做的事做完，傍晚可以休息，现在落了空。吃饭推迟了，有人本打算用热水洗个头，还有其他种种计划，一概无法实现。
过了不一会儿，满屋是烟，呼吸都感到困难。大风把烟逼回屋里，黑色的浓烟悬在屋子半空，倒像童话中大松林里的妖怪。
日瓦戈把家人都撵到旁边的两间屋里，打开了气窗。他把炉子里的劈柴取出了一半，在炉膛的碎劈柴中掏一条小道儿，放上桦树皮和碎根作引火。
气窗里涌进一股股清新空气，吹得窗帘飘起来。书桌上的纸也吹落了几页。远处有扇门被风刮得砰的一声响。钻进屋里的风，吹得屋里剩下的烟满地乱窜，好像猫在追赶耗子。
燃着的劈柴哔剥作响，火焰蹿起老高。炉子熊熊着了起来。炉身被烧得显出一个个火团，好像肺病患者脸上的红晕。屋里烟渐渐散了，最后完全消失了。
屋里变得亮堂起来。玻璃窗上蒙着水汽，这是前不久按解剖员教的办法泥好的窗户，暖烘烘、油腻腻的油灰气味直冲鼻子。摞在炉子四围烘烤的小劈柴，也散发出一股苦涩的、刺激喉咙的云杉树皮的焦味，而新锯的潮湿的山杨树，散发着香水般的清香。
这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舅舅突然撞了进来，就像气窗里猛然涌入的气流。他进来就告诉大家说：
“街上在巷战。支持临时政府的士官生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卫戍部队交了火。几乎到处发生冲突，到处都在起义。我一路过来，有两三次遇上枪战。一次在德米特罗夫卡，另一次在尼基特城门。不能直接过来，只好绕道走。尤拉，快点。穿上衣服，咱们上街去。这一定要看看。这是历史，这种情况千载难逢呀。”
可是他自己一扯就是两个钟头，接着又吃饭，等要回家时，才拉着日瓦戈一起走。这时戈尔东先到了一步。他也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飞奔进屋，也带来同样的消息。此刻巷战又有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戈尔东说街上的射击加剧了，路上行人有的被突然飞来的流弹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全都中断了。他能来到这儿，几乎是个奇迹，现在回去的路已被切断。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他的话，还想上街，可过了一分钟便折回来。他说小巷里出不去，外面子弹嗖嗖乱飞，把拐角处的砖石和泥灰都打了下来。街上空无一人。人行道已不能通行。
这几天，萨沙患了感冒。
“我说过一百遍，不要把孩子带到火炉前面烤，”日瓦戈十分生气，“过热比受冻更有害。”
萨沙喉头发炎，出现高烧。他一生病就害怕恶心和呕吐，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恐惧心理。而且时时觉得就要发作。
日瓦戈拿了喉镜要检查他的喉部，可他推开父亲的手，闭上嘴，憋着气喊叫，怎么劝说、怎么吓唬都没用。后来萨沙一不留神突然张嘴打了个大哈欠。日瓦戈见状飞快地把勺子塞进儿子嘴里，轻轻压住舌头，赶紧看了看他的喉咙，只见咽喉红肿，扁桃体上布满了化脓的斑点。这使日瓦戈着实吃了一惊。
过了一会儿，日瓦戈又用计从萨沙嘴里取出些活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自备有显微镜，日瓦戈凑合做了化验。幸好不是白喉。
但到第三天夜里，萨沙突然发生喘鸣性喉痉挛，浑身发烫，呼吸困难。日瓦戈不忍心看他受罪，却无法解除可怜的孩子的痛苦，冬尼娅觉得孩子快要死了。他们把他抱在手上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样萨沙好像舒服一些。需要给萨沙喝牛奶、矿泉水或苏打水。但这时巷战正在高潮，密集的枪炮声一分钟也不停。即使日瓦戈冒生命危险越过射击区，到了战线那边也碰不到一个人。在局势没有彻底明朗之前，全城仿佛都停滞不动了。
不过有一点已经十分明显，到处都传来消息说，工人占了优势。只有个别的小股士官生还在挣扎，而且都是分散作战，已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西夫采夫街位于士兵占领区。士兵们正从多罗戈米洛夫向市中心进击。小巷里也挖了战壕，从德国战线上撤下来的士兵和年轻工人们就呆在这里，他们和附近一带的居民已经熟悉了，成了他们的邻居。当人们从门里探出头来张望，或走到街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友善地和居民开开玩笑。这一地区的交通已经恢复。
被困在日瓦戈家里三天三夜的戈尔东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也回家了。萨沙三天重病期间，有他们在，日瓦戈觉得宽慰不少，而冬尼娅也原谅他们给她家中乱上添乱。他们为了感激好客的主人，觉得应该不停地和主人说说话。于是他们在三天里不停地东拉西扯，使日瓦戈感到十分疲倦，以至于也乐于和他们分手了。
<h2>八</h2>
日瓦戈得知他们两人安全地回到了家。但与此同时也知道武装对峙并没有全部结束，以前传说警戒都已解除是不确切的。各处还有军事冲突，有一些地区仍无法通行。日瓦戈还不能上医院去，其实他早就急于工作了，再加上医师值班室的抽屉里还有他的手稿《舞台人生》和学术札记。
人们只敢在附近活动，早晨，就近买些面包。路上碰着拿牛奶的人，就围上去打听在哪儿买到的。
城里时而又响起枪声，吓得街上的路人纷纷逃回家去。大家都猜双方大概正在谈判，谈判是否顺利，可以从枪声的疏密去判断。
旧历十月底的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日瓦戈正急匆匆地去拜访附近的一个同事，其实也没特别的事。这一带平常是很热闹的，如今行人很少。日瓦戈几乎一个路人也没碰上。
日瓦戈快步走着。天上飘着薄薄的初雪，但风很大，而且越吹越狂，几乎要起暴风雪了。
日瓦戈从一条小巷出来，又拐进另一条巷子，已经记不清转过多少弯了。突然，雪纷纷扬扬地大起来，暴雪大作。这样的风雪要是在旷野上，定会呼啸着铺天盖地，可在城里却好像迷了路，在狭窄的小巷里反复盘旋。
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或远或近，在天上和地上，仿佛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个别地方传来负隅顽抗的最后几声枪响。远处天际映出已经扑灭的大火的微弱反光，像一个个小气球升起又破碎了。风雪也在空中一阵阵旋转呼啸，从日瓦戈脚下潮湿的马路和人行道上卷起一阵阵雪雾。
在一个路口，一个报童高喊着“号外，号外”，从他身边跑过，腋下夹着一叠刚出厂的报纸。
“不用找钱了，”日瓦戈说。报童好不容易把还发潮的报纸分出一张，塞在日瓦戈手里，转眼之间又隐没在风雪之中，就像刚才猛然从风雪中出现一样。
日瓦戈走到附近的路灯下，赶紧浏览一遍。
这张号外只印了一面，登着来自彼得堡的一则政府公告。公告中宣称已经组成人民委员苏维埃，俄罗斯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并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还有其他各种电讯。
风雪吹打日瓦戈的眼睛，报上落了层灰色雪糁。但妨碍他看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时刻的伟大和永恒，震撼着他，使他无法冷静。
日瓦戈为把这公告读完，环顾左右想找个有光亮、避风雪的地方。原来他又跑到了自己那个神秘的路口，站在谢列勃良大街和莫尔恰诺夫卡的交叉口。旁边是一幢五层楼房，正门宽阔，灯光明亮，门上装着玻璃。
日瓦戈进了大门，站在灯下细读各种电讯。
他听到楼上有脚步声。有人下楼来了，脚步不时停下来，仿佛有些犹豫。果然不出所料，下楼的人突然改变主意，又折回去快步上楼了。上面打开了一扇门，传过来两人说话的声音；由于有回响，听起来很不清楚，不知谈话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接着门又砰的一声关上，刚才下楼的那人，迈着坚定的快步走下来。
日瓦戈正埋头看报，没打算抬眼打量旁人。那人跑到楼下，突然收住了脚步。日瓦戈抬起头朝下来的人看了一眼。
面前是一个十八岁上下的小青年，反穿着硬邦邦的翻毛鹿皮短大衣，就像西伯利亚人似的，头上的皮帽也是翻毛的。他脸色黝黑，眼睛细长，像吉尔吉斯人。这孩子脸上有某种贵族的气质。他那忽闪的眼神，不外露的精明，很像是外来的混血儿身上的特质。
这男孩显然把日瓦戈误认为某个熟人，此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腼腆又惶惑地望着日瓦戈，仿佛知道他是谁，只是不敢开口说话。为了解除他的误会，日瓦戈打量了他一番，冷淡的眼神使孩子不想再和他接近。
男孩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没说就往门口走去。到了门口，他又回头望了望，才推开那扇不太牢的、沉甸甸的大门，出去后哐啷一声关上。
过了十来分钟，日瓦戈也出了大门。他忘了那个孩子，也忘了找人的事，脑子里塞满了报上的消息，迈步回家。路上又碰上件事，虽然是生活琐事，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却也非同小可。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
在离家已经不远的地方，他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堆横放在马路边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旁边的小巷里有个机关。大概这是公家送来的燃料，是郊外木屋拆下的一堆旧料。木材在院子里搁不下，所以占用了街面。这一大堆木材由一个荷枪的哨兵守卫着，他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时还走出院子巡视。
哨兵拐进院里的时候，恰好一阵旋风卷起浓重的雪雾；日瓦戈毫不迟疑地转到木材堆后面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左右摇动着慢慢把压在最底下的一根沉木头晃松了，再使劲把它从木堆里拉出来，扛上肩。他竟不觉得特别压肩（自家的东西不觉重嘛），悄悄顺着背阴的墙根扛到了西夫采夫街家里。
这段粗木到的正是时候，家里的劈柴眼看就要烧光。他把圆木锯开，破成整整一大堆劈柴，然后蹲在炉前添火，默默地坐在颤抖发响的炉门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把圈椅挪近炉边取暖。日瓦戈从衣兜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没看过吧？欣赏欣赏吧，读一读。”
日瓦戈仍旧蹲着，拿一个小火钩拨弄炉膛里的劈柴。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出色地把发臭的旧脓包全切除了！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顶礼膜拜而不敢抗争的不公正制度，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明了的判决。
“他们如此果敢彻底，表现了某种人们早就熟悉的民族精神，有普希金那种无条件追求光明的良知，有托尔斯泰那种正视事实的精神。”
“普希金？你说什么？别着急。我马上就看完了。我不能一边看一边听你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打断女婿的话，误以为日瓦戈嘟嘟哝哝的独白是对他说的。
“最重要的，是弄清伟大在哪里？倘若交给谁一个任务，要他创造新世界，开始一个新世纪，他必定先要清理地基，先要等旧时代结束，然后再开始建设新时代。他需要从整数开始。重起一行，另起一页。
“现在可好！这史无前例的历史上的奇迹，这一创造，一下就闯入了奔流不息的普通生活的最深处，全然不管这日常生活的进程如何。它并非从头开始，而是在中间发端；这不是预先选好的日期，而是随随便便的普通日子，是城里电车穿梭往来的高峰时刻，这一点才是最伟大之处。只有最伟大的事件才不择地点与时间。”
<h2>九</h2>
冬天到了，正如人们预料的，虽然不像之后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可怕，却也相差不远：阴暗，饥饿，寒冷。整个冬天，人们在破坏习惯了的一切，改造一切生存根基，拼命挣扎，抓住即将流逝的生活。
可怕的冬天，一来就是三年，一年接着一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可怕的事仿佛都发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其实某些事可能是稍后才发生的。这连续的几个冬天已经混成一片，很难一年年地区分开来。
旧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协调。新旧之间还没发生一年后国内战争中那种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但两者之间也缺乏联系。新与旧各据一方，彼此相对，旗鼓相当。
那年，各种机构都在进行改选：居委会、各种组织部门，还有各种民政事务机关。它们的成员也在变化。都派有权力无限的政委，都是意志坚定的人，身穿黑色皮夹克，揣着手枪，很能吓唬人；他们很少刮脸，更少睡觉。
他们熟知手上只有小票面公债券的可怜巴巴的小市民的习性。对这些人，他们毫不留情地讥讽挖苦，好像对待被逮住的小偷。
这些人掌管着一切，就像纲领所要求的那样。于是一个创举接着一个创举，一个联合接着一个联合，全都布尔什维克化了。
圣十字医院现在已改名为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职工被解雇，许多人自动辞职，因为觉得在这里工作好处不大。这些人大都是收入很高、掌握时兴医术的医生，生活优裕，又能说会道。他们辞职是出于私心，却装作出于公民责任感而采取的示威性辞职行动。这些人对留在医院工作的人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和他们几乎断绝来往，对日瓦戈的态度就是这样。
晚上，日瓦戈夫妇常谈谈生活里的一些事：
“星期三别忘了上医生协会的地下室去取冻土豆。有两口袋。我先要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去帮你。用雪橇得两个人一起拖才行。”
“好的。来得及，尤拉。你早点睡吧，已经很晚了。事情反正也做不完。你需要休息一下。”
“目前正闹传染病。体质的虚弱降低了人的抵抗力。你和爸爸脸色很难看。得想点办法才好。可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我们太不照顾自己了。要注意身体。喂，你没睡着吧？”
“没有。”
“我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可万一我病倒了，你别干蠢事，别留在家里，赶快送医院去。”
“尤拉，你说什么呀！上帝保佑你。你干吗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呀？”
“你要记着，往后没有正直的人，没有朋友啦，更没有知交。如果出了什么事，只有靠皮丘日金。当然，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你没睡着吧？”
“没有。”
“那些鬼家伙，扔下医院挣大钱去，倒成了公民责任感强，有原则性。见了面，他们勉勉强强才伸出手来。‘您还在他们那儿服务？’他们扬起眉毛问我。我说，‘还在那儿工作。对不起，我为自己的艰苦感到自豪，并且尊敬那些虽使我们艰苦却更给我们荣誉的人。’”
<h2>十</h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经常吃的只是黄米稀粥和鲱鱼头汤。炸鲱鱼块充作第二道菜。黑麦不上磨，麦粒不去皮，拿来煮粥吃。
冬尼娅认识的一位女教授，教她怎么在荷兰炉底烤面包。面包准备卖掉一部分，得的钱用来补偿使用从前的瓷砖壁炉的消耗。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用折磨人的小铁炉，它漏烟，烧不旺，根本不暖和。
冬尼娅面包做得不错，可是一点也卖不出去。他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依旧使用那个铁炉子。日瓦戈一家生活十分贫困。
一天早晨，日瓦戈照例外出上班。家里只剩下两块劈柴。冬尼娅穿上皮大衣上街去“碰碰运气”，由于身体虚弱，她虽然穿了皮大衣，在太阳底下也还冻得发抖。
她在附近几个巷子里转悠了有半个小时光景。那里有时有近郊的农民来卖蔬菜和土豆，但不太容易碰到他们。挑货来卖的农民，要被拘留。
她很快就碰上了要找的对象。冬尼娅跟着一个穿粗呢上衣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往回走。这人拉着一辆轻巧如玩具般的雪橇，小心地拐进了他们家的院子。
在雪橇蒲席下的韧皮车筐里，装着一堆桦树圆木，粗细与十九世纪旧式庄园栏杆相去不远。冬尼娅知道这种木柴不经烧，说是桦木，不过骗人而已，实际上是一种劣质木料，而且刚砍下不久，没法当柴烧。但是别无选择，不容你挑拣。
这个青年农民抱了五六次，就把雪橇上的木柴全送到了楼上，然后抬走了冬尼娅拿来交换的那台镶镜小衣柜，装上雪橇，准备送给自己女人。他们又顺便谈了以后换土豆的事，他提出要换门旁那架钢琴。
日瓦戈回家来，对妻子买劈柴的事没说什么。其实，把那个小衣柜劈了当柴烧更合算。只是他们不忍心把柜子毁掉。
“你看见桌上那张便条了吗？”妻子问道。
“是医院院长的吗？已经有人对我说了。我知道，要我出诊。我一定去，先歇一会儿。可是路很远，在凯旋门那儿，我有地址。”
“他们答应的报酬真奇怪，你看了吗？你还是把条子看一看吧。一瓶德国白兰地或是一双长筒女袜。拿这些东西来请你去。他们是什么人呢？不很地道，另外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一无所知，是什么暴发户吧？”
“看来，是采买一类的人。”
当时，国家已消灭私营商业，一些小私商以及承租商和委托商，都称做采买；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和政策稍稍放松，他们签订合同，由他们向国家提供各种商品。这些人中已经没有旧商行的经理和大商店的老板，他们都被打倒，一蹶不振。如今只是些小业主，做生意还没几天，没有殷实的家底，是新起来的生意人或外地商人，战争和革命使他们发了财。
日瓦戈喝了一杯掺奶和糖精的热开水，就出诊去了。人行道和马路上盖着厚厚的积雪，从大街一侧的屋墙到另一侧的屋墙，有的地方积雪齐了一层楼的窗子。路上不时有人不声不响、有气无力地背着可怜的一点粮食，或者用小雪橇拉着，几乎见不到马车。有些房前还挂着原来商店的旧招牌，现已成了与招牌毫不相干的合作商店和消费合作社。它们都紧锁大门，窗户装着铁栏杆，有的门都钉死了，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
商店无货上着锁，不仅因为商品短缺，还因为全面改造生活（其中包括商业）的工作还只限于较大的方面；至于这些封门的小铺子，就像那些小业主们，还排不到日程上来。
<h2>十一</h2>
日瓦戈去的那家，在布列斯特街尾，靠近特韦尔城门。
这是一幢十分古老的营房式砖楼，里面有个院子，贴着内墙建了三层的木结构回廊。楼里的居民正按原定计划在开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一位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正开着会，突然军管会来楼里检查持枪证，没有持枪证的武器一律没收。检查队长告诉区苏维埃代表说，她不必走，因为搜查要不了很长时间，等检查过的居民陆续回来，就可以继续开会。
检查眼看要结束了。现在轮到请日瓦戈看病的那家，这时日瓦戈正好赶到。他要去的回廊梯口，守着一个士兵，肩上挎了杆用绳子拴着的枪。他说什么也不让日瓦戈上楼。检查队长问清原委后，让士兵放医生上去，说等他看完病再搜查。
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黝黑的脸膛没有一点光泽，忽闪着一双忧郁的黑眼睛。看来他心情紧张：既为妻子的病担忧，又为眼前搜查着急，而且对医生和医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崇敬。
为了不浪费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主人想尽可能讲得简单扼要。可他越着急，说得就越乱、越啰嗦。
屋里满是抢购来的各式家具，有高级的，也有一般的便宜货；这是为了把钱换成保险的实物。成套家具中掺杂着个别的不配套的东西。
那年轻人认为，他妻子患了神经性恐惧症。他啰啰嗦嗦地讲起他们曾贱价买进一个带音乐装置的老式自鸣钟。钟早已不走了。当时是作为钟表工艺珍品买下的（主人还带日瓦戈到隔壁房间看了看）。他们甚至认为，这台钟未必能修好。可突然多年未上弦的钟自己走了起来，而且还响起了复杂的法国小步舞曲，后来又停了。“我妻子吓坏了，”青年人说，“她觉着这是给她报的丧钟，于是一病不起，尽说胡话，不吃不喝，也认不得我了。”
“因此你就认为是神经受了强烈刺激？”日瓦戈怀疑地问道，“请带我去看看病人。”
他俩走到隔壁房间。房顶上挂着枝形细瓷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两侧，放着两个红木床头小柜。外侧躺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妇女，眼睛又黑又大，被子一直盖到鼻子下面。当她看见有人进屋来，就要他们出去，手伸出被子使劲一甩，睡衣宽大的袖子一直滑到腋窝。她不认得自己的丈夫，旁若无人地低声唱起了一支忧伤的曲子。她越唱越伤心，就放声恸哭。后来，又孩子似的抽抽搭搭，哭着说要回家去。她不让日瓦戈给她看病，不论医生站在床的哪一边，她总转身背对着他。
“应该让医生看看才是，”日瓦戈说，“不过，即使不看，我也明白了。她得了斑疹伤寒，而且不轻。她够痛苦的，很可怜。我想最好送她去医院。问题不在于条件是否方便，主要是需要经常的护理。患了斑疹伤寒，开头几周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有车吗？最好用一辆马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去，哪怕是一辆拉货车也可以。当然，出门要给病人穿暖和点。我给你们开个证明。”
“行，我去想办法。但请等一等。难道她真得了伤寒吗？太可怕了！”
“很遗憾，确实如此。”
“如果她不在我身边，我怕她会死去。您是不是可以到家里来给她看病，尽可能多来几次？您要什么酬谢都可以。”
“我已经向您说明白了，重要的是要对她做经常的观察。您听我说，这是万全之策。现在无论如何要弄辆马车来，我给她开一张入院单。我们最好去你们居委会开。证明需要居委会盖章，此外还要办一些别的手续。”
<h2>十二</h2>
经过盘问和搜查的居民，披着厚厚的披肩或穿着皮大衣，一个个回到了没生炉子的居委会来，以前这里是个存放蛋品的货栈。
屋子一头摆着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可人太多，不够坐。于是就把长方形的空蛋箱翻过来，放在四周充当坐凳。屋子另一头，是摞得老高的空蛋箱，快顶到天花板了。碎鸡蛋的蛋白蛋黄和地上的刨屑冻成了团，扫到墙角堆着。在这堆刨屑里耗子窜来窜去，有时还跑到前面的砖地上，然后又钻回去。
耗子一窜出来，有个胖女人就尖叫着跳到蛋箱上。她装腔作势地翘着手指捏起裙角，脚上那双摩登的长筒靴，在箱盖上跺个不停，故意嘶哑着嗓子，像喝醉了似的喊道：
“奥利卡，奥利卡，你这儿尽是耗子。哎呀，讨厌的东西，又窜过去一只！哎呀呀，这畜生还有灵性！样子多凶！哎呀呀，爬上箱子来了！可别钻到裙子里。哎唷，吓死我了，哎唷，吓死我了！先生们，请你们别往这边看。对不起，我忘了现在不叫先生，叫公民同志。”
这哇哇乱叫的女人穿件敞怀的羊皮短大衣。她垂着个皮肉松弛的双下巴，往下是高高隆起的乳胸和绷着绸裙的肚子——这三个隆起物不停地颤悠。想必在那三流商人和掌柜的圈子里她一度算是个风骚女人。可现在她肿眼泡下面的猪眼，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很早以前，她的一个情敌朝她洒过硫酸，可没有烧着，只有两三滴撩在她左颊和左嘴角，留下两个不明显的小疤，这反倒给她增添了几分姿色。
“别嚷嚷，赫拉布金娜。简直没法开会了。”坐在桌后的一位妇女说。她就是新选举的主席，区苏维埃代表。
这幢房子的老住户很早就了解她，她也很了解住户。开会前，她和过去扫院子的法京玛大婶随便地小声说了一会儿。以前法京玛和丈夫、几个孩子都住在肮脏的地下室，现在她同女儿两人已搬进二层楼上两个光线充足的房间了。
“法京玛，现在怎么样？”女代表问道。
法京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和这么多的住户，谁也不肯帮忙。分摊给各户扫院子扫街的事儿，谁也不干。
“别发愁，法京玛，我们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你放心好了。这算什么居委会！太不像话啦！刑事犯把这儿当避风港，可疑的人没登记也住在这里，我们要撵他们走，另选新的居委会。我要举荐你去居委会，你可别推托不干。”
法京玛赶紧求女代表千万别这样，可是女代表不理她。她看了看屋子里到的人已经够数，便让大家安静下来，三言两语来了个开场白，会就算开始了。她批评了以前居委会工作不得力，建议大家提名新的候选人，组织新班子，之后还谈了些其他问题。说完，她又随口说道：
“同志们，还有这么件事。我直截了当同大家说说。你们这幢房子面积大，适合作招待所。我们常碰到这样的事：各地代表来莫斯科开会，没地方住。上面决定把这幢房子划归区苏维埃，用来接待外地来宾，并取名季韦尔辛招待所。季韦尔辛在流放前曾在这幢房子里住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有反对意见吗？下面谈谈搬迁的问题。这不用着急，有一年时间。楼里的劳动人民，由我们提供住房，至于非劳动人民，我们事先在这里打招呼，希望他们自己去找住房，期限是十二个月。”
“我们谁是非劳动人民？”“我们这里没有非劳动人民！”“都是劳动者！”会场四处嚷嚷起来，有个人喊得特别响：“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各族人民平等了，我知道你暗中指的是谁！”
“一个一个说！让我回答谁！各民族是什么意思？和这有什么相干，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布金娜吧，她算是什么民族？可也要让她搬走。”
“你搬我试试！咱们走着瞧，看你怎么搬我，你这烂沙发！用你狗逮耗子！”赫拉布金娜在气头上骂了女代表几句莫名其妙的难听话。
“你这条毒蛇！女妖婆！不要脸的家伙！”法京玛气急败坏地说。
“法京玛，甭理她。我自己知道怎么办。赫拉布金娜，闭上你的嘴，你别得寸进尺！听着，闭上嘴，要不然我马上送你上班房，用不着等查封你酿的私酒和私设的赌场。”
屋里吵得简直要翻天。谁也不听谁的。正在这个时候日瓦戈来到了会场。他在门口随便找个人问道：“谁是居委会的？”那人双手拢着嘴巴，提高嗓门压过吵闹声拖长声音喊道：
“加—利—乌—林—娜！上这儿来，有人找。”
日瓦戈以为自己听错了。过来的是一个微微驼背的瘦女人，就是那扫院子的。日瓦戈简直惊呆了：她和儿子太像了。但他没有说出自己是谁。他说：“你们楼里有个妇女（他说了她的姓）得了伤寒。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免传染。此外，需要把病人送去医院。我给她开了入院单，请居委会证明一下，该去哪里办手续？”
加利乌林娜以为他问的只是如何送病人上医院，而不是证明。她说：“区苏维埃要派马车来接杰明娜同志。杰明娜同志心好，我跟她说说，她会把车让给病人坐的。别发愁，医生同志，我们可以把你的病人送到医院去。”
“噢，我说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在哪儿可以给开个证明盖章。当然，如果有马车的话……对不起，请问您是不是中尉奥西普·吉马泽金诺维奇·加利乌林的母亲？打仗的时候我们曾在一起。”
加利乌林娜全身一颤，脸色刷地白了。她抓住日瓦戈医生的手说道：
“咱们到外面去，去院子里谈。”
刚跨出门，她就急促地说道：
“你小声些，上帝保佑，可别让人听见了。你别坑害我。奥西普走错了路啦，你倒说说，奥西普成了什么人？他是学徒出身的手艺人，奥西普也明白，眼下普通百姓日子好过多啦，这明摆着嘛，没啥可说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没事，可奥西普有罪啊，上帝不会饶恕他。奥西普的父亲当兵的时候被打死了，死得好惨呀，脸炸没了，手脚都没了。”
她再也说不下去，甩了一下手。过了一会，平静下来，她又继续说道：
“咱们走吧。我这就给你张罗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他在家呆了两天，说起过你。他说，你认识拉拉。她是个好姑娘。我记得，过去她常来我们这里。她现在怎么样了，这就难说啦。难道有钱人会去反对有钱人吗？奥西普可是有罪过啊！杰明娜同志肯借车的。你知道杰明娜是谁吗？就是奥利娅·杰明娜，在拉拉妈妈的缝纫店里当过女工。我说的就是她。也在这里住过。是这院子里的人。咱们走吧。”
<h2>十三</h2>
天完全黑了。四周罩上夜幕。只有杰明娜的小手电在他们五步前照出一个白圈，从一个雪堆移到另一个雪堆。它不能给人照亮，反倒把道路弄得扑朔迷离。周围是漆黑的夜，那幢房子已经落在身后。就是在那里，许许多多的人都熟识拉拉。她小时候常常去，据说她后来的丈夫帕沙·安季波夫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杰明娜半开玩笑地关切地问他：
“前面不用手电，您真能回家吗？啊？要不我把它借给您，医生同志。是啊。我和拉拉都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她，简直爱上了她。他们家开了个缝纫店，有个作坊。我在那儿当过徒工。今年还见到了她。她是路过，路过莫斯科去别处的。我对她说，你别犯傻了，要去哪儿？留下来吧。咱们住在一起，会找到工作的。哪肯听呀！她不愿意，随她的便吧，她嫁给帕沙是出于理智，不是因为爱情，从那以后老是疯疯癫癫的。到了还是走了。”
“您对她怎么个看法？”
“小心！这里很滑。我说了多少回了，让大家别在门前泼水，谁也不听。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怎么想的？说这个有什么意思，没时间想。我到了，这是我住的地方。听说她那当军官的弟弟好像给枪毙了，这事我没告诉她。不过她母亲，也就是我过去的东家，我倒也许能救她，替她去奔走奔走。好了，我到了，再见。”
他们就在这儿分了手。杰明娜的手电光照上狭窄的砖石楼梯，又向前移到楼梯旁肮脏的墙上，日瓦戈医生却被一片黑暗吞没。左边是花园凯旋街，右边是花园马车街。从远处看，夜里在黑色的雪幕上，这两条街已不像普通的街道，倒像是在一排排房屋组成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路，仿佛是到了乌拉尔或西伯利亚的人迹罕至的密林中。
家里既温暖又明亮。
“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冬尼娅问道。没等他回答又说：
“你不在的时候，家里出了件怪事。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我忘记告诉你了。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心里十分懊恼。这是家里最后一只钟了。他想修修，拨弄来拨弄去也没修好。街口有个钟表匠，张口得三磅面包，真是漫天要价。怎么办呢？爸爸懊丧极了。可是出人意料，一小时前突然铃声大作，震得耳朵疼，闹钟又响了！真奇怪，又突然走了起来！”
“这是给我报丧呢，我要得伤寒了，”日瓦戈开玩笑说，接着他给家人讲了一个病人家里自鸣钟的故事。
<h2>十四</h2>
其实日瓦戈过了很长时候才染上伤寒病。在他生病之前的这段时期里，他们一家的日子最难过。他们忍饥挨饿几乎濒临绝境。日瓦戈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抢救过的那位路上被抢的党员。他为日瓦戈帮了不少忙。但国内战争开始后，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在外地奔波。另外，这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认为当时的困难是很自然的现象，他还隐瞒了自己也在挨饿的事实。
日瓦戈也曾去找过住在特韦尔城门附近的那个采买商。但是几个月来，连那人的影子也没见，他那病愈了的妻子也毫无音讯。他们那幢楼房里的住户，变化不小。杰明娜上了前线。日瓦戈要找居委会主任加利乌林娜，也没找到。
一天，他凭购物证按官价买到一车劈柴，从温达夫车站运回去。一辆马车拉着劈柴沿着长长的市民街朝前走，他在一旁护送这车意外的财产。突然，他觉得市民街变得不像原样了。他身子晃晃悠悠，两腿支持不住人便倒下了。他意识到自己倒霉了，得了伤寒症。马车夫把摔倒在地的日瓦戈医生扶上柴车，凑合着拉回家。这些情况日瓦戈都已不记得了。
<h2>十五</h2>
他断断续续地昏迷了两周。在幻觉中他仿佛看见冬尼娅把两条花园街摆到了写字台上：左边是花园马车街，右边是花园凯旋街，又把台灯挪到两条街的附近，橙黄的灯光暖融融地把街道照得通明。现在他可以工作了。于是他提笔写了起来。
他埋头写作，笔锋酣畅。过去一直想写也应该写，却总写不出的东西，现在总算写下来了，如愿以偿了。不过他脑海里还不时出现一个眼睛细得像吉尔吉斯人的男孩，身上穿一件西伯利亚人和乌拉尔人的敞怀翻毛短大衣。这孩子出现后就不断打扰他的写作。
不言而喻，这个小男孩就是他死神的精灵，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他的死神。不过，如果死神能帮他写诗，那又怎么可能是死神呢，难道死神还能给人什么帮助吗？
他的诗章不写复活，也不写死亡，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些日子。他把诗章题为《惶惑》。
他过去一直想写这些时日：一股风暴在三天之内席卷了黑色的百孔千疮的大地，向爱的不朽化身发起进攻，卷起巨石和泥块扑向爱神，就好像潮汐冲上海岸，将海岸埋葬在下面。他想描绘在这三天之中，人间的黑色风暴如何咆哮、推进、退却。
有两行押韵的诗句一直萦绕在他脑际：
<blockquote>
是那么乐于亲近
已该是摆脱梦境
</blockquote>
谁那么乐于亲近它呢？是地狱、破坏、毁灭和死亡。而与此同时，又有春天、抺大拉的马利亚和生命。但也应该摆脱梦境。应该苏醒并站立起来。应该复活了。
<h2>十六</h2>
日瓦戈逐渐恢复了健康。初时他有点迟钝，对周围的一切无力细想，听其自然，记忆里空空荡荡，见了什么也不惊不怪。妻子喂他吃白面包、黄油，还给他喝加糖茶水和咖啡，他觉得这是病人恢复时必须和理应吃的，却不明白眼下不可能弄到这类美食。他吃得津津有味，有如在欣赏诗篇和童话。可是等他脑子开始清楚了，对妻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从哪儿弄来的？”
“都是你那个格兰尼亚送来的。”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可不是吗？就是你那个住在鄂木斯克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的时候，他常来看望。”
“穿着鹿皮翻毛大衣吗？”
“对，对。难道你在昏迷中看见他了？据他说，他曾经在一幢房子的楼梯上和你打了个照面。他看出是你，想上前去认你，可你吓得他不敢上前。他尊敬你，喜欢读你的书。真不知他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有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去了。让我们也去他那里。他这人不同寻常，有点神秘。依我看，他和政府关系密切。他说得离开大城市，去个一两年，回到民众中去呆一阵。我和他商量了回克吕格尔老家的事。他极力主张我们回去。到那儿自己能种个菜园子，附近有树林。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听天由命、束手待毙呀。”
这年四月，日瓦戈全家动身离开莫斯科，去遥远的乌拉尔尤里亚京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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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成立于彼得堡的贝斯士热夫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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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中“治臭虫的人”和“木材浸染女工”为同音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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