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冬天空闲时间多了，日瓦戈开始写各种札记。他记道：
<blockquote><blockquote>
美好的夏日何以褒扬，
不错确是神奇的时光；
我要问怎来的赐与，
无缘无由竟如此大方。
</blockquote>
披星戴月为自己和家庭劳动，修筑房屋，耕作土地，以求温饱；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像鲁宾逊那样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又像母亲那样一次再次赐给自己新生——这是多么幸福呀！
当你的手在活动、在劳作、在干杂活儿或是木工；当你给自己定出体力可行的合理任务，从而获得成功和喜悦；当你一连六个小时在露天里用斧头削个什么东西或者挖土，享受着清新的空气——每当此时，有多少念头纷呈在你脑海里，有多少新意重重涌来。这些思想、发现、反复，没有记到纸上而一闪即逝，但这并不是损失而是收益。城里的隐居者啊，你用浓黑的咖啡或是烈烟来支撑颓废的神经和想象，你哪里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在于真实的穷困和健全的体魄。
我到此为止，不再发挥了，不想鼓吹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归向土地；我不想对土地问题上的社会主义加添自己的修正；我只是确认事实，却无意把我们偶然的厄运概括成为体系。要从我们这个实例引出结论，是会有争议的，不相宜的。我们如今的家业，内容过于纷杂；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即储备起来的蔬菜和土豆，可以算作我们双手劳动的结果。其余的一切，是靠了别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擅自隐蔽地耕作而没有纳入国家的统计之内。我们伐木，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盗窃行为，因为偷的是国家（以前属于克吕格尔）的财富。我们所以得到庇护，是由于米库利齐恩的纵容；他的生活来源大体上也是如此。我们侥幸无事，是因为离城很远，幸亏城里还不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放弃了医学，避而不谈自己是医生，免得招来不自由。可是总有好心人远在天边也打听到了瓦雷基诺来了个医生，从三十里外跑到这儿求医，有的抱着母鸡，有的带着鸡蛋，有的送来黄油以及别的东西。不管我怎么谢绝酬报也休想推掉，因为人们不相信无酬白得的医病方子能有什么效力。就这样，行医也给我添点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齐恩家主要的支柱还是萨姆杰维亚托夫。
真难理解，这人怎能把如此对立的东西集于一身。他真诚地拥护革命，尤里亚京市苏维埃给予他的信任，他完全受之无愧。他有强大的授权，可以征调瓦雷基诺的木材，甚至不需要对我们和米库利齐恩打招呼，我们也丝毫不会介意。从另一方面说，他要想贪污公款，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不管拿什么、拿多少，谁也不会说个不字。没有人同他平分秋色，他不需要打点任何人。那他为什么要关心我们，帮助米库利齐恩一家，支持着这里所有的人，比如泥炭车站的站长？他总在奔波，带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又同样眉飞色舞地分析讲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我有种印象，倘若他不这样显然无谓地给自己的生活找这类麻烦，他就要寂寞地死去。
</blockquote>
<h2>二</h2>
过不久日瓦戈医生又记道：
<blockquote>
我们定居在老爷旧宅的后房里，是两间木板屋。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这房间是克吕格尔给贴身家仆、家庭裁缝、女管家、上年纪保姆住的。
房子已很破旧。我们相当迅速地修复了它。靠了懂行人的帮助，我们把通过两间屋的火炉烟道重新盘过，如今加了几个拐脖，保暖要好多了。
在花园的这一角里，过去布局的痕迹已不复存在，新种的植物掩盖了一切。可现在是冬天，周围一片肃杀萧条，活着的东西掩饰不了已死东西的陈迹，旧时留下的特征经雪一装点，反更显眼。
我们算是幸运。今秋干燥暖和。土豆在雨季和寒流来临之前，就全挖了出来。除去归还米库利齐恩的部分，我们收了二十多麻袋，全存入地下的主囤里，露出地面的囤口用牧草和破衣盖严。地窖里又存起了两木桶黄瓜，是冬尼娅腌的，还有两桶她做的酸白菜。新鲜的白菜散开晾到木桩上，两棵扎在一起。胡萝卜埋到了干燥的沙土内。这里还有足够多的新收的萝卜、甜菜、芜菁。地面上屋子里放着不少豌豆和大豆。柴棚里拉回来的劈柴，能烧到开春。冬天我喜欢闻地窖里的暖气；当冬季天还未亮时，你一手举着微弱欲灭的烛火，稍稍掀起地窖入口的小盖，马上有一种菜根混着土和雪的浓味扑鼻而来。
等你由板棚里出来，天光还未发亮。门吱呀一响，或你不小心打个喷嚏，或是脚踩得雪地出声，远处菜田里冒出雪地的白菜根后，便会跃出一些白兔四散而逃；四周雪地上横七竖八全是它们大步蹿跳的足迹。周围此起彼伏地响着长久不停的狗吠。鸡已叫了三遍，现在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了。天色开始放亮。
一望无际的雪原上，除了野兔的足迹外，还有猞猁的脚印，一窝连着一窝，整齐得像穿线的针脚。猞猁走路像只猫，后爪跟着前爪，据说就这样一夜能走出几十里路。
这里下夹子捕猞猁。有时可怜的灰兔落网，从夹子上取下时已经被雪半掩，冻僵冻硬了。
起初，春夏时节，我们感到很苦，常常是筋疲力尽。现在到了冬日傍晚，我们得以休息了。多亏萨姆杰维亚托夫供给我们煤油，我们围坐在煤油灯旁。女人们缝衣或者编织，我或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声诵读。炉里生着火，我这个早被公认的司炉工，负责及时关好风门保住热气。如果有块没着完的木头妨碍燃烧，我就把它夹出来，还带着烟，夹到房外远远扔到雪地里。木头溅着火星，如点燃的火炬在空中飞过，照亮了黑暗中沉睡的花园以及许多四方形白色水坑，落到雪地上嘶嘶叫着熄灭了。
我们没完没了地读《战争与和平》、《欧根·奥涅金》以及所有的长诗，读俄文版的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克莱斯特的短篇小说。
</blockquote>
<h2>三</h2>
春天将至时日瓦戈医生记道：
<blockquote>
我感到冬尼娅有了身孕，就对她说了。她不同意我的揣测，我却深信不疑。在肯定无疑的征兆出现之前，一些先期不大明显的迹象也是瞒不过我的。
妻子的脸上起了变化。倒不能说是变丑了。可过去完全在她把握之中的外表仪容，如今却不肯听她的了。她被将要从她身上出世而不再属于她自己的未来物所控制。女人面容失去自身的控制，表现为生理上的惶惑；这时脸上要失去光泽，皮肤变粗，眼睛流露着不由她自主的异样的光彩。她仿佛无力顾及而把一切全荒废了。
我和冬尼娅从来没有相互疏远过，这一年的劳动尤其使我们形影不离。我观察到冬尼娅十分机灵、有劲、不知疲倦，非常有计算地安排活茬，干完一件不失时机地接着干另一件。
我一向认为，任何一次妊娠都无可非议；这一与圣母有关的教义，反映了普遍的母爱思想。
每个正在生产的女人，都有着孤独、漠然、淡泊的神态。而男人在这至关重要的瞬间，却无所事事，仿佛他绝未参与其中，一切全是从天而降。
女人自己生出后代，自己抱婴儿到安静的去处，把摇篮摆在安全地方。她默默地、温顺地自己哺育培养孩子。
圣母说：“向你的儿子和你的上帝多作祈祷吧！”她的口中说出了赞美诗的一些段落：“我的灵魂为孩子、为我的救星高兴。看到自己奴隶的驯顺，上帝从此会保佑所有的妊娠。”她这是讲自己的婴儿。这婴儿会使她获得颂扬（“他给我创造出伟大”），他是她的光荣。每个女人都能够说这句话。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大人物的母亲，应该熟悉这种感受。而所有的母亲，绝无例外地都是伟大人物的母亲。倘若后来的生活欺骗了她们，那不是她们的过错。
</blockquote>
<h2>四</h2> <blockquote>
我们反复地诵读《欧根·奥涅金》和一些长诗。昨天萨姆杰维亚托夫来了，带来不少礼品。大家尝着美味，满面春风。论起艺术来，谈个没完。
很早以来我就有这么一种看法：艺术并不是包容无数概念和纷纭现象的整个方面或整个领域；恰恰相反，艺术是一种狭小而集中的东西，是对文学作品中某一要素的称呼，是作品体现的某种力量或某一真理的名称。所以我从未认为艺术是形式的对象、形式的方面；它更多地属于内容的一部分，隐蔽而又神秘的一部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明明白白的，我有着深切的体会，可是如何表现和表述这一思想呢？
作品是以其许多方面诉诸读者的，如主题、见解、情节、人物。但最主要的是存在于作品中的艺术。《罪与罚》里存在的艺术，较之其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行，更为惊人。
原始的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我国的艺术——这些在千万年间大概都曾是同一种东西，后来也流传为一种统一的艺术。它是关于生活的某种思考、某种肯定；由于它表现无所不包的广阔含义，不能把它分解为一些孤立的词语。当这一力量的一小部分进入某一作品较为复杂的混合体中时，艺术要素的意义就会超过其余一切要素的意义，从而成为所描绘内容的本质、灵魂、基础。
</blockquote>
<h2>五</h2> <blockquote>
有些着凉，咳嗽，大概还有低烧。一整天嗓子眼像有东西堵着，喘不上气来。我的情况不妙。这是大动脉的毛病。是受到遗传的最初的兆头，可怜的妈妈一生患有心脏病。真是如此吗？竟是这么早吗？要真这样，我在人世是活不长的了。
房间里积了点煤气。有股熨衣服的味道。一边熨一边从没烧旺的火炉里夹出冒火苗的煤块，填进熨斗里，熨斗盖儿像咬牙似的咯咯作响。这引起我一些回忆，但记不起是回忆什么了。身体不适，连记忆力也不行了。
萨姆杰维亚托夫带回了上等肥皂，大家一高兴搞起了大扫除，所以，萨沙两天没人照看。我写这些的时候，他正钻到桌子底下，坐在桌腿之间的横板上，学着萨姆杰维亚托夫的样子，好像用雪橇拉着我走；萨姆杰维亚托夫每趟回来，总要用雪橇拉他去玩。
我病一好，应该去市里一次，去读点地方志和历史书。听人说这里有个极好的市图书馆，是几个富翁捐助办的。很想写点东西，要抓紧。一转眼便到春天啦。到那时就顾不上读书和写东西了。
头痛加剧。睡得不好。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梦。这种梦一醒来马上就会忘记。梦全飞出了脑海，意识里只留下了惊醒的原因。是我心里的一个女人声音，响彻了梦境的周围，终于把我吵醒。我记住了这个声音，当回忆它的时候，遍数我认得的女人，想找出这发自胸腔的低微柔润的声音属于何人，可谁也没有这种声音。我心想，可能我同冬尼娅习惯成自然，才听不出她的声音。我迫使自己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音容笑貌推到能如实分辨的远处。结果，那个声音仍然不是她。就这样到了没有弄个清楚。
顺便谈谈梦。一般认为梦是日里所想，是白天清醒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我的观察所得，恰恰相反。
我不止一次发现，正是白日初露端倪的东西，未全清晰的思想，无心说出又未被注意的话，夜里获得了充实的血肉复又来临，变成了梦呓的主题，像对日间的冷淡进行报复似的。
</blockquote>
<h2>六</h2> <blockquote>
明彻的寒夜。眼前的一切异常清晰，浑然融成一体。大地、空气、弯月、星斗，被寒意凝结起来。花园的林荫路旁，落下一排分明的树影，仿佛是镂刻出来的一般。又总觉得有些黑影在各处横穿小径。硕大的星斗如蓝色云母灯，在林中树杈的空隙里悬挂着。小星则似夏野的甘菊，遍布夜空。
每到傍晚，都要继续普希金的话题。大家分析第一卷里皇村中学诗作的格律。的确有许多的因素取决于选用怎样的诗格。
在长诗行的小诗里，最能体现少年壮志的是阿尔扎马斯时期的诗作。他立志绝不落后于先辈，为哄骗叔父假编神话，故作华丽，装得堕落享乐而又思想早熟。
但很快这位年轻人就从摹仿奥西昂或帕尔尼，从写《皇村回忆》转向写短诗行的作品《小城》，或《致姊妹》，或后来作于基希涅夫的《致我的墨水瓶》，或者转为《致尤京》的节奏。这样，未来的普希金便在这个青年身上完全觉醒了。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闹、物象和实质，如穿户入室一般涌进他的诗中。外部世界的景物、生活器物、各种名词，摩肩接踵地抢占诗行，于是便把意义较虚的词类排挤了出去。物象、物象，还是物象，排列出了诗的韵脚。
正是这种后来闻名于世的普希金四步诗，仿佛成了衡量俄国生活的某种单位，成了俄国生活的长短尺寸，好像是照着整个俄罗斯生活拓下来的尺寸，犹如做靴子画脚样，或是照手掌大小决定买手套的号码。
后来也是这样，俄罗斯人民讲话的节奏，他的口语语调，通过涅克拉索夫三音节的变格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抑格，在节奏延续的长短中得到了体现。
</blockquote>
<h2>七</h2> <blockquote>
多么想在承担公务、干农活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出一点其他有分量的东西，写成一部学术著作或文学作品呀。
每个人生来都是要做浮士德的，以便能拥抱一切，体验一切，表现一切。促使浮士德当科学家的，是前人和同代人的谬误。科学中的进步，是靠排斥律获得的，从批驳现有的谬见和错误理论开始。
促使浮士德当艺术家的，是老师的诱人的范例。艺术中的进步，是靠吸引律获得的，从模仿、效法、崇拜心爱的东西开始。
是什么东西妨碍我担任公职、治病、写作呢？我想不是困苦和漂泊，不是动荡和频繁的变化；而是在我们今天得到广泛流行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洞夸张的风气，诸如：未来的霞光，建设新世界，人类的灯塔。听到这些话，开初感到想象力多么开阔，多么丰富。可事实上追求辞藻正因为平庸无才。
只有普通的东西经过天才之手，才会变得神奇。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便数普希金。他是何等热烈地讴歌诚实的劳动、义务、日常的习俗！如今我们这里称小市民已有谴责之意。这种贬义早在《家谱》一诗中便出现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
</blockquote>
《奥涅金的旅行》里又有：
<blockquote><blockquote>
而今我的理想——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平静，
再加肉汤，最好要大盆。
</blockquote>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做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义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而今，这人生变成为公众的大事，它好像从树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苹果，逐渐充实美味和价值，在继承中独自达到成熟。
</blockquote>
<h2>八</h2> <blockquote>
出现了春天的先兆，开始解冻。空气里飘着煎油饼味和伏特加酒气，像过谢肉节似的。这里恰是一语双关，谢肉节一词又有油腻腻的意思。森林里的太阳，半睡着眯起油腻腻的眼睛；林子也半睡着竖起针叶般的睫毛；水坑在正午闪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打哈欠，伸懒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欧根·奥涅金》的第七章里，写到春天、奥涅金走后空荡荡的老爷家宅、山下水边的连斯基坟墓。
<blockquote>
还有夜莺这春色的情人，
通宵唱着。一片野玫瑰的芳芬。
</blockquote>
为什么用“情人”？一般说来，这比喻是自然贴切的。确实是情人。此外，正好和“芳芬”凑上韵脚。但这里的声音形象是否也套用了英雄传说里的“夜莺强人”呢？
在英雄传说里，这个夜莺强盗叫奥基赫曼之子。对他的描绘非常精彩：
<blockquote>
一听他呀夜莺的啼啭，
一听他呀野兽的凄厉，
茂密的青草纷纷倒下，
浅蓝的花朵簌簌落去，
黑树林也俯首弯腰，
所有人都陈尸大地。
</blockquote>
我们抵达瓦雷基诺，时值早春。没过多久，稠李、赤杨、榛林等全变绿了，特别是在米库利齐恩窗下的谷地舒基玛里。又过了几夜，夜莺就放开了歌喉。
我仿佛第一次听夜莺歌唱，惊讶它的叫声何以会同其他禽鸣分得那么清楚，大自然何以不经过渡一下子跳跃到这样丰富而特异的啼啭。它的不断变换的曲调是如此多样，它的清晰而四方远扬的声音是如此有力！屠格涅夫曾在某处描写过这种哨音、树精的笛声、百灵断断续续的叫声。特别突出的是两种啼叫，一是急促贪婪而且华丽的啾——啾——啾，有时一连三声，有时没有准数。披着露水的灌木丛，呼应般地摇晃一下，又像被人搔痒似的卖弄地颤抖一阵。另一种啼声分成两个音节，像诚挚的呼唤，像乞怜，像要求或告诫：“醒醒——醒醒——醒醒！”
</blockquote>
<h2>九</h2> <blockquote>
已是春天。我们在备耕。没有时间再记日记。写点这样的笔记是很快乐的。那只好等到冬天再续写了。
前几天，这回真是在谢肉节里，一个生病的农民坐着雪橇，穿过泥泞进了院子。自然我拒绝接待。“对不起，亲爱的，我不干这个了。既没有足够的药品，又没有必要的设备。”可哪里推脱得了。“帮帮忙吧。皮肤上长东西。求你行行好。身上有病呀。”
有什么办法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决定收下他。“脱衣服吧。”我给他检查。“你得的是狼疮。”我一边检查，一边斜眼望望窗台上一大玻璃瓶石炭酸（上帝呀，可别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还有些别的最需要的东西！这一切都靠了萨姆杰维亚托夫）。我一看，另一辆雪橇朝院子奔来，开初我觉得是个新病人。可突然而来的是弟弟叶夫格拉夫。有一阵工夫，他同家里人冬尼娅、萨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一起。后来我空下来，也参加进去。大家开始问这问那：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同往常一样躲躲闪闪，不正面回答，只是微笑，令人感到神奇莫测。
他在这客居了大约两星期，经常去尤里亚京，后来忽然销声匿迹，不知去向。这段时间里我已看出他比萨姆杰维亚托夫更有影响；而他干的事和交往的关系，则更令人不解。他本人的来历如何？哪来的这么大神通？他是干什么事的？他在走之前曾许诺减轻我们的家务，好让冬尼娅有工夫教育萨沙，让我有时间行医和弄文学，我们打听他为此打算做点什么，又是笑而不答。但他没有骗人。有些迹象说明，我们的生活条件的确会有变化。
真叫人奇怪！他是我的异母兄弟，同我一个姓。而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不如对所有其他人的了解。
这已是他第二次闯入我的生活，充当善心的天神，充当解决一切难题的庇护者。或许，每个人一生中除了出场的人物之外，还需要有一种看不见的秘密力量存在，一种不召自来的几乎是象征性人物的存在。在我的一生中，起着这一隐蔽施恩者作用的，就是我的弟弟叶夫格拉夫。
</blockquote>
日瓦戈的札记到此结束。往后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h2>十</h2>
日瓦戈坐在尤里亚京市阅览室大厅里，浏览借出来的书籍。可容百人的多窗大厅，摆着几条长桌，靠窗一端的桌角很窄。天色一黑，阅览室就关闭。春季傍晚，城里不供电。不过日瓦戈本来就没呆到晚上，中饭时便离开城里了。他总是把米库利齐恩交给他用的那匹马留在萨姆杰维亚托夫家的旅店中，整个上午去读书，中午就骑马回瓦雷基诺的家。
在常来市图书馆之前，日瓦戈很少到尤里亚京市里。他没什么特别的事要进城办。医生对这个城市不很熟悉。所以当他眼见阅览厅里渐渐坐满尤里亚京市民，有的离他远些，有的就在身边，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他是站在城里一个熙熙攘攘的路口，同城里人一个个结识；又好像不是城里读者汇集到大厅中，而是他们居住的街道和楼房聚向这里。
其实，现实中真正而非假想的尤里亚京市，透过阅览厅的窗子，也可尽收眼底。在中间最大的一扇窗外，摆着一桶白开水。读者休息时去楼道抽烟，围着水桶喝水，把杯里残水泼到涮洗缸里，聚在窗口欣赏市景。
读者有两种。一种是本地老住户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占多数；一种是普通市民。
第一类读者里，多数人穿着不富裕，不修边幅，已然沦落。其中有些人身体病弱，脸庞瘦削，皮肉松弛，原因有多种：或是饥饿所致，或是染上黄疸，或是由于水肿。他们是这里的常客，熟识图书馆的人员，来这里像回到了家。
来自市民的读者，面庞美丽而健康，穿戴整洁如同过节，走进大厅时像进教堂似的羞怯，却弄出很大声响，倒不是因为不懂规矩，是因为不会控制自己有力的脚步和嗓音，越不想出声音却越是弄出声音来。
窗子对面的墙壁凹进一块，里面摆了一个高台，台后高处有三个阅览室工作人员，一个老管理员，两名助手。一个助手气冲冲的，戴着毛围巾，一副夹鼻镜一会儿取下，一会儿戴上，看得出不是根据视力的需要，而是根据心绪的变化。另一个穿了件黑纱女衫，大概是胸部有病，因为手帕总不离开鼻和嘴，说话呼吸老捂着不放。
这几个图书馆职员，和那半数读者一样，脸面浮肿、瘦削、松弛；皮肤发蔫发松，土里掺绿，颜色活似腌黄瓜和灰苔。三个人轮番地干同样的事，低声给新读者解释借书办法，分检索书单，出借和收回图书，抽空还要编制什么年度报表。
说来奇怪，面对窗外真实的市容和坐在大厅里想象出的城市，他不禁思绪纷纷。加之这里人们似乎有着浮肿的共同特征，都像患了甲状腺病，日瓦戈不知怎的想起了他们抵达尤里亚京车站的那天清早看见的气鼓鼓的女扳道工，整个城市的景象，以及同他在车厢里席地而坐的萨姆杰维亚托夫，还有那人对这块地方的介绍。介绍的一些情况，还是在未到此处前很远的地方讲的。日瓦戈此刻却想把那天听到的情况，同现在身临其境的所闻所见联系起来。但他记不得萨姆杰维亚托夫提到的一些地名，所以也无从入手。
<h2>十一</h2>
日瓦戈坐在大厅的一角，周围堆着书刊。他面前放着地方行政的统计期刊，还有边区人种志方面的几篇著作。他打算再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生平的著作。但身穿纱衫的管理员，手帕紧捂着嘴低声说：一个人一次不能借出那么多，如果想借需要的研究著作，得先把手头的期刊资料还一部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