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给你马的那个萨姆杰维亚托夫，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你看呢？”
“极有意思。”
“我很了解萨姆杰维亚托夫。我们来到这个新地方之后，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对我讲过。”
“你们大概很有交情吧！他也尽力要帮助你吗？”
“他对我，简直做尽了好事。我不知道没有他该怎么办。”
“我很容易想象。你们之间一定是亲密的同志关系，态度很随便？他多半是狠命追求你吧？”
“还用说。寸步不离。”
“你呢？对不起。我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力追问你？请你原谅。这太不自量了。”
“不，没关系。你感兴趣的一定是另外一点吧：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想知道，我们的交情中是不是渗进了某些个人的东西。没有，当然没有。我在数不清的事情上，都得感激萨姆杰维亚托夫，欠情太多。不过，即使他给我穿金衣，即使他为我豁出了命，也不会使我同他再接近一步。他的气质同我格格不入，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们这样的人，处理起日常生活的事，精明强干，非常自信而且干脆利落，简直无可替代。可是在感情问题上，男性的雄赳赳的自鸣得意，就令人讨厌了。我理解情爱和生活完全是两回事。不仅如此，在道德方面，萨姆杰维亚托夫使我想起另一个极其令人讨厌的人。由于那人的罪过，我才是今天的这样的人，也亏了那人，我才是现在的我。”
“我不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指的什么？你解释一下吧。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哎呀，尤拉啊！哪能这样说呢。我认真和你说话，你却像在客厅里讲恭维话。你问我是什么样人。我是被摧残的、一辈子带着创伤的人。我还没成年，被人罪恶地变成了女人，从最丑恶的方向接触了生活，听信了一个人虚伪的庸俗的见解。那是个在旧时代过了中年的十分自负的寄生虫，是个享乐无边、无所不干的人。”
“我猜到了。以前我也有过这类揣测。可你等等。不难想象你那时忍受的过早的痛苦，你那无知的恐惧，少女遭到的第一次屈辱。但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我是想说，现在你不该再为这些苦恼；这应该是爱你的人们感受的痛苦，比如我。是我应该痛心疾首，悔恨当时我没有同你在一起，我没有能为你制止，如果那确实是你的痛苦。说来奇怪，我觉得自己只有对比我低下的、迥然不同的人，才会产生强烈的、难以遏制的妒忌。如果与我竞争的人比我高尚，那我产生的完全是另一种感情，假如一个精神同我接近、受到我敬爱的人，和我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那么我对他的感情是一种遗憾的友情，不是口角，不是争讼。我当然一分钟也不会与他分享我的崇拜对象。但我可以怀着并非妒忌的完全另一种痛苦的感情，不带火药味和血腥味的感情，甘心退让。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同一位画家发生冲突，而他在与我相近的画作中，表现出优越的笔力令我折服，那我一定会放弃探索，不再重复他已经做过并且征服了我的工作。
“我把话扯远了。我想，倘若你没有这么多苦难，没有这么多抱憾，我是不会这么热烈地爱你的。我不喜欢正确的、从未摔倒、不曾失足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僵化的，价值不大。他们面前没有展现出生活的美。”
“我讲的就是这个生活美。我觉得要想看到生活的美好所在，必须有纯真的想象力，有天真的感受。而我恰恰被剥夺了这个。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透过别人庸俗的眼光看待生活，也许我本来会形成自己的生活观。不仅如此，由于道德低下、只图自己欢乐的一个平庸角色介入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所以即便后来我同一个优秀的出众的人结婚，也未能美满，虽然这人曾经十分爱我，我也以同样的感情回报。”
“等等。以后再给我讲你的丈夫吧。我对你说过了，能引起我妒忌的，一般是品格低下的对手，而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对你的丈夫，我没有妒意。那一个呢？”
“哪个‘那一个’？”
“那个坑害了你的生活的腐败的人。他是谁？”
“相当有名的莫斯科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父亲死后我们生活窘迫时，他曾经接济过母亲。是个独身男人，很有钱。大概我过于抬举他了，这样地贬低他反倒显得他很了不起。其实他是个极平庸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他的名字。”
“不必了。我知道他。我有一次见过他。”
“真的吗？”
“你母亲自杀的那天晚上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见过。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
“我记得那一次。你们来了，站在走廊的暗处。要是我自己，恐怕永远也不会记起那个场面，是你有一回帮我回忆起来，我记得是在梅柳泽耶夫镇，你提起过这件事。”
“科马罗夫斯基当时在场。”
“是吗？很可能。当时很容易看到我和科马罗夫斯基在一起。我们常见面。”
“你怎么脸红了？”
“因为从你嘴里说出了科马罗夫斯基。不习惯，太突然了。”
“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同级的同学。你猜他当时在屋里对我讲了件什么事——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他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偶然见到那个人的。有一次在火车上，这位中学同学米沙·戈尔东亲眼目睹了我父亲——工业界的百万富翁——自杀身死。米沙和父亲乘同一趟火车。父亲在火车飞驶中跳车自杀，结果摔死了。陪同我父亲的，是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他常灌我父亲喝酒，把父亲的事情搞得一团糟，弄到父亲破了产，就纵容他走上绝路。他是使父亲自杀，使我变成孤儿的罪魁祸首。”
“简直不可思议。这情况太重要了。果真如此吗？那么说他也是加害于你的魔鬼了？这使我们俩的心贴得更近了！真像是前世注定的！”
“我对他才是妒火三丈呢。”
“你这是何苦。我不仅不爱他，简直是仇视他。”
“你未必那么了解你自己。人的禀性，特别是女人的禀性，难以捉摸而且充满矛盾。你对他反感，但也许由于厌恶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会屈从于他，胜过对于你真心所爱的另一个人。”
“你讲的这情形，实在太可怕了。而且同往常一样，你说得非常精辟，我不由得觉得你所讲的那种反常情形，倒是实情呢。要那样，可确实可怕了。”
“你心里别不安。别信我的话。我无非是说，我因为你而妒忌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某种下意识的东西，妒忌某种无法解释、无法想象的东西。因为你，我甚至妒忌你的梳妆用具、你皮肤上的汗珠、空气中飘浮着的细菌，因为它能附到你身上，毒害你的血液。正像妒忌这种传染病一样，我妒忌科马罗夫斯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夺走你，正如说不定什么时候你的死或我的死将使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会觉得这些话莫名其妙。但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发狂地忘记一切地爱你，直至永远。”
<h2>十三</h2>
“多讲讲你丈夫吧。‘在命运簿上我们是写在一行里的’——莎士比亚这样说过。”
“从哪儿摘出来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在梅柳泽耶夫寻找他的时候，已经讲了许多。后来在尤里亚京这儿，我们起初相见的几次，当我听你说他想在车厢里逮捕你时，我又谈起过他。我觉得已经对你说过，也许没说过而只是我这么觉得，有次我离老远看见他上汽车。你可以想象，他周围保卫得多严。我发现他几乎没有怎么变样。还是那张漂亮的正直果断的面孔，我在世上看到的最正直的面孔。没有一点做作，是一种勇敢的个性，完全不做姿态。从前一直如此，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还是看出了一个变化，它使我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溶进了这面孔，使它失去光泽。一张生动的人脸，变成了思想的化身，思想的原则，思想的图象。察觉到这一点，我的心一阵发紧。我明白了，这是他所献身的那种力量不断作用的结果；这种力量是崇高的，但又是令人窒息的，无情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连他也不会饶过。我感到他已经被划定，是命运使然。也许我思想糊涂了。也许当你描写你们相会的情景时，你的一些话印在了我脑海里。要知道，除了我们俩心心相印之外，我还接受了你的许多思想啊！”
“不，你讲一讲你们在革命前的生活。”
“我在童年时代很早就向往纯洁。他就是纯洁的化身。我们几乎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是指我、他和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迷恋的对象，他一见到我就呆若木鸡，浑身发冷。大概我这么说，这么了解情况，显得不太合适。不过我要装作不知，那就更不好了。我是他童年的恋人，令他神魂颠倒的人。但孩子的骄傲使他隐藏着自己的这种感情，不让它表露出来。可它就显现在脸上，谁都看得清楚。我俩很要好。我和他是那么不同的人，正如我和你是那么相同的人一样。当时我的心就选中了他。我决定一到成年就同这个极好的男孩子结合到一起生活，那时内心就已经同他约好。
“啊，他的才能实在不凡！他是一个普通道岔工，要么是铁路看守工的儿子，全靠自己的天赋和顽强的劳动，在数学和人文科学两个专业上达到了现代大学的水平，不，应该说达到了现代大学的知识顶峰。这可非同小可啊！”
“既然如此，是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你们是相爱着吗？”
“唉，这个可真难回答。我现在讲给你听。说起来很奇怪。你这样聪明的人，哪里还要我这个弱女子来说明如今整个生活是怎样一种情形，在俄国人们的生活又如何，为什么家庭会解体，包括你的家和我的家。唉，原因好像在人身上，在性格合不合，在爱还是不爱；努力达到的一切，安排好的一切，属于日常生活的一切，与人们安乐窝和人生秩序有关的一切，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和改造，统统化为灰烬。日常生活整个被打乱，被破坏了。剩下的只有劫余的赤裸裸的真诚。它是超出日常生活的未被利用的力量。对它来说，一切依旧，因为在任何时代它总是瑟缩着，战栗着，向往着身旁同样孤独的、同样赤裸裸的真诚。我和你活像世界开初无以蔽体的头两个人亚当和夏娃；我俩今天在世界之末同样地无以蔽体，无家可归。在他们两人到我们两人之间，千万年里世上创造出的无法计数的伟大奇迹，只留下了最后一点回忆，那就是我和你；正是为了纪念这些消失的伟大奇迹，我们俩才呼吸、热恋、哭泣，并且相互搀扶，相互偎依。”
<h2>十四</h2>
短暂的停歇之后，她继续说下去，情绪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要是斯特列尔尼科夫重新变回帕沙·安季波夫去，那就好了。要是他不再发狂，不再造反就好了。要是时间能倒转就好了。要是在远处什么地方，我家的窗子亮起灯光，帕沙的写字台上摆起书来，我恐怕爬也要爬到那里去。我的心都要翻个。我抵挡不住往昔的呼唤，忠贞的呼唤。我能牺牲一切，甚至最宝贵的东西——你。还有我同你这种轻松、自然、毫无勉强的恩爱。啊，原谅我！我说得不对，这不真实。”
她扑到他脖子上呜呜哭起来。很快她又镇定下来，一边擦泪一边说：
“这是责任感在说话，正像责任感驱使你要回到冬尼娅身边一样。唉，我们是一对可怜人呀。我们的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怎么办呢？”
等心境完全平复，她继续说：
“我还是没有回答你，为什么我和帕沙的幸福破灭了。后来我才完全明白过来。我讲给你听。这个故事，讲的不光是我们。这成了许多人共同的命运。”
“说吧，我的聪明人。”
“我们是战前不久结的婚，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我们刚开始独立生活，刚建好了家，就宣战了。我现在坚信，战争是一切的祸根，是接踵而至的至今还折磨着我们这代人的所有不幸的根源。我清晰地记得童年生活，我赶上了那个时候，那时一百年来和平生活的种种概念还在起作用。人们习惯了信任理智的声音。良心要求人们做的，大家都认为是自然应该做的。一个人死在别人手里，是罕见的、特殊的现象。人们认为，杀戮只有在悲剧中、在密探的世界中、在报章新闻中才会出现，而绝不是在平凡的生活中。
“可突然来了个跳跃，从宁静的纯真的和谐，一变而为流血和哭号，每天每时每刻遍地是疯狂野蛮的却又合法并大肆宣传的屠杀。
“这一切大概都发生了自己的作用。你记得一定比我清楚，所有的一切立刻遭到破坏。火车停开，对城市停止了粮食供应；家庭生活的基础，人们思想中道义的根基，全被破坏了。”
“往下说吧。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你把这一切分析得多好呀！听你讲是极大的乐趣呢！”
“那时在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一种荒谬的思想——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失去了信心，这是最大的不幸，是后来罪恶之源。人们误以为，遵从道义感去行事的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应该唱一个共同的调子，应该靠别人强加于自己的看法来生活。于是词藻开始统治一切，起初是无政府主义的词藻，后来是革命的词藻。
“这种社会性的谬误，无处不在，难以摆脱。一切全受到了它的影响。我们的家庭，同样不能幸免，开始发生动摇。过去一向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活泼的气氛，如今在我们的谈话中渗进了某些愚蠢的广告宣传的成分，非得谈一些世界大问题，又非得故弄玄虚地显示一番。试想帕沙这样一个思想精细、严于律己的人，一个能准确区分现象和本质的人，会察觉不到这种偷偷潜入的虚伪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一个左右他后来一生的致命错误。时代的风气，社会的弊端，他当成了家庭的事。他把我们议论时出现的不很自然的语气，生硬的官腔，都归罪于自身，认为自己枯燥乏味，平庸，是套中人。你一定觉得不可理解，这类鸡毛蒜皮的事，对夫妻共同生活竟会起什么作用。你想象不出，这是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孩子气讲了多少蠢话。
“他上了战场，谁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这是为了让我们摆脱开他，摆脱开他给我们造成的负担，其实这负担是他想象出来的。从此他就像发了疯。他怀着某种孩子气的用之不当的自尊心，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赌了气，而人们一般对这类事是不在意的。他开始对时局的发展不满，对历史不满。于是他同历史发生了争吵。直到今天他还要同历史算账呢。由此也才出现他那些挑战式的乖戾行为。
“就是因为不值当地意气用事，他必定招致毁灭。啊，我要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是那么纯真，那么强烈！爱他吧，爱他吧！我不妒忌他，我不妨碍你。”
<h2>十五</h2>
不知不觉间，夏天来了又走了。日瓦戈医生已经痊愈。为了准备去莫斯科，他在三个地方担任临时工作。货币迅速贬值，逼得他尽量多兼职。
鸡叫时日瓦戈医生就起床，来到商人大街上，顺街向下走过巨人电影院，直奔乌拉尔哥萨克军的印刷所，现在改为“红色排字工厂”了。在城市街角的事务管理局门上，钉着“意见申诉处”的牌子。他由这儿斜穿广场走上小货栈街，路过斯坚戈普工厂，从医院后院来到军医院的门诊处。这是他主要的工作地点。
去医院的路大多有树荫遮蔽，大树在长街上空交错缠绕，两旁是形状奇特的房屋，大部分是木房，屋顶极陡，栅形的院墙，镂花的大门，护窗板上也刻了花纹。
门诊处的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祖传下来的果园里，有一幢不高却很别致、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房子。正面镶着上釉的瓷砖，砖面呈锥形。这很像莫斯科古代贵族的府邸。
日瓦戈每隔十天有三四次要从门诊处前往米阿斯街的利益基大楼，参加尤里亚京省卫生厅会议。
在另一个很远的区域里有一幢房子，是萨姆杰维亚托夫的父亲菲姆·萨姆杰维亚托夫捐赠给市里的，为了纪念生下儿子之后死于难产的亡妻。在这幢房子里，萨姆杰维亚托夫创建了一个妇产科研究所，现在这儿是速成外科训练班，以罗莎·卢森堡命名。日瓦戈在这里讲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之后，他入夜才回来，又累又饿。回来常赶上拉拉正忙活家务，不是在炉旁，就是在洗衣盆前。她一身普通的家常装束，头发蓬乱，挽着衣袖，掖起衣襟，另有一种威严动人的吸引力，几乎叫人吃惊；即使突然碰上她准备去舞会，穿上了高跟鞋显得身材更高挑，穿着大开领衬衫和宽大作响的裙子，那风采也不如此刻诱人。
她不是做饭就是洗衣，然后用剩下的肥皂水擦屋里的地板。要么就安宁沉静地坐着，缝补自己的、他的、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在做饭、洗衣、打扫之后，教卡坚卡识字。有时抱着一本手册，自己重新学习政治，准备重返改造过的新学校担任教师。
这个女人和女孩儿同他越亲近，他就越是不敢同他们像家人一样相待：对自己家人的责任感和背信弃义的痛苦，严格控制着他的思想。对于这种不越雷池的限制，拉拉和卡坚卡都不觉得难堪。相反，不像家人那样相处，形成了整个彬彬有礼的世界，避免了放任和狎昵。
这种双重态度，总在折磨着他，令他痛苦。日瓦戈对此虽已习惯，却像习惯自己身上一个不能愈合、不时要开裂的伤口一样。
<h2>十六</h2>
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十月间的一天，日瓦戈对拉拉说：
“你知道，我恐怕又得离职不干了。那老一套又不断地重复。开始时再好没有了，什么‘我们从来就欢迎认真的工作。对于思想，尤其是新思想我们更欢迎。怎么能不如此呢！欢迎您来，工作吧，斗争吧，探索吧！’”
“到实际中一看，你却发现，所谓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文章，是赞美革命和现政权的言辞上的陪衬。这些叫人疲倦，叫人讨厌。我不是干这个的材料。
“也许他们说得不错。我当然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不过我很难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他们是英雄，是光辉的人物，而我是卑微的小人，主张愚昧，主张奴役别人。你过去听到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的名字吗？”
“啊，当然。在认识你以前就听说过，后来你也常讲到他。谢拉菲玛·东采娃同样常常提起他来。她是那人的追随者。但很惭愧，他的书我没读过。完全讲哲学的书，我不喜欢。依我看，哲学应该是艺术和生活里少量的佐料。单讲哲学如同单吃生姜一样让人觉得奇怪。不过对不起，我尽瞎说一气打断了你。”
“不，恰好相反。我同意你说的。这和我的思路非常接近。好，再说我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吧。也许我真的受了他的坏影响了。可那是他们自己异口同声，说我是个天才的诊断医生。的确，我很少有诊断错误。可这恰是他们所痛恨的直觉——迅速把握全局获得完整的认识。照他们说，似乎我的过错就在于此。
“我对拟态问题，也就是机体外部适应周围颜色的问题，几乎着了迷。在适应色彩的过程中，掩盖着从内在转为外在的惊人现象。
“在讲课中我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结果就来了，说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我得离职。我自愿申请从省卫生局和研究所退职。在医院里我争取多呆些时候，到赶我走为止。我不愿意吓唬你，可我有种预感，好像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逮捕我。”
“上帝保佑，尤拉。幸亏到这个地步还早呢。不过你说得对，多加小心没有坏处。据我的观察，这样的新政权的建立，往往都得经过几个阶段。最初总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精神，同各种成见斗争。
“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进来’的黑暗势力，伪装同情的势力占了上风。于是怀疑、告密、阴谋、仇视等与日俱增。你说得对，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
“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这里的革命法庭新从霍达特镇调来两个老政治劳工，都是工人出身，一个叫季韦尔辛，另一个是安季波夫。
“两个人都非常了解我，一个就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可就是从他们不久前调来开始，我为自己和帕沙的生命担心起来。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安季波夫对我没有好感。他们干得出，为了最高的革命的公理，不知哪一天把我甚至帕沙消灭掉。”
过了没多久，重又谈起这个话题。这之前小货栈街四十八号，就是门诊处隔壁寡妇戈列格利亚多娃家里，夜间被搜查了，找到一个武器仓库，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抓了许多人，搜捕还在继续。人们就这件事悄悄议论，说一部分嫌疑分子往河对岸跑了。有人议论说：“这有啥用？河同河可不一样。有的河应当说管用，比方说海兰泡的黑龙江，一边是苏维埃政权，另一边是中国。跳进水里，游到对岸，就溜之大吉了。那才算得上是条河。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形势紧张了，”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已经过去。非逮捕咱们不可，你和我。那时卡坚卡怎么办呢？我是母亲，我必须防止这种不幸，得想想办法。我在这一点上必须下定决心。可一想这个就要发疯。”
“咱们一起来想想。用什么方法才能得救呢？我们有力量防止这个打击吗？要知道这看来是在劫难逃的。”
“不能逃跑，也没处逃跑。倒可以找个地方避起来，不再露面。比如到瓦雷基诺去。我常常想到瓦雷基诺那里的房子。那儿离这儿相当远，又很荒凉。到了那儿，我们可不像这里，总在人家的眼皮底下碍事。冬天快到了。我可以承担过冬的种种准备工作。等他们找上来，我们已经争取到一年的时间，这很上算。萨姆杰维亚托夫会帮我们同城里保持联系。他大概能同意把我们隐藏起来，是吗？你说呢？自然，如今那里没有人烟，空空荡荡，怪可怕的。至少三月份我去时是这样。还听说那里有狼，太吓人了。不过，现在的人，特别像安季波夫或季韦尔辛这样的人，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你不是总撵我回莫斯科吗？劝我别拖延不走。现在这事容易些了。我在火车站打听过。对倒卖粮食的，看来撒手不管了。不是所有偷搭火车的人全拉下车来。毙人毙累了，这会儿很少再枪决。
“让我不安的是，我给莫斯科寄去的信，全都没有回音。需要去莫斯科打听一下家里人的情况，你自己老是对我讲这个。那么怎么理解你要去瓦雷基诺的话呢？难道你不要我去，一个人去那个可怕的僻壤？”
“不，没你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可你又一直催我回莫斯科。”
“是呀，需要这样。”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个极妙的计划。咱们一起去莫斯科吧。你同卡坚卡一起跟我走。”
“去莫斯科？你别是发了疯？我干吗要去那儿？不，我得留下来。我得在附近随时做好准备。这里要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得等到有个结果，一旦需要我得帮得上。”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怎么办。”
“谢拉菲玛不时到我这儿走走，谢拉菲玛·东采娃。前两天咱俩还谈起过她。”
“当然。我常见她来你这儿。”
“你真叫我感到奇怪。男人们眼睛都长到哪里去了？我要是你，一定会爱上她的。多好的人啊。看那外表！身材，体形，脑子，学问，人性，思想多清楚。”
“我从营地回到这里那天，是她姐姐格拉菲娅裁缝给我刮的胡子。”
“我知道。姊妹们都跟大姐——图书管理员阿芙多季娅一起生活。是诚实干活的一家人。万一咱俩被带走，我打算求她们把卡坚卡领去照看。我还没下决心。”
“只能到实在无法的时候再走这一步。上帝保佑，离这样的不幸恐怕还有些日子。”
“据说谢拉菲玛有点那个，不对劲儿。真的，难说她是个十分正常的女人。但这正是因为她思想深刻、富于独创精神。但受的不是知识分子的教育，而是平民的教育。你和她的目光惊人地相似。我要是把卡坚卡交给她教育，那就放心了。”
<h2>十七</h2>
他去了趟车站，还是空手而归，一无所获。一切都悬而未决。他同拉拉都前途未卜。这天阴暗寒冷，像要下第一场雪。十字路口的上空比在长长的街道上要舒展些，显出了冬意。
日瓦戈回家，碰上谢拉菲玛来拉拉这儿做客。两人之间的谈话，倒像在上课，好像客人在给主人讲解。日瓦戈不想打扰她们。此外他也想独自一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屋里谈话，屋门虚掩着。门帘从门楣直垂到地上，隔着门帘她们的谈话字字都听得清。
“我要缝衣服，你别在意，谢拉菲玛。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呢。我在学校的时候，听过历史和哲学。你组织思想的方法我很习惯。再说听你讲讲我心头就轻松了。最近这些天，我们由于操心各种事夜里没睡好。我这做母亲的对卡坚卡有责任，万一我们发生不测要保证她的安全。需要清醒地为她做好准备。这种事情上我不太行。想到这个我就心里不好受，也因为过于疲倦，睡眠不足。你的话能使我平静下来。而且看来马上就要下起雪来；下雪天听听有意义的长篇谈话，是很好的享受。下雪的时候要望望窗外，真好像有人穿过院子走来，是吧？开始吧，谢拉菲玛。我听着。”
“上次咱们讲到哪儿啦？”
日瓦戈没听清拉拉怎么回答的。他开始注意地听谢拉菲玛讲：
“可以使用文化、时代这些词儿。可是人们对它们理解不同。由于它们的意思含混不清，我们就不用它们了，用另一些词儿来代替。
“依我说，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的发展，可以分解为延续时间极长的一项项工作，一代又一代连着做下来。埃及曾是这样一项工作，希腊也曾是这样一项工作。《圣经》中对上帝的了解，同样是这样一项工作。最近这样的工作，任何其他事都无法替代的工作，当代人用全部灵感完成的工作，就是基督教。
“为了让你非常鲜明地、出乎你意料地看清楚基督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不是像你了解的那样，不是你已经习惯的那样，而是更简明更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咱们一起来分析经文中几个段落，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删节了的。
“这里大部分是《旧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构成的结合体，把《新约》的情况，如圣母受孕、耶稣复活等，同《旧约》中的许多情形加以比较，像燃不尽的灌木丛、以色列的离开埃及、火炉中的少年、鲸腹中的约拿，等等。
“由于多次甚至总是交互相映，《旧约》与《新约》的新旧差别，就表现得特别鲜明。
“许多诗行总括起来看，是把马利亚的纯洁的母性，同犹太教人横渡红海进行比较。例如一行诗中说：海在以色列渡过后又变得不能通航，而童贞女在诞生了耶稣之后仍然是处子。这是把什么性质的事情放到一起对比呢？两件事都是违背自然的，两件事都同样被认为是奇迹。远古原始的时代和罗马帝国后远远向前推进了的新时代，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共同认为奇迹表现在哪里呢？
“前一件事，民众领袖摩西族长下了命令，他一挥魔杖，大海分出条路，使整个部族几十万人众全部通过海洋。最后一个人渡海之后，海水合拢，淹没了后面追赶的埃及人。这是充满古代气氛的惊人场面，有遵从魔法师指挥的自然力，有难以数计的人群如远征的罗马军队，有民众和领袖，有可见的东西和可闻的巨响。
“后一件事上，一位姑娘（这本是古代世界不会注意的极普通的事）秘密地悄悄地赐给一个婴儿生命，给世界产生一个生命，产生一个生命的奇迹，产生所有人的生命。她的分娩不仅从书本的观点看是婚外不合法的，而且也违反自然界的规律。姑娘生产，不是出于必然，却是出于奇迹，出于灵感。《福音书》正是想在这种灵感的基础上，把一般同特殊、把平时和节日对立起来，从而建立一种生活，完全不受任何约束。
“这个变化，意义是何等重大啊！用古代观点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个人生活事件，在上天的眼里（因为上天的慧眼评判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全都发生在上天眼前，在唯一的神圣的苍穹之下）怎样同整个部族的迁徙具有了同等的价值？
“世界上发生了某种变迁。罗马结束了自己的存在，数量不再起统治的作用，不再以武力强制共同生活，强制整个部族群居。领袖和民众已成为过去。
“代之而起的是个性，是自由的鼓吹。单个人的生活，成为神圣的故事，充溢于宇宙空间。正像报喜节唱的一首歌所讲的那样，亚当想成上帝却犯了过错，没有成上帝，如今上帝在变为人，目的是让亚当成为上帝。”
谢拉菲玛继续说：
“下面就着这个题目我再说一点。先说几句题外话。在关怀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同搜刮财富的政权斗争这些方面，革命的时代确实是前所未见、难以忘怀的，它的成果要保留很久以至永远。至于说对生活的理解，至于说如今宣传的幸福观，简直难以相信是认真说的，这是可笑已极的旧时残余。关于领袖和人民之类的宣传，如果有力量把生活倒转，把历史拉回几千年，那就会使我们倒退到游牧民族和族长的旧约时代。幸亏这是办不到的。
“再讲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福音书》里讲她的故事，是从复活节前一周，好像是星期二或星期三祷告词里抽出来的。不过这些不用我说你也很熟悉了，拉拉，我只想给你提一下，绝没有教训你的意思。
“欲念，照斯拉夫人的理解，你十分清楚，首先就意味着痛苦（上帝甘心去承受痛苦）。此外，它后来在俄语中意为罪孽和情欲。‘我的灵魂做了情欲的奴隶’，‘我已变成山林野兽’，‘我们已被逐出天堂，待我们来克制情欲以求重进天国’，如此等等。我这人一定是不堪救药了，我不喜欢复活节前念这类遏制情火、扼杀欲念的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鲁平庸的祷词，缺乏其他经文特有的诗意，定是那些大腹便便、满脸流油的修道士们编出来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就不守教规，欺骗别人。即使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也不说明什么。问题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这些祷文的内容。这里的种种担心说明，未免过分看重了身体的虚弱，过分看重身体的健壮或羸弱。这叫人讨厌。这是把某种无关紧要的不洁之物，抬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现在我来补过。
“我向来对一点很感兴趣，为什么一直等到复活节前夕，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祷告里才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这原因何在，但在与生命告别和生命即将返回之际提到生命是什么，却是很及时的。现在你来听一听，当讲到这一点时，是充满了多么强烈的真诚的情火，是多么毫无顾忌地直言不讳。
“至今存在争论：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还是黑暗的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别的某个马利亚？不管怎样，她向上帝请求说：‘放过我的过错吧，就像我散开自己的头发一样。’渴求宽恕和忏悔，在这里表现得多么具体实在！简直伸手可以摸到。
“在同一天唱的另一首祭祷歌中，讲得更详细了，也更加明显地是指抹大拉的马利亚；这里发出了与上面相似的感慨。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这儿以惊人的具体和坦率悔恨过去，悔恨每天夜里她都燃起的根深蒂固的情欲。‘仿佛黑夜便是不可遏制的欲火的燃烧，在没有月光的阴暗中重复着过错。’她请求耶稣接受她的忏悔之泪，俯下身来听她真诚的叹息，以便能用头发擦他那纯洁无比的双脚。就在这一阵簌簌声里，震惊羞愧的夏娃在天堂里躲了起来。突然间，透过头发传出一声喟然长叹：‘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途多舛，谁来过问呢？’你看上帝和生活、上帝和个性、上帝和女人，是多么亲切，又是多么平等！”
<h2>十八</h2>
日瓦戈从火车站回来已经很累了。这是他每旬一次的休息日。平时这一天，他总是补一周缺的觉。他仰首靠在沙发上，有时取半躺的姿势，有时完全伸直身子。尽管他是透过不断袭来的瞌睡在听谢拉菲玛说话，她的这番议论还是给了他一种享受。“自然，这全是从尼古拉舅舅那儿学来的，”他心想。“不过，这是个多有天赋和聪明的女人啊！”
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这间屋同隔壁拉拉和谢拉菲玛低语的房间一样，窗户朝着后院。
天气变坏。院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来，盘旋着寻找落脚的地方。风轻轻掀起它们的羽毛。喜鹊落在垃圾箱的盖子上，又飞到栅栏上，然后降下来在院里地上走动。
“喜鹊报雪。”日瓦戈心里想。就在这会儿工夫，他听到门帘里面传过声音来：
“喜鹊报信。”谢拉菲玛对拉拉说。“有人要来你们家做客。要么是有信来。”
过不一会儿，有人拉响了用电线系着的小门铃，这是日瓦戈不久前刚修好的。门帘一掀，拉拉快步出来，到走廊去开大门。从她在门旁的谈话，日瓦戈得知是谢拉菲玛的姐姐格拉菲娅来了。
“您是来找妹妹的吧？”拉拉问道，“谢拉菲玛在我们这儿。”
“不，不是找她。不过，她要想回家，我们可以一起走。我倒不是为这个来的。您的朋友有封信。幸亏我在邮局工作过，有熟人。信经了许多人的手才给了我。他还得谢谢我。信是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怎么也找不到收信人。我可知道他是谁。有一回在我那儿刮过脸。”
信很长，写了好几页，已经揉皱弄脏。信封也打开了，几乎磨烂。信是冬尼娅写来的。日瓦戈不记得，这信怎么到了他手里，拉拉是怎么递给他的。开始读信时，日瓦戈还记得现在他在哪个城市，在谁家里；可读下去后他就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谢拉菲玛走出来，向他问了声好，就告辞要走。他机械地照规矩答了句什么，根本没理睬她。她怎么走的，他全不知道。他越来越紧张，完全忘记自己在哪儿，周围又如何。
“尤拉！”她写道：
<blockquote>
你知道吗？我们有了个女儿，起名叫玛莎，为了纪念你故去的母亲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
现在要讲的完全是另一件事。属于立宪党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几个著名活动家、教授，梅尔古诺夫、基泽韦捷尔、库斯科娃，还有其他一些人，连叔叔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以及爸爸和作为他的家属的我们几人，都将被逐出俄国。
这是大不幸，特别是你又不在。但只好服从，而且感谢上帝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对我们采取了缓和的驱逐形式，要知道本来可能更糟呀。如果找到了你，你也在这儿，你会和我们一同走的。可你现在在哪里呢？这封信我按拉拉·安季波娃的地址寄出，她如果能找到你，会转给你的。我苦恼的是不知道，如果上帝保佑有朝一日能找到你，那么我们一家都已得到的出国许可，以后是否也适用于你这个家庭成员？我相信你还活着，能够找到你。这是爱你之心告诉我的，我相信我的心。也许等找到你的时候，俄国的生活条件已经缓和下来，那你自己可以设法取得单独的出国许可，我们又可齐聚一处了。可是我写着这些，连自己也不信这样的幸福能够实现。
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爱你可你不爱我。我极力想找出这种责难的含意，想解释它，证实它，于是到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回顾我们整个的生活和我对你所了解的一切。可是我找不到缘由，回忆不起做了什么错事招致这样的不幸。你是误解了我，不是善意地看我，你看到的我是歪曲了的，就像照哈哈镜里的面影一样。
可我是爱你的。啊，我多么爱你，你是难以想象的！我爱你身上一切独特的禀性，不论它们是好是坏，爱你身上一切普普通通的特点；它们结合起来便不同寻常，这才是我所珍惜的。我爱你那因为这些内在精神而变得高尚的脸庞，没有这一切也许你并不漂亮。我爱你的天赋和聪慧，它们仿佛完全弥补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这一切，对我都弥足珍贵，我不知有比你还好的人。
但你听我说。即或我觉得你不值得如此珍重，即或我不那么深深爱着你，那我内心冷漠的这一可悲事实，也不会为我察觉，我仍然会觉得爱着你。不爱一个人，对他是多大的屈辱，多沉重的打击啊！仅仅因为害怕这一点，我也会下意识地排除不爱你的念头。无论是我还是你，都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事实。我自己的心，就要对我隐瞒这一点，因为不爱一个人几乎就等于杀害他，我没有勇气给任何人这样的打击。
虽然什么都没最终决定下来，我们多半是要去巴黎。我将到遥远的地方，那是你小时去过的地方，也是爸爸和叔叔受教育的地方。爸爸向你问好。萨沙长大了，虽不算漂亮，却是个壮实的高高的小伙子；一提到你，他就总是无望地痛哭。我写不下去了。泪如泉涌，心都要碎了。好吧，再见了。我祝福你，愿你经得起长久的离别、种种考验、吉凶未卜的折磨、漫长的昏暗的路程。我一点不怪你，一点不责备你，依照你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觉得好就行。
在离开乌拉尔这个可怕的、对我们来说是凶险的地方之前，我对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谢谢她，我困难的时候她寸步不离，分娩时也多亏她帮助。我得说句真心话，她是个好人。但我也不想昧良心说话，她同我完全相反。我来到世上，是要使生活变得单纯，寻找正确的出路；可她是要使生活变得复杂，使人迷途。
再见吧，该收笔了。有人来取信，应该收拾行装了。啊，尤拉！尤拉！我亲爱的人，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呀？要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再也见不到了啊！我写了这些话，你可明白这话的意思吗？你理解吗？又在催促了，这像在暗示，已经来人带我们去上绞架。尤拉啊！尤拉啊！
</blockquote>
日瓦戈抬起眼睛。茫然无神的眼睛痛苦地呆呆望着，不幸和悲伤使他感到空虚，双眼干涩无泪，周围的一切，他都看不见，也意识不到了。
窗外落起雪来。风卷着雪花刮向一边，越来越快，越来越密，好像不断地在卷起什么东西。日瓦戈呆呆望着窗外，仿佛窗外不是飘雪，是他继续读着的冬尼娅的来信，不是飞过片片干爽的雪花，而是闪过白纸上黑字间的空白，空隙是那么洁白，那么多，没有终结。
日瓦戈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伸手抓住了胸口。他感到快支撑不住了，步履艰难地朝沙发蹭了几步，倒到上面便不省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