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觉察拉拉怎么下床来到了写字台旁。她穿着拖到脚跟的睡衫，显得纤瘦，比实际更高了。当她站到身边时，日瓦戈由于突如其来，不禁打了个寒战。她脸色苍白，流露出惊惧，一只手向前伸着悄声问道：
“听见了吧？狗在叫。还是两只呢。这多么可怕呀，真是不祥之兆！快挨到天亮，咱们马上走，马上走，多一分钟我也不愿呆在这儿了。”
过一小时，在劝说许久之后，拉拉才安下心来又睡着了。日瓦戈出屋到门廊上。野狼比前夜离得更近了，躲得也更快。日瓦戈又没能看到它们逃跑的方向。它们有一群，他来不及数清数目。他的印象是比上次更多了。
<h2>十</h2>
他们栖居瓦雷基诺已经是第十三天了，情况同开初没什么两样。昨夜，这一周中间消失了几天的野狼又来哀嗥。拉拉又当成是狗吠，给这种不祥之兆吓得失魂落魄，再次决心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她又同以前一样，一会儿心情平静，一会儿忧虑不安；这很自然，她是个喜爱劳动的人，不习惯从早到晚地剖白心迹，毫无节制地滥用柔情。
但一切仍照样重现，丝毫不差。所以，当第二周一天的早晨拉拉像此前多次那样准备收拾上路时，似乎根本不曾在这儿度过一周半的时光。
房子里又十分潮湿，由于天气阴沉灰暗，屋里很黑。寒意稍减，天上低沉的乌云马上就会抛下雪花来。长期缺觉弄得日瓦戈心力交瘁。他思绪紊乱，体力不支，由于软弱感到发冷，冷得缩肩搓手，在没生火的屋子里踱步，不知拉拉决定怎么办，也不知自己根据她的决定应该怎么办。
她的意图并不明确。如今她宁愿少活半辈子，也不愿再浑浑噩噩地闲呆着，生活应该有某种严格的经常的秩序；但愿他俩都能去上班，担任某种工作，能够理智地诚实地过活。
她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收拾了床铺，打扫房间，给日瓦戈和卡坚卡端上早饭。然后她说收拾行装，求日瓦戈套上马。她要离开的决定，是坚决而不可改变的。
日瓦戈不想劝阻她。城里正处于捕人高峰，他们刚躲起来再返回去，简直是发疯。可是，在这可怕的严冬荒漠中，又充满了另一种威胁，他们孤零零地独处而没有武器，恐怕也真不够理智。
此外，日瓦戈从邻居柴棚里收集来的最后一捆劈柴，已快烧完，新的又无处去找。当然，如果确有可能在这儿长住，日瓦戈医生会到周围走走，设法补充些饲料和粮食。但因是暂住，前途未卜，不值得到处搜索。于是日瓦戈医生决心听之任之，走出去套马。
他套马本领不高。萨姆杰维亚托夫曾经教过他，可他忘了。虽说手不熟练，最终还是把马套上了。他用皮带包了铁皮缀着铜铃的一端，把轭固定在车辕上，再把带子在一根辕木上缠了几圈，打了个结。然后，他一脚蹬着马的腰部，将马轭的两端系紧，做完余下的事，便牵马来到门廊前，把马系在廊柱上，进屋告诉拉拉，可以上车走了。
他进来见她正处于极度慌乱失措之中。她和卡坚卡穿好了出门上路的衣服，东西也都收拾好了，可拉拉不停地掰着自己的手，忍着泪水求日瓦戈坐一会儿，自己却不停地坐进椅中马上又站起来，一边急促地说，快得前言不搭后语，而且时常用咏唱和哀诉的语调，高声插进一句：“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不能怪我。我自己也不知道结果会这样。现在这个时候难道能走吗？很快天就黑了，那时我们还在半路上呢。恰好又是在你出事的那个林子里。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听你的命令啦，自己下不了决心。有个什么东西在阻止我。我没了主心骨。你看着办吧。难道不是这样吗？你怎么闭着嘴不说话呀？咱们瞎忙了一个早上，不知为啥耽误了半天的时间。明天不能再这样了，咱们得慎重些。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再住一夜？明天早点起来，七点或是六点，天一亮就动身。你说怎么样？你把炉子生着，在这儿再写一个晚上，在这儿再过上一夜。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像个奇迹一样。你怎么什么也不回答？又是我这个不幸的女人做错了事吧？”
“你太夸张了。到天黑还早呢。时间根本不算晚。不过就照你说的办吧。好，咱们留下。只是你安静点。你看你多紧张。真的，咱们把东西放好，脱了大衣吧。卡坚卡不是说饿了吗？咱们吃点东西。你说得对，今天走没准备，太仓促。只是你别激动，别哭，看在上帝分上。我马上生火。不过既然马已套好，雪橇也在门口，我到日瓦戈家老房子的柴棚去一趟，把剩的一点劈柴拉回来，要不我这儿连一根木棍也没有了。你不要哭，我马上回来。”
<h2>十一</h2>
柴棚前面的雪地上，有几圈雪橇走过的印迹，是日瓦戈前几回拉着马走进来和拐弯时留下的。棚子门边的雪地，在前天运柴时已经踩脏了。
清晨满天是云，这时云都散了，天空明净如洗，空气微寒。本来离这儿较远的瓦雷基诺公园，如今似乎逼近了柴棚，好像要望一望日瓦戈医生的面孔，给他提醒点什么。今年雪厚，没过了柴棚的门坎。门楣也仿佛下沉，棚子像弓起了腰。棚顶积起一个大雪堆，像个巨大的帽子，悬在日瓦戈医生头上，就在棚门的上方，挂了刚刚出现的镰刀般的新月，月牙仿佛扎在雪堆里，闪着灰色的光。
虽然是白日，天光很亮，日瓦戈医生却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处于傍晚黑暗的密林中。他心中是那样阴郁，那样忧伤。新月就如同离别的先兆，孤独的象征，悬在他面前，同他的头几乎一样高低。
日瓦戈感到十分疲惫，几乎要站不住了。他把劈柴从棚子里抛出，越过门坎扔到雪橇上。今天，每次劈柴抱得都比平时少。在寒天里抓取冰冻粘雪的圆木，虽说戴着棉手套，也疼痛难挨。他加快动作，身子还是暖不过来。他觉得内心有什么东西停止了，崩断了。他极力诅咒自己可悲的命运，乞求上帝保护这个俏丽忧愁、温顺忠厚的美人。月牙依旧挂在棚子上面，有光无热，泛着青色却不能照明。
突然，马儿朝着来的方向，抬起头开始喷鼻，先是低声胆怯的，而后变得大声而胆壮了。
“它是怎么啦？”日瓦戈医生心想。“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但不可能是由于恐惧。马儿害怕时是不喷鼻的呀，尽是胡想。要是它发觉狼来了，那它又不傻，怎么会嘶叫着让狼群发现自己呢。看它多高兴呀。大半是想家了，想回去了。等等，咱们马上就走。”
除去码起的劈柴，日瓦戈医生还在棚子里搜集到不少碎木，以及从劈柴上整个掉下来的皮靴筒般的大块生火用的桦树皮，用绳子把盖了层椴树皮的木柴横着捆好，跟在雪橇旁边步行，把劈柴送回米库利齐恩家的柴棚。
马儿又喷起鼻来，是响应远处清晰可辨的马嘶声。“谁的马呢？”日瓦戈医生吃了一惊。“我们以为瓦雷基诺是空无人烟的。这么说，我们想错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是他家来了客人，马嘶正是从米库利齐恩家门廊前，从果园里传过来的。他牵着黑鬃黄马，绕道从背后走近工厂菜园的杂用小房，隔着小丘，看不见住房的正门。
他不慌不忙（他又何必着急呢？）把劈柴抛进柴棚。他把雪橇留在棚子里，给马卸了套，牵到隔壁空荡荡阴冷的厩房去。他把马带到角落里第一个单厩中，这里风小些；从柴棚抱来几把剩余的饲草，堆到倾斜的饲料架上。
他怀着不安的心情朝房子走去。台阶旁站着一匹肥壮的乌黑色牡马，套着农村那种宽大的雪橇，上面有舒适的车身。马儿旁边有一个相识的小伙子，穿件很好的紧腰长外衣，也同马一样光滑肥壮。他绕着马儿转，拍拍马的身子，察看马蹄上的簇毛。
屋里有人大声说话。他不屑偷听，也听不清什么，不由得放慢脚步，最后停下来愣住了。他听出了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虽然不辨说了什么。多半他们是站在头一间屋子靠门的地方。科马罗夫斯基和拉拉在争论什么。听她回答的话音，她很激动，在哭泣，一会儿斩钉截铁地反驳，一会儿又表示同意。日瓦戈根据某种难以言传的迹象，想到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正好谈起他来，估计是说他这人靠不住（“一仆二主”——日瓦戈感觉他是用了这个词儿）；还难说谁对他最亲，是家庭还是拉拉；拉拉不能“脚踩两只船”，结果落个一场空。日瓦戈进了屋。
在头间屋子里，科马罗夫斯基站在那里，确实没脱衣服，皮大衣一直拖到地板上。拉拉扯着卡坚卡身上皮大衣的领口，想系上领子却扣不上领钩。她生了女儿的气，喊叫着不让女儿转动挣脱，可卡坚卡抱怨说：“妈妈，小点劲儿，你要把我给憋死啦。”三人都是出门上路的穿戴。等日瓦戈一进来，拉拉和科马罗夫斯基都赶紧朝他迎上来。
“你到哪去啦？我们正找你呢！”
“您好，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别看最后一次咱们互相伤了情面，您看我又不请自到。”
“您好。”
“你到哪儿去了这么久？你听他讲讲，快些替自己也替我决定吧。没有时间了。得赶快。”
“咱们干吗站着？坐吧，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拉拉，什么我到哪儿去了？你不是知道我去拉劈柴了吗，后来又喂马。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您请坐。”
“你不奇怪？你为什么这么平静？咱们不是曾经很遗憾，当时没有及时听从他的建议；现在他出现在你面前，你却那么平静。更惊人的是他带来的新闻。您给他讲讲，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
“我不知道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指的什么。我本人想说明这样一点。我故意在外面散布消息说我已经离开这里，实际上我却还要呆几天，给您和拉拉一些时间重新考虑咱们提到的问题，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会做出不那么轻率的决定。”
“不能再耽搁了。现在走是最合适的时候。明天早晨……最好还是让他来对你说吧。”
“拉拉，你等一下。对不起，科马罗夫斯基。干吗咱们都穿着大衣站着？脱掉大衣坐下来嘛。事关重大，不能这么匆匆忙忙。请原谅，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咱们的争吵，涉及某些微妙的感情。要分析这些感情，简直可笑，也不方便。我从来没考虑过要跟您走。拉拉是另一回事。只在极少有的情况下，当我们两人出现各自不同的忧虑，当我们记起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各有自己命运的人，只在这时我感觉拉拉，特别为了卡坚卡，应该认真考虑您的计划。其实她一直是这么做的，一次又一次想到这个办法。”
“但非得有个条件，就是你也去。”
“我和你一样难以想象我们分手。但也许需要克制自己，承担这个牺牲。因为要我走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他讲完。明天早晨……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
“看来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是指我带来的那消息，我已经对她说了。尤里亚京的铁路线上，有一列远东政府的公务车已生火待发。它昨天从莫斯科开来，明天继续向前开。这列车是我们交通部的，一半是国际卧铺车厢。
“我必须乘这趟车走。还给我所邀请的同事们留下了座位。咱们一路上可以坐得很舒适。这种机会再不会有了。我知道您说话是算数的，不会改变拒绝和我们一起走的决定。您是个刚强的人，我知道。即使这样，请您为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委屈一下自己吧。您已经听见了，您不去她不肯走。跟我们一起去吧，如果不去海参崴，至少要去尤里亚京。那时看情形再说。如果这样就得赶紧了。一分钟也耽误不得。我带来个人，自己赶不好马。加上他咱们是五个，我的雪橇装不下。如果我没猜错，萨姆杰维亚托夫的马在你们这儿。您说是赶着它拉柴禾去了。马还没卸套吧？”
“不，我给卸了。”
“那请您快些再套好。我的车夫会帮您。其实您自己也会。要么算了吧，不用再拉一个雪橇了。将就着坐我那辆也可以回去。只是看在上帝分上快一些。上路只带手边最需要的东西就成了。房子就让它这样开着好了。要救孩子的性命，不是去找什么锁。”
“我不能理解，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照您的说法，好像我同意走啦。如果拉拉愿意，你们自己走好啦。房子用不着您操心。我留下，你们走后我打扫好锁上门。”
“你在说什么呀，尤拉？干吗说这些，明摆着是瞎说嘛，你自己都不会相信的。说什么‘要是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决定了’。你自己明明知道，没有你参与，我也没有任何决定。既然如此，还说什么‘房子我来打扫，一切我来操心’呢？”
“这么说，您是心如铁石了。那我另有一个请求。如果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同意，我有两句话说，假如可能，想和您单独讲讲。”
“好吧。如果需要这样，咱们到厨房去。你不反对吧，拉拉？”
<h2>十二</h2>
“斯特列尔尼科夫被捕，判了极刑，已经执行了。”
“太可怕了。这可是真的吗？”
“我听说是这样。我相信是真的。”
“不要对拉拉说。她会发疯的。”
“那还用说。为了这个我才把您叫到另一间屋子里来。枪毙之后，她和女儿已经直接面临危险。求您帮我救救她们。您是绝对不愿跟我们走？”
“我对您说过了。当然如此。”
“可是您不去，她也不会走。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那么请帮另外一个忙吧。您在口头假装愿意让步，做出好像能被说服同意的样子。我不敢想象你们俩离别的情景——不论在这儿，或者在尤里亚京车站，如果您送我们去的话。应该想方设法让她相信，您也要走的。如果不是马上同我们一起走，就是过一段时间，等以后的机会，我会向您提供。您要保证一有机会就走。这就要您能假装对她发个誓。不过从我这方面说，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我以名誉担保，只要您愿意，我负责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您接到我那去，然后不管您想到哪去，也可渡海出去。要让拉拉·费奥多罗夫娜相信，您要送我们走。求您使她对这一点坚信不疑。比如说，您可装着要去套马，劝我们立刻启程不要等您，您套好马随后来，在途中可以赶上我们。”
“斯特列尔尼科夫被枪毙的消息，使我感到震惊，我已不能自持。刚才我强打精神听了您的一番话。但我同意您的想法。斯特列尔尼科夫被镇压以后，按照我们如今的逻辑，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和卡坚卡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两人之中，总有一个人要失去自由，这样一来不管怎么说总得分开。既然如此，还是您把我们分开好，带她们远走高飞。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反正事情也得按您说的办了。很可能我会承受不住，要不顾骄傲和自尊跪倒在您面前，乞求从您的手里得到拉拉，得到生命，得到去会家人的海路，也得到自己的生路。但得给我时间考虑这一切。我被痛苦压倒了，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我这样屈从于您，我可能会犯一个致命的不可挽回的错误，一生都要感到心惊胆战。但痛苦使我无能为力，在晕眩中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也只是对您机械地点头称是，软弱盲从地听命于您。既然如此，为了她我去骗她说，我立刻就去套马，随后去追你们。然后我一个人留下。只是还有一个具体问题。眼看到夜里了，你们现在怎么走法？要穿过林子，周围尽是野狼，你们可要小心。”
“我知道。我随身有步枪和手枪。您可以放心。顺便我还带了酒精，怕路上冷。有不少呢，可以给您点，想要吗？”
<h2>十三</h2>
“我干了什么事呀？我干了什么事呀？我放走了她，我抛弃了她，拱手让给了别人。我应该追上去，赶上去追回来！拉拉！拉拉！
“他们听不见了。风是朝这边吹的。而且他们一定在高声讲话。她有一切理由高兴放心。她受了骗，却还不觉得自己上当。
“她现在大概是这样想的。她想，一切都再好不过了，如愿以偿。她的尤拉，这个固执的空想家，终于软化了，感谢造物主！他同她一道去一个可靠的地方，到比他俩更聪明的人们那里去，能得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即使他要坚持到底，固持己见，可能拗着劲儿，明天不搭她们这趟车，那科马罗夫斯基会派另一趟车接他，不要多久他还是会到她们那里。
“这会儿，自然他已经到了厩房，给黑鬃黄马上套；他的双手由于紧张和匆忙，一定在颤抖，手忙脚乱。然后他会拼命抽马追来，所以用不了进林子，在田地里就能赶上。
“这大概就是她的想法。所以他俩甚至都没好好地告别，日瓦戈只是摆摆手便转过身去，极力咽下仿佛冲到喉咙的一股泪水，好像一块苹果噎在了喉头。”
日瓦戈医生站在门廊上，一个肩头搭着皮大衣。没被大衣盖住的另一只手，狠命地攥住廊柱削细的柱尖，仿佛想把它掐死。他的全部意识都投向了远方空间的某一点上，那里在几棵孤零零的白桦树中间，显露出一小段上山的大路。此刻低沉的夕阳，恰好照在这块开阔地上。雪橇钻进了一条不深的沟谷，很快就会爬出来，进入这段夕照的大路。
“别了！别了！”日瓦戈医生没等雪橇露面，先就痴痴无声地从胸腔里挤出这几个音，吐到严寒的晚空中。“永别了，我唯一爱着的人，我永远失去的人！”
“上坡！上坡了！”他那变白的嘴唇，急促却干巴巴地低声唤着。这时雪橇箭一般从下面飞出来，越过一棵又一棵白桦，然后放慢了速度。噢，太好了，他们在最后一棵树旁停了下来。
他的心险些跳出来，两腿发颤，由于紧张整个身子瘫软无力，像从肩上滑掉的皮袄。“上帝啊，也许是你吩咐把她还给我？那儿出了什么事？在远处夕照的地方出了什么意外？这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停下？不，全完了，又跑起来。这一定是她要求停一会儿，最后再看一眼房子。也许是她想证实一下日瓦戈是否已经上路，是否在后面追赶。走啦！走啦！
“如果他们走得快，如果夕阳不先沉没，他们还会再闪现一次。要是天黑下来，他可就辨不出来了。最后这一次应是出现在谷沟对面的林间空地上；前天夜里野狼就守在那里。”
终于，连这一刹那也倏忽而过。血红的太阳还留在雪堆蓝色的镶边上面，积雪贪婪地吸着夕照带来的菠萝的甜味。忽然他们出现了一下便飞驶而去。“永别了，拉拉！到另一个世界相会吧！再见，我心爱的人儿，我永远永远的欢乐！”他们又消失不见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永远，永远，不能再看见你了。”
天色渐暗，雪地上夕阳洒下的一处处红铜斑点，迅速褪色熄灭了。淡灰的柔软的空际，很快弥漫在雪青的黄昏中，又渐渐转成淡紫。同这灰蒙蒙烟雾融成一体的，是以粉白色低空为背影的大路上那几棵白桦，树枝像纤细的笔画织成了花纹。
精神上的痛苦，使日瓦戈变得容易动感情了。对周围的一切，他感受要比从前强烈十倍。四周景物全像是独一无二的罕见的东西，就连空气也如此。冬日的傍晚，仿佛是个充满同情的见证人，透着前所未见的怜悯的情调。似乎迄今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傍晚，今天是第一次降临，为的是来慰藉孑然一身的孤独客子。似乎丘陵上背靠地平线的半圆形森林，不单是此处的地貌，而是出于表现同情的需要，刚从地下走出来分布到各个丘陵上。
面对此刻伸手可探的美景，他像对待一大群令人厌烦的同情者一样，差不多要挥手让它离去；对照到他身上的落日余晖，他几乎轻声喊出：“谢谢，我不需要。”
他转身背对世界，脸朝关着的房门，在台阶上伫立良久。“我的明亮的太阳沉落了。”他内心有个声音这么重复着。喉咙在颤抖，在抽搐，使他无法连贯地说出这几个字。
他进了屋。这时内心展开了双重的两种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是干巴巴的故作镇静的独白，对拉拉是一泻无际的独白。他的念头是：“现在该去莫斯科了。头一件事，得活下来。不能再失眠。不是要躺下睡觉。夜里得工作，直到累得倒头就睡着。还有，马上得把卧室的炉子生着，免得夜里徒然受冻。”
同时他又这样自言自语：“我无法忘怀的好人呀！只要我的双臂还没有忘记你，只要你还在我的拥抱和亲吻中，我就继续同你依偎相处。我要把相思的热泪，留在配得上你的传世之作里。我要把对你的思念，融在柔肠寸断的描绘之中。我要留在这儿，直到把这件事做完。以后我自己也离开这里。我要这样描绘你。我把你的姿容印到纸上，就像可怖的暴风雨把海底掀起之后，力量最大溅得最远的浪头，在沙滩上留下的遗迹。大海把浮石、栓木、贝壳、水藻，以及它能从水底搅起的最轻的东西，全抛到岸上，连成一条断断续续的曲线。这便是最高的潮汐横扫海岸达到的绵绵无尽的边际。你就是这样被生活的暴风雨冲到我的身旁，我的值得骄傲的人儿啊！我就这样描绘你。”
他进了屋，锁好门，脱去大衣。他到了拉拉清早仔细打扫干净的房间，但一切又已在匆匆离去前翻腾得乱七八糟。他看到床褥不整，东西凌乱，扔得地板上椅子上到处都是，便像小孩子似的跪到床前，胸倚着床边，脸埋到羽毛褥垂下的一角里，呜呜哭了起来，哭得那么自然，那么悲苦。过了一会儿，日瓦戈站起身迅速擦去眼泪，疲惫无神、心不在焉地打量一下四周，拿起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精瓶子，拔去塞斟了半杯，加上水又掺了把雪，慢慢地贪婪地喝起来。他感到一种快意，然而这种快意几乎同刚才洒下的并不给他任何慰藉的泪水一样。
<h2>十四</h2>
日瓦戈身上，出现了和他极不相称的变化。他渐渐失去了常态。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他把房子扔下不整理，对自己也不照料，把黑夜当成了白天，拉拉走后忘了记日子。
他只是喝酒，写纪念她的东西。然而，他诗里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不断涂抹改写，离真正的原型，离卡坚卡活生生的妈妈，离那正与卡坚卡在旅途中的拉拉，竟越来越远了。
日瓦戈一再修改的目的，是要把拉拉描绘得更准确可信。这同样也符合他追求内在含蓄的要求，不愿过于直率地袒露个人的感受，披露个人的真实往事，免得伤害直接参与其事其情的当事人。这样一来，切肤之痛、仍然揪心的尚未平复的情感，便从诗中排挤了出去。诗中催人血泪、使人悲痛的内容被取代，出现了一种平和广阔的气度。于是个别事件被提升为人人熟悉的普遍性。日瓦戈医生并未刻意追求这广阔的气度，它自然而来，好似拉拉从途中亲自寄来的一种慰藉，好似她发自远方的问候，好似她出现在梦境中，或是她的手在他额头上抚摸。于是他很喜欢体现在诗作里的这一引人向上的特点。
在哭忆拉拉的东西写毕之后，他又把不同时期的草稿，包括各种杂咏，遍及大自然、日常生活等等，都续写完成了，和往常一样，与这一工作同时，有许多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见解，涌入他的脑海。
他再次想到，对历史、对所谓的历史进程，自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在他眼里，历史犹如植物世界的生活。冬天在雪的覆盖下，阔叶林的秃枝细瘦可怜，像老人赘疣上的毛发。到了春天，几日之内林木就改换了面貌，变得高耸入云，在树叶遮盖的林子深处可以藏身。这一变化是靠运动实现的，就其速度的疾迅来说不亚于动物的运动，因为动物成长不能像植物那样快，再说植物的运动又从来无法窥见。森林是不能移动的，我们看不到它改变位置。任何时候我们看它，它总是在原地不动。我们看永远在发展、永远在变化而演变又难以窥见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它们也同样是原地不动的。
托尔斯泰在否认拿破仑、统治者、统帅等的先锋作用时，没有把自己这一思想发挥到底。他所想的也正是这个，但没把它说透。谁也没能创作历史，历史是看不见的，正像看不见草怎样长大一样。战争、革命、沙皇、罗伯斯庇尔——这些是历史的自然刺激物，是它的酵母。进行革命的，都是善于行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自我克制的天才。他们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能够推翻一个旧秩序。变革延续几周，有许多情况是延续几年，而后人们却连续几十年、几个世纪崇拜这一导致变革的克制精神，把它奉为神圣之物。
接着对拉拉的哭忆，他也哀哭过梅柳泽耶夫镇那个遥远的夏季。那时，革命简直是从天国降临人世的上帝，是那个夏天的上帝；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愿发了疯，每个人的生活都各行其是，而不是为证实最高政策的正确性所安排的说明和图解。
在修改润色这些复杂的作品时，他又一次检查发现，艺术向来是服务于美的，而美是驾驭形式的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必需契机。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为了生存必须掌握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都是表现生存幸福的故事。上述这类思考和札记，同样也给他带来了幸福感，充满泪水的悲剧性的幸福感。正由于胸间充溢着这一幸福，他不胜疲倦，觉得头疼。
萨姆杰维亚托夫来看他，也带来了酒，并且讲了拉拉带着女儿随科马罗夫斯基离开的情况。萨姆杰维亚托夫是乘铁路上的检道车来的。他责备日瓦戈医生对黄马照料不周，就牵走了，尽管日瓦戈医生求他再等三四天。不过他答应过些时候亲自来接日瓦戈医生，带他离开瓦雷基诺。
有时他工作入了神，写着写着突然十分清晰地回忆起离他而去的女人，一片柔情无以排遣，越发感到失去拉拉之痛。小时候，在夏季美妙的大自然里，他有时在百鸟啼啭中幻想听到了故去母亲的声音。和那相仿，他的听觉习惯了拉拉的声音，同它融成了一体，所以现在也时而使他产生幻听。他的听觉，有时仿佛捕捉到隔壁屋中唤他的喊声：“尤拉！”
这一周里，他还出现过另一种性质的错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底下有个藏龙的深沟。做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怪梦之后，他睁开了眼睛。突然，谷底闪现一束火光，传来放枪的声响。奇怪的是，这一意外事件刚过一分钟，日瓦戈医生竟又沉沉入睡，翌日清早把这全当成了梦境。
<h2>十五</h2>
不久以后的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日瓦戈医生的理智终于苏醒了。他对自己说，如果决心要千方百计自戕，那么可以寻找更为有效而更少痛苦的方法。于是他暗自决定，只要萨姆杰维亚托夫一来，他马上离开这里。
黄昏之前，天色还亮，他听到有人吱嘎吱嘎踩雪的声音，响声很大。这人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直奔这幢房子而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萨姆杰维亚托夫来会骑马，过路的在瓦雷基诺一直没见过。“找我来的。”日瓦戈心想。“唤我回城，或是要求我回去。也许要逮捕我。可他们怎么把我带走呢？那也该有两个人呀。这是米库利齐恩。”他高兴地揣测着，似乎听出了来人的脚步声。暂时还费人寻思的来客，在门前没看到大锁头，发现门栓已被打掉，一时愣住了；然后他从容熟练地迈步进来，像主人似的打开一扇扇屋门，又细心地把门关好。
怪事发生时，日瓦戈医生正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房门。当他从椅上站起，转过脸来准备去迎接来客时，那人已站在门口，惊呆在那里。
“你找谁？”日瓦戈医生下意识地冲口而出，说不清是对谁说的，所以当那人没有回答时，他也并不觉得奇怪。
进来的是个魁梧壮实的人，面庞俊美，身穿短皮上衣、皮裤、暖和的羊皮靴，肩上挎了一支步枪。
只有陌生人出现时的这一瞬间，日瓦戈医生觉得意外，而他的到来，并非意外。屋里发现的什物和其他迹象，已使日瓦戈对此次邂逅有所准备。显然，来者便是房里储存的那些东西的主人。他的外貌，日瓦戈医生觉得见过、认识。看来客人也先有准备，知道房子有人住，表现得并不很惊讶。也许有人告诉了他，会在这儿看到什么人。也许他自己就认识日瓦戈医生。
“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日瓦戈医生绞尽脑汁在想。“上帝啊，我曾在哪儿见过他呀？这是真的吗？不记得是哪年，一个五月暖和的早上，在拉兹维利火车站上，那趟不吉利的政委的列车。那政委思想清晰，为人直爽，恪守原则，正直，正直，非常正直。是斯特列尔尼科夫！”
<h2>十六</h2>
他们已经谈了许久，足有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罗斯人，才会这么长谈，特别是那些担惊受怕和愁眉不展的人们，那些发狂和盛怒的人们。而在当时的俄国，所有人莫不如此。到了黄昏时分，外面天色变黑。
斯特列尔尼科夫和人谈话，和当时许多人一样总是兴奋地滔滔不绝。但这次他讲个不停，除那以外还有个人的原因。
他抓住日瓦戈医生，和他没完没了地谈着，害怕孤独的苦闷。他是怕良心的责备呢，还是怕萦回在脑海里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不满意自己而备受熬煎。这种不满使他厌恶自己，痛恨自己，恨不得羞愧而死。再不然，是他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改易的决定，他不愿总想着这个决定而孤身独处，于是借着同日瓦戈医生的长谈，尽可能推迟实现自己的决定。
不管什么原因，斯特列尔尼科夫隐瞒了令他不安的某种秘密，而在其余的一切方面，却不惜毫无节制地袒露心迹。
这是一种时代的病症，是一个时代的革命疯狂。所有的人，内心所想都不同于言辞和外在表现。谁也不是问心无愧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感觉自己一切全错了，是个隐蔽的罪犯，是个未被戳穿的骗子。只要一有机会，自我谴责就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人们搜索枯肠地诽谤自己，不仅出于恐惧，也由于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是出于自愿，像是生理上的沉迷状态，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狂热之中，一旦任这种狂热表现，便难以遏制。
想当初斯特列尔尼科夫作为高级将领，有时也是军事法官，读过许许多多这类死前的供状。如今他自己患上了类似的自我暴露的顽症，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清算一切，如同发烧胡说一样，把什么都歪曲得不像样子。
斯特列尔尼科夫讲得杂乱无章，从一件事突然跳到另一件事上。
“这是在赤塔城外。你看见我塞在这屋衣柜和抽屉里的稀罕东西了吧，感到奇怪吧？这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部队征用来的东西。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弄来的。我的命不错，总有一些可靠的人，忠诚的人。这些蜡烛、火柴、咖啡、茶叶、文具等等，一部分是捷克的军用品，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事情太离奇，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你大概发现了吧。我原来拿不准是不是马上对你说这些。现在我要讲给你听。我是来见她和女儿的。我得到她们在这儿的消息太晚了，所以来迟了一步。当我从谣传和情报中得知你同她接近时，当我第一次听到‘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几年间见过的上千人里，不可思议地竟回忆起来有次带来审问的医生，他就是这个姓。”
“您很后悔没枪毙他吧？”
斯特列尔尼科夫没理会这句话。也许他都没听清楚对方打断他插了句话。他沉思着漫不经心地继续说下去。
“当然，那时我很妒忌您，而且至今如此。不可能不是这样嘛！我只是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东边离这很远的地方，我另有几个藏身处，都被发现了，才到这儿来。我因遭人诽谤，要送军事法庭审判，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不知自己有什么过错。我曾经抱有希望，情况顺利的话能够证实无罪，保全日后的名声。我决定在被捕前先躲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居生活。说不定最后我本可以逃命的。是一个骗取了我信任的无赖青年坑了我。
“冬天，我穿过西伯利亚朝西逃走，一路东躲西藏，忍饥挨饿。晚上钻到雪堆里，在大雪覆盖下的列车中过夜。那时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停着很长很长的列车，都埋在雪里。
“在这期间我碰上了一个流浪孩子，好像是游击队枪毙一批死刑犯时他没被打死。他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等缓过气来躺了些时候，便同我一样到处找洞穴躲藏。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这孩子是个坏蛋，不学好又愚昧，是实科中学二年级学生，因为太笨被赶了出来。”
斯特列尔尼科夫讲得越细，日瓦戈医生就越感到这孩子是他认识的。
“他叫捷廖沙，姓加卢津吧？”
“对。”
“那他说的游击队枪毙人的事，全是实话。他并没有瞎编。
“这男孩唯一的优点，是十分爱他的母亲。父亲被当作人质下落不明。他听说母亲关在监狱里，要同父亲共命运，便决心不惜一切要救出母亲。他到县里的非常委员会去自首，并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委员会同意饶恕他的一切罪过，条件是交代出某件大事。他告发了我躲藏的地方。我赶在他出卖之前，及时躲开了。
“我是尽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经历了千百次危险，才通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此地人们对我了如指掌，因此估计我来这里的可能性最小，估计我没有胆量来这里。也的确，当我在城外这一带换着房子栖身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捕了我好久。不过现在完了。我在这儿也被人发现了。您听我说。天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候快到了，我失眠已经好久了。您知道吗？这是非常痛苦的事。要是您还没点完我的蜡烛——很漂亮的硬质蜡烛，对吧？——那我们就再聊一会儿。您只要还不瞌睡，咱们就谈下去，阔气点，通宵点上蜡烛。”
“蜡烛都在。只打开了一包。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盏煤油灯。”
“您这有粮食吗？”
“没有。”
“那吃的什么呀？其实不问也知道。是吃土豆，我知道。”
“对，土豆这里有的是。这儿的主人有经验，又会储存东西，知道怎么保管土豆。在地窖里土豆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
突然，斯特列尔尼科夫讲起了革命。
<h2>十七</h2>
“这一切和您都不相干，您是无法理解的。您是在另一个环境长大的。但还有个城市郊区的世界，铁路沿线和工人窝棚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摧残劳动者，摧残妇女。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大学生里的纨绔子弟，年轻商人却过着花天酒地、肆无忌惮的荒淫生活。他们对那些受抢劫、受屈辱、受诱骗者的血泪和控诉，嗤之以鼻，恼怒鄙视，这些难道只是一时的玩笑和冲动吗？这类寄生虫是何等的威风凛凛啊！可他们的不凡之处只是从来不劳动，不探索，不给世界创造任何东西，留下任何东西！
“可我们对待生活，是把它当作军事远征；我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人们，不惜移山负重。虽然除了痛苦，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欺压他们，因为我们比起他们来是更大的受难者。
“不过，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觉得有责任先说件事。情况是这样。您得离开这里，如果还想活着，就别耽搁。对我的围捕，口袋越收越紧。不管结局如何，总要把您同我扯到一起，您同我谈话这个事实就说明有牵连。此外，这里狼很多，最近两天我还开枪自卫呢。”
“这么说是您打枪呀？”
“对，您多半听见了吧？我是到另一个隐蔽点去，还没到那儿，根据各种迹象就知道那里已经暴露，在那儿的人大概死了。我在这里不久呆，只住一夜，明早就走。现在，您要不反对，我继续往下说。
“难道说特韦尔大街、亚玛大街上那些歪戴帽、裤脚系套带、和姑娘一起乘华丽马车兜风的花花公子，仅仅在莫斯科有，仅仅在俄国有吗？那种大街，黄昏街，世纪的黄昏街，跑马，浪荡公子，到处都有。一个时代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使十九世纪构成一个历史阶段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具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人走上街垒。政论家冥思苦想，如何遏制金钱的恬不知耻的兽性，如何提高贫穷者的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它挖到了病根，找到了根治的手段。它成了这一世纪的强大力量。这一切便是这一时代的特韦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是卑污和神圣的光辉，是纸醉金迷和工人窝棚的贫困，是传单和街垒。
“啊，她中学时是多么好的姑娘呀！您无法想象。她常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那幢房子里住的都是布列斯特铁路员工，这条铁路原名是这样，后来又改过几次。我父亲，现在尤里亚京法庭的法官，当时是火车站的养路技工。我常去那幢房子，在那儿见过她。那时她还是小姑娘，是个孩子，但她脸上、眼神里已经看得出时代的忧思和焦虑。时代的一切课题，全部泪水和屈辱，它的一切动机，它全部的积忿和骄傲，都流露在她脸上和体态中，在她处女的羞涩和苗条大方的混合体中。完全可以用她的名义，通过她的嘴，对时代起诉。您会同意，这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可说是某种特定的使命，是不同凡响之处。要能做到这一点，需要天生具有这种气质，获得这种权利。”
“您讲到她，说得太好了。我也是那个时候见到她的，正是您描写的样子。在她身上，体现了一个中学生和早熟的女主人公的结合。她的倩影映在墙上，显出一种无力自卫的紧张。当时我看到她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所记得的她，也是这个样子。您讲得再好不过啦。”
“您当时就看到了她，现在也还记得吗？那您为此做了些什么呢？”
“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您看，就这样，整个十九世纪连同巴黎的几次革命，从赫尔岑开始的几代俄国流亡者，一切已付诸实施和未曾实施的刺杀沙皇的计划，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欧洲各国议会和大学中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新的思想体系及其论断的新颖和迅速，嘲笑的态度，为了怜悯而采取的辅助手段——无情，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汲取为他所用，并且由他做出了概括的表现，目的是为了抨击旧世界，报复过去的一切罪恶。
“同列宁一道，崛起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巨大的俄国形象。在全世界的眼里，俄罗斯如一盏明灯燃起，仿佛要补偿人类经受的一切苦难。可是，我对您说这些干什么呢？对您来说，这些都是响钹的叮当声而已，是无益的空话。
“为了这个女孩子，我进了大学。为了她，我当了教师，到这个我那时还不了解的尤里亚京来工作。我啃完了一大堆书，获得了许多知识，为了成为对她有用的人，如果她需要帮助，我可以就在她身边。我上了战场。目的是在结婚三年后再次赢得她的心。后来战争结束，我从俘虏营回来，利用人们认为我被打死这一情况，更名改姓，完全献身革命，为她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目的是完全清除这些痛苦的回忆，使往事不再重演，使特韦尔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也使她们，就是她和女儿，回到我身边，回到这里来！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看望她们，不奔向她们，我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呀！但我那时还是想先把我一生的事业进行到底。啊，我现在宁愿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看上她们一眼。从前每当她走进屋来，就仿佛窗扉大开，室内充满了阳光和新鲜空气。”
“我了解，她对您来说是多么宝贵。不过恕我冒昧，您知道她有多么爱您吗？”
“对不起，您说什么？”
“我是说，您可知道您对她是多么珍贵，她爱您胜过世界上任何人。”
“您这是从何说起？”
“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说的？对您说的？”
“对。”
“请原谅。我对您有个要求，虽然您是不会同意的。但倘若这还不算失礼，倘若您还办得到，请求您尽可能准确地告诉我，她是怎么对您说的。”
“非常愿意。她称您是人中楷模，能同您媲美的人她还没见过，说您的真诚坦荡是绝无仅有的。她还说，如果地球上再次出现她曾与您同栖的房子，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她也要爬到那房子的门坎。”
“对不起。如果不是非分之想，请您回忆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些话的。”
“她在打扫这个房间时讲的。然后到外面的院子里抖地毯。”
“请问是哪块地毯，这有两块。”
“大些的。”
“她一个人拿不起这个来。您帮她了吧？”
“是的。”
“你们分别扯着两头。她身子后仰，像荡秋千似的双手高高扬起，脸朝后转去免得吃灰，眯起眼睛哈哈笑。是这样吧？您看我多了解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走近，把沉重的地毯先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同时她说着笑话，想出各种花样的玩笑。是这样吧？是这样吧？”
两人都站了起来，各自走到一扇窗前朝不同方向眺望。一阵沉默后，斯特列尔尼科夫走到日瓦戈医生近前，抓起他两只手，贴到自己胸上，像刚才一样急促地继续说道：
“原谅我吧。我知道触及了最珍贵、最隐秘的东西。不过如果允许，我还想再细问问您。只求您别走，别抛下我一个人在这儿。很快我自己就会走的。您想想看，分别了六年，难以设想地坚持了六年。可我那时还觉得，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自由。让我先争取到完全的自由，那时我就全属于她们了，我的手脚就全解放了。如今我这些设想全崩溃了。明天我就将被捕了。您是她亲近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您还会见到她。唉，我这是要求什么呀？这简直是发疯。我被捕后，是不会让我申辩的。他们会马上扑上来，大喊大骂地把嘴堵上。我难道还不清楚这种事都是怎么干的吗？”
<h2>十八</h2>
这回日瓦戈终于真的睡足了。许久以来，他第一次没有觉察到，怎么一躺下就进了梦乡。斯特列尔尼科夫留在他这儿过夜。日瓦戈安置他在隔壁房里睡下。夜里日瓦戈医生醒来翻身或提提滑到地板上的被子，在这短暂的瞬间里他感到睡得好给他增添了力量，接着又回到甜美的梦境。后半夜他接连做了几个短梦，都是童年旧事，情节清晰，细节丰富，很容易让人觉得是真事。
例如他梦见墙上那幅母亲作的意大利海滨的水彩画，突然摔落到地板上，玻璃破碎时砰的一声，惊醒了他。日瓦戈医生睁开了眼睛。不，这好像是别的声音。准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沙，也就是斯特列尔尼科夫，像巴克斯说的，又在舒基玛谷地吓唬野狼呢。也不对，哪是他呀！当然还是墙上挂的画掉了下来。那不，玻璃碎片还在地上嘛。他又沉沉入睡，继续做他的梦。
他醒来头有些疼，因为睡得太久了，一时竟弄不清楚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个世界上。
忽然他想起：“啊呀，斯特列尔尼科夫在我这儿住着。我已经起晚了，该穿衣服啦。他一定起床了。要还没起，我得喊醒他，煮点咖啡，一起喝杯咖啡吧。”
“帕沙·帕夫洛维奇！”
毫无回响。“就是说他还睡着，可也睡得太死了。”日瓦戈医生不慌不忙穿好衣服来到隔壁屋里。桌上摆着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军官羊毛高帽，人却不在房里。“看样子散步去了。”日瓦戈医生想道。“也不戴帽子，还锻炼身体呢。其实今天应该结束在瓦雷基诺的逗留，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了头。天天早晨都是这样。”
日瓦戈医生点着炉火，拎上水桶到井边打水。离门廊几步远的地方，斯特列尔尼科夫，横趴在小径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左面太阳穴下流了一大摊血，染红的雪凝成了一块。溅向一边的小血滴，卷上雪滚成小红球，好像冻住了的花楸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