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日瓦戈的故事，要说的已经不多，只剩去世前最后八九年的光景了。这些年中，他越来越消沉颓唐，丢掉了医生的学识和习惯，也失去了写作的本领。有时摆脱了压抑颓丧的心境，振作一阵子，重又干起事来，可转眼又陷入长期的淡漠，对自己和世上的一切都感到兴味索然。几年间他早有的心脏病在加剧。这病他自己早就发现了，却没想到那么严重。
他来到莫斯科，正是新经济政策初期；那是苏维埃政权捉摸不定、充满假象的时期。他很瘦削，满脸胡茬，像个野人，样子还不如离开游击队回尤里亚京的时候。一路上他又同上次一样，渐渐把身上值钱的东西全扒下来换了面包和破烂衣服，好不至于赤身露体。就这样，他路上吃光了第二件皮大衣、一套外衣。当他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戴了个灰毛皮帽子，打着裹腿，穿件磨光的军大衣。大衣扣子全掉了，变得像犯人敞怀的大褂。这身装束使他同首都广场上、公园里和车站成群结队的无数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他不是独自一人回到莫斯科的，身后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一个漂亮的农家男孩，同他一样穿了一身军服。他俩就这副样子，到过日瓦戈童年熟识的目前莫斯科仅存的一些人家的客厅里。那里人们还记得他，接待了他和他的伙伴，不过事先都委婉地打听他俩回来是否去过澡堂，当时斑疹伤寒还十分猖獗。日瓦戈最初几次去那里时，人们对他讲了他的亲人离开莫斯科出国的情形。
两人都怕见人，由于过分胆怯就避免单独出去做客，因为一个人时就不好沉默，只能同别人谈话了。到熟人家里聚会时，通常他们两个瘦高身影总一起出现，躲在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默默地坐一个晚上，不参加大家的谈话。
衣着平常的大高个医生，配上他那年轻朋友，样子颇似从下层人民中来探求真理的人，而寸步不离的随从，好比一个盲目崇拜、言听计从的学生和追随者。这个年轻同伴又是何人呢？
<h2>二</h2>
接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日瓦戈坐上了火车；此前的一大半路，他是徒步走过来的。
他一路看到的乡村景象，比起逃出游击队林莽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目睹的情形，丝毫没什么两样。只是那次他路过当地是在冬天，如今是夏末和干燥暖和的秋日，感觉轻松多了。
他经过的村落，一半是人去室空，好像刚遭到敌人洗劫；田里的庄稼扔着没人收。这些也的确是战争的后果，国内战争的后果。
九月底的两三天里，他走在一条大河高耸的陡岸上。河水迎面流来，从他的右边淌过。他的左边，从小路起直到云团涌起的天际，是没有收割的大片庄稼。相隔很远才有一片阔叶林，主要是橡树、榆树和槭树。一条条林带沿着深峪奔向河岸，在高崖和陡坡上横切小路，直到河边。
没收割的田野里，黑麦粒从熟透的穗中流出来。日瓦戈把一捧捧粮食塞到嘴里使劲嚼着。当没有可能用粮食煮粥的最困难时刻，他便这样充饥；这种没能嚼烂的生饲料，进到胃里很不好消化。
日瓦戈一生还从没见过这样深褐色的黑麦，像金子旧了变黑的颜色。平常按时收割，麦粒颜色要浅得多。
大地的色彩如无火之焰，它似乎在无声地狂呼救援。镶在田野边缘的，是冷漠镇定的广阔苍穹。天空好像进了冬季，绵长而多层的雪云，中间乌黑，两侧缀着白边，如黑影拂面般不停游过去。
一切都在缓慢匀称地活动。河水漂流，迎面蜿蜒着小路。路上走的是医生。云朵同他朝一个方向前进。连田地也没有静止不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上面摇摆；那种轻微而无休止的蠕动，直令人作呕。
地里繁殖出无法计数的田鼠，从来没有这么多。入夜时日瓦戈还走在地里，不得不在地界旁找个地方露宿，老鼠就在医生的脸上、手上来回爬，还钻到棉裤和袖筒里。白天，一群群肥大的田鼠在道路上窜来窜去，人踩上去则成了一团滑泥，还吱吱哀叫不停。
村里那些毛茸茸的家狗变成了可怕的野狗，聚成堆尾随在医生身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还不时互相对望，像在开会商议何时扑上去把医生咬死。它们靠吃死了的野兽充饥，但也不反对尝尝漫野的小鼠。狗群从远处打量着医生，满有把握地跟随他朝前走，像是总在期待什么。奇怪的是它们不进林子，一靠近林带便渐渐放慢了脚步，然后转身跑走不见了。
那时林子和田地恰成鲜明的对照。田地没有人管，变得荒凉一片，好像信守离别前的誓言。森林摆脱了人，活似释放出来的囚徒，在自由的天地里洋洋得意。
通常人们，主要是乡下孩子，不等核桃成熟就打青的吃。如今，林坡上和谷地里，覆盖着原封未动的一片金叶，似乎由于秋阳的照晒变得土灰而且粗糙。枝叶中露出三四个合长在一起的一团团核桃，外皮裂开仿佛是扎了绳结。果实已经熟透，眼看要掉出来但还留在里面。医生沿途不住嘴地吃这核桃。他身上的口袋都塞满核桃，背包里也全是。整整一星期，这成了他的主要食粮。
医生觉得，他看到的田地是得了重病的田地，在发烧说胡话；森林则像大病痊愈后豁然开朗。他觉着森林里栖居着上帝，田地里却有恶魔在狞笑。
<h2>三</h2>
就是在这几天的路途中，医生来到了一个居民逃散、房屋化成灰烬的村子。大火前只有一长排住房，盖在道路一边，靠河的另一边没有人家。
村里只有几间房幸免于难，大火后屋外也变得黑乎乎。里面同样空荡无人。其余的建筑全变成了炭堆，只有熏黑的烟囱矗立在当中。
河崖上到处是大坑，村民以前就靠从坑里挖取磨石谋生。最边上一间没烧毁的屋子对面，有三个没有做好的石磨盘扔在地上。这房子同别的一样，也无人住。
日瓦戈顺便走进了屋子。那晚上平静无风，可医生刚迈步进去，就好像有股风吹了来。干草和麻屑一起从地上卷了起来，墙上破纸也开始晃动。屋里一切都动起来，响起来。许多耗子吱吱乱叫，在地上跑散了。这一带地方，到处是老鼠横行。
医生走出了屋。背后的田野尽头，夕阳正在下沉。温和的夕照染黄了对岸，岸上一些树丛和水坑倒映在河水里，几乎贴近了江心。日瓦戈到了路那边，坐在一盘石磨上歇脚。
从崖下探出一个灰白头发的脑袋，而后是肩膀，再后是双手。从河边沿着小径走上一个人来，提着满满一桶水。那人一见医生，马上停下脚步，腰身齐着崖边。
“你要愿意，我给你喝个饱，好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个痛快吧。你倒是全上来呀。别害怕。我碰你干什么？”
从崖下提水来的，是个半大的男孩子，打着赤脚，破衣烂衫，蓬头垢面。
他尽管说话很客气，两眼却不安地直勾勾盯着医生。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孩子十分激动，令人不免奇怪。他放下水桶，突然向医生扑过去，半路上又停下来，嘟嘟哝哝说：
“不可能……不可能……不是，这不可能，我看错了。对不起，请允许我问个问题，同志。我觉着你很面熟。对了！对了！医生叔叔！”
“你是谁呀？”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和你们乘一辆车厢来的。赶我们去服劳役，还有押送的人呢。”
这原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面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火灾的地方，正是瓦夏的家乡韦列坚尼基。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村子遭劫起火的时候，瓦夏躲在一块大石底下的地洞里，母亲当他被人抓到城里去，愁得发了疯，淹死在佩尔加河里。此刻医生和瓦夏坐着交谈，就是在佩尔加河岸上。瓦夏的妹妹阿廖卡和阿丽什卡，据不确切的消息说安置在另一个县的孤儿院里。医生带着瓦夏一起去莫斯科，一路上他给日瓦戈讲了许多可怕的事。
<h2>四</h2>
“这地里掉下的麦子，还是去年秋天种的冬麦呢。刚刚播种完，就出了倒霉的事。那是在波利娅阿姨走了以后。这个季娅古诺娃阿姨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再说我也不认识。那是谁呀？”
“你怎么会不认识季娅古诺娃呢？和咱们一起坐车来着。什么事都放在脸上，又白又胖。”
“是不是那个一会儿扎辫子一会儿解辫子的？”
“对，对，正是她，扎辫子的。”
“我想起来了。等等。我后来在西伯利亚看见过她，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
“这可能吗？你看到了波利娅阿姨？”
“你这是怎么啦，瓦夏？像发疯似的摇晃我这胳膊。小心别给我揪掉。脸也红得像个姑娘。”
“她怎么样？快告诉我，快点。”
“我见她的时候，她过得很好。还讲到你们家。好像她住在你们家，要么是来做客。也许我忘了，全搞乱了。”
“没有，没有。是在我们家来着。妈妈喜欢上她了，当她是自己的亲姊妹。人不爱说话，挺能干活，手工特别好。她在我家的时候，家里吃穿都不愁。后来硬是把她从村子里给撵走啦，编了许多闲话。
“村里有个庄稼汉叫哈拉姆，缠上了季娅古诺娃。他是个马屁精。她可不睬他。因为这件事，他对我怀恨在心，就编我们俩，我和波利娅的坏话。就这样，她离开了这里，全是那人给害的。这以后就倒霉了。
“离这不远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一个单身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的林中田庄上，被人害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森林边上，穿了双男人皮鞋，鞋上还有提鞋环和松紧带。有条恶狗拴着链子在田庄四周沿着铁丝网跑，名字是戈尔兰。家业和土地，都是寡妇自己经管，没有帮手。那年冬天突然早到，出乎意料。很早便下了雪。寡妇还没有挖出土豆呢。她来到韦列坚尼基村说，求你们帮帮忙，我会分给你们一份土豆或者是付给你们工钱。
“我自告奋勇去刨土豆。到了她田庄一看，哈拉姆已经在那儿了，比我去得早。寡妇没告诉我。总不能为这个打架吧。两人就干了起来。那次天气最坏，雪夹着雨，又黏又脏。挖出土豆以后，拿土豆秧点起火，用烟烘干土豆。等全刨完，她同我们算了账，倒没亏待我们。她让哈拉姆先走，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和你还有事，要么以后再来一次，要么留下别走。
“等第二次去她那里，她说，我不愿把多余的土豆交出去，让国家给征集走。你是个好青年，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看我实话都对你说了。本来我可以自己挖个窖把土豆存起来，可你看外头这天气。我动手晚了，已经到了冬天。一个人干不完，你替我挖个窖，不会亏了你。咱们把坑里面烤干就埋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保密，坑底很宽，坑口很窄，像个瓦罐。窖里也点火烤干烤暖。那又是刮风下雪的日子。我们把土豆藏好，上面用土盖上。任凭谁也是找不到的。我自然是一个字也不漏。对谁都不说，妈妈和妹妹们全不知道。
“这事以后，过了才一个月，田庄上就发生了抢劫案。有从布依斯来路过那里的人，说那里房门大开，整个洗劫一空，寡妇也失踪了。戈尔兰挣脱链子跑走了。
“又过些时候，在新年将近的瓦西里节里，是入冬第一次转暖的傍晚，大雨倾盆，把高坡上的雪全冲刷下来，露出了地面。戈尔兰跑来，用爪子扒化了雪的土地，正在藏土豆的窖口。这狗扒开土，坑里就露出两只脚，穿着有松紧带的皮鞋。你想可怕不可怕！
“在韦列坚尼基村里，人们都很可怜寡妇，常纪念她。谁也没怀疑哈拉姆。怎么想得到呀。不可能嘛。要真是他干的，他哪敢留在这儿，满村子洋洋得意地转悠。那他一定得躲开我们，走得远远的。
“这下子田庄上好使坏的一些富农，见了发生的惨案可高兴了。他们想：咱们来把村子搅和一下吧！他们说：你们看看，城里人都干了些什么！这是教训你们，给你们颜色看。别藏粮食，别埋土豆啦！你们这些傻瓜可倒好，说什么是林子里强盗干的，说梦见强盗进了田庄。你们可太天真了！老老实实听城里人的话吧！他们还会整得你们更厉害，会把你们活活饿死。村里人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跟我们走。我们能教你们聪明起来。城里来人就得把你们最心爱的东西、你们的家产全抢光，可你们还交给他们什么余粮。要是有事，应该操起叉子拼命。谁想反对大众，小心脑袋。老人们这样就闹腾起来，又是夸口，又是集会。那个马屁精哈拉姆，正巴不得有这种机会。他帽子往头上一扣，就进了城。到那嘁嘁喳喳讲了一通，说村里闹得这样，你们坐在这儿干什么吃的？这得让贫农委员会行动。只要你们下命令，我马上把他们分个一清二楚。说完他倒溜之大吉，再没有露面。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就全是鬼使神差了。谁也没有挑唆，谁也没有过错。城里派来不少红军。还来了法院的人，来了就审我。这是哈拉姆诬告的，说我是逃跑出来的人，又逃避劳动，还鼓动村里人造反，甚至说寡妇是我害的。把我锁到了一间屋里。幸亏我想到了把地板掀起来，从屋下溜走，藏到地下的石洞里。我头上整个村子起了火，我却不知道。我头上妈妈掉进了冰窟，我也不知道。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红军战士来后，给他们腾出间空房，送酒来喝，人人灌得酩酊大醉。夜里由于用火不小心，引着了房子，邻房也就跟着起了火。起火的地方，村里人都拔腿跑掉了。谁也没去放火烧外来人，但那些人显然是全被活活烧死了。谁也没有撵我们村遭了火灾的人离开这里，离开这住惯了的火场。是他们自己害怕才逃的，担心再出别的事。那些带头的吝啬鬼又煽动说，每十个人里要枪毙一个。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们走个精光，不知在哪儿流浪呢。”
<h2>五</h2>
医生和瓦夏来到莫斯科，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天气暖和晴朗。太阳照在救世寺院的金黄圆顶上，反射出无数光点，返落在方石铺成的广场上，石缝中杂草丛生。
对私人经营的禁令取消了，允许进行严格限定的自由贸易。旧物商人在商品流通范围内可以在拥挤不堪的市场上成交。这种成交的规模极小，却刺激了投机倒把，导致滥用职权。小生意人的忙碌，不能生产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给城市的萧条增加任何一点物资。一些人通过无数次地转手倒卖发了家。
一些人家里有并不算大的藏书室，便从书柜里抽出几本带到某个地方去卖。有人向市苏维埃提出，希望开办合作性质的图书买卖，为此又要求给房子。于是拨给了自革命头几个月起已经空荡无物的存鞋仓库，或者是那时关闭了的养花房。在那里宽大的拱顶下，人们出售自己的薄而无用的书籍。
将军夫人们以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顾禁令偷偷烤制白面包出售；这会儿便到一个停业几年清理账目的自行车行中，公开地做面包生意。她们改换门庭，接受了革命，从前答话说“是呀”、“很好”，如今只说“有那么回事”。
到莫斯科之后，日瓦戈说：
“得干点什么事了。”
“我想学习。”
“这个自然应该。”
“还有一个希望。我想凭回忆给妈妈画张像。”
“太好了，可是这得会画画呀。你过去试过吗？”
“在阿普拉克辛村，趁叔叔不见的时候，我用碳笔画过。”
“那好吧。愿你成功。咱们努力试试看。”
瓦夏并不具备绘画的巨大才能，但说中等水平是绰绰有余的，完全可以去搞实用绘画。日瓦戈托人把他安排到原来的斯特罗甘学校的普通教育部。他后来从那里转到印刷系。在印刷系他学习了石印技术、印刷和装订本领，以及书籍的艺术装帧。
医生和瓦夏两人搞起协作来。医生写些只有一个印张的小书，论述各种问题，由瓦夏在学校里印出来，算作他业务考试的成品。书印得不多，拿到一些同人新开办的旧书店里散发。
这些书的内容，包括了日瓦戈的哲理、他的医学观点、他对健康与不健康的界说、关于种变和进化的思考、关于人的个性是机体的生理基础，以及日瓦戈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很接近他舅舅和谢拉菲玛的观点）、关于普加乔夫旧地的札记（医生曾经到过那里）、日瓦戈写的诗歌和短篇小说。
书写得很好懂，采取谈话的形式，但目的同通俗作家大不一样，因为都是些有争议的见解，信笔写来，缺乏足够的检验，但总是很生动、很新颖。这些书销得快，颇得读者的好评。
那时候一切都成了专业，如写诗、文学翻译的技巧。无论什么都要研究，写出理论专著。无论哪个方面，都设立研究所。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工作者“之家”，各种艺术的研究院。这些人员膨胀的机构中，有一半请日瓦戈去担任在编的医生。
医生和瓦夏亲密相处，同住了很长的时间。这期间他俩一次又一次，换过了许多房子或败破的屋角，都是不适于住人、极不方便的地方。
日瓦戈一到莫斯科，马上就去西夫采夫看了看原来的房子，得知他的家人路过莫斯科时没有去那里。驱逐出国一举，使一切全变了样。医生和家人住的房间，已经住进了外人，他个人和家里的东西荡然无存。人们看到日瓦戈，连忙躲避，像见了相识的危险人物。
马克尔得到高升，不住在西夫采夫了。他被调到穆奇内担任警备司令。根据职务条件，他们一家可以得到一套首长住宅，不过他宁可住在过去看院子的人的旧房子，虽是土地，却有水管，又有俄式大火炉。冬天，全城的楼房里自来水管和暖气都冻裂了，只有看院人的屋里暖暖和和，水管也不上冻。
这时，医生和瓦夏的关系趋于冷淡。瓦夏有了不同寻常的成长。如今他说的想的，比起佩尔加河岸韦列坚尼基村里那个蓬头赤脚的孩子，完全判若两人。革命所宣告的真理那么显而易见，那么具有说服力，越来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医生不很好懂的形象语言，在他看来倒成了谬误的声音；这语言因为受到责难而又自知无能为力，才如此闪烁其词。
医生到各种机关去奔波。他忙着两件事。一是证明自己家人政治上无辜，取得他们返国的合法权利；二是为自己申请出国护照，要求获准去巴黎接回妻儿。
令瓦夏奇怪不解的是，医生奔波时表现得颇为冷淡，无精打采。日瓦戈总是过早地匆忙断定白费了力气，过于武断而且几乎有些庆幸地宣称：再努力也徒劳无益了。
瓦夏越来越经常地责备医生。日瓦戈对他的合理责难并不生气，但两个人的关系变坏了。最后终于友情破裂，不得不分手。医生把两人同租的房间留给了瓦夏，自己搬到了斯文季茨基的楼里。在那里，神通广大的马克尔到斯文季茨基的旧宅中给日瓦戈隔出了一角。这顶头的一角，包括斯文季茨基原来的浴室，现已不能使用了；还有隔墙一间只有一扇窗子的小屋、歪歪扭扭的厨房，厨房有个后门，几乎快掉下来，并且已然下沉。日瓦戈迁到这里之后便丢掉了医术，变得邋邋遢遢，也不再见熟人，过起贫困的日子。
<h2>六</h2>
是个冬季灰暗的星期天。炊烟不是在屋顶上形成长柱，而是从小气窗冒出来，黑乎乎一股股地缭绕不散。尽管有限制，人们还是安装临时小铁炉，从气窗口通出铁烟筒来。城市的生活，仍没有走上正轨。穆奇内市的居民，脏得总像没洗脸，爱生疖子，冻得常患感冒。
因是星期天，马克尔一家人全聚在家里。
一家人坐在一张长桌旁吃饭。凭粮食卡片定量供应面包的时期，清早天刚亮，人们就在这张桌上把全楼住户的粮食卡，用剪刀剪下一小块，分类点清，分门别类夹到包里或钱里，送到面包铺。回来以后，把面包切成小块，给居民们按份称好。这一切如今已成过去，粮食分配换了别的办法。坐在长桌上的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听得到咀嚼和吧嗒嘴的声音。
看院人的这间屋子，一半被中间高大的俄式火炉占据了，旁边床铺上有一床绗过的被子垂下一个角。
进门的过道里，有个泄水盆，墙上装着自来水管的龙头，有自来水供应。房间两边放着两条长凳，底下塞着装满东西的包袱和衣箱。左侧有个厨房用的小桌子。桌子上的墙壁中，钉着一个碗架。
炉里生着火。屋中很热。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娅，把衣袖挽到肘腕站在炉前，用长炉叉挪动炉里的好多罐子，看需要一会儿推成一堆，一会儿又分散开。她满脸是汗，有时被炉火照亮，有时又被烧好热汤的蒸汽遮盖住。她把罐子挪到一边，从里面拖出铁盘上的油饼，一下子把饼翻了个，又送回直到烤焦。这时日瓦戈拎着两只水桶走进来。
“招待客人哪。”
“请吧。坐下坐下，做个客吧。”
“谢谢，吃过了。”
“知道你那个‘吃过了’！坐下吃点热的。干嘛嫌弃呀。是烤土豆，有饼有汤。”
“不啦，谢谢。对不起，马克尔，左一趟右一趟来打搅，把屋子都弄凉了。我想一次多存点水。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我全擦干净了，把它盛满，再往大桶里装点。再来提上五趟十趟，往后许多时候就不来打扰了。请原谅我往这儿跑。除了你这儿，没处可去呀。”
“你可劲儿灌吧，没啥心疼的。别的没有，水可是管够。随便用好啦。我们又不做这个买卖。”
桌旁的人都大笑起来。
等日瓦戈第三次进屋提第五和第六桶水，马克尔口气就有点变化，话也不是那么说了。
“女婿们问我：这是谁呀？我讲了，他们不相信。你灌水吧，别多心。只是别洒到地上，马虎鬼！看你把水泼到门坎上了。冻了冰，可不是你来用铁棍敲。倒是关严门呀，懒鬼！冷气全进来了。是呀，我对女婿们讲了你是什么人，他们都不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吧！学习来，学习去，工夫全白扔了。”
日瓦戈第五次还是第六次来时，马克尔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好啦，你再拎一回就得啦。老兄，总该知个好歹吧。我们那个小女儿，玛丽娜老护着你。要不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好人，早把门栓插上了。你还记得玛丽娜吗？就是在头上坐着的，黑脸庞。看她脸都红了。她说：你别欺侮他，爸爸！可有谁欺侮你呀？玛丽娜在中央电报局当报务员，懂得外国话。她说你很不幸，她可怜你，说为了你下火海也去。可你没有出头，能怨得我吗？不该往西伯利亚跑呀，危险的时候把房子扔掉了。是你们自己的过错。你看我们，闹饥荒、白匪包围的时候，顶住了没走，没有动摇，也就没招灾。你怪自己吧。冬尼娅你没保护好，现在在国外流浪。和我什么相干。这是你自己的事嘛。你可别怪我，我要问一句，你拎这么多水干什么？别是有人雇你在院子里泼个冰场吧？唉，拿你有什么办法呀，讨人厌的家伙。”
桌上又是一片哄笑。玛丽娜不满地环视家人，生起气来，数落他们一通。日瓦戈听到她的声音大感惊讶，但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要洗的太多，马克尔。得打扫房子，擦地板，还想洗点衣服。”
桌上的人都很惊奇。
“说这话你也不害臊。这不该是你干的。你是中国洗衣妇呀？真说不上你是怎么了！”
“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你要赞成，我让女儿去帮你。她去洗洗衣服，刷刷地板。需要的话，缝补点什么。孩子，你别怕他。你看他多有礼貌，和别人不一样，从来不会欺侮人。”
“这可使不得，阿加菲娅，没有必要。我绝不同意让玛丽娜为我弄脏了身子。她怎么能给我当小工呢？我自己对付得了。”
“你不怕脏，我倒不行？你怎么这样犟呀？干吗不让我去？要是我去你那儿做客呢？真得撵我出来吗？”
玛丽娜本可以成为一个歌手的。她那纯真的歌喉，高亢有力。说话声音并不高，可那力量却超过了说话的需要。这声音似乎独立存在，不和玛丽娜融成一体；又好像来自另一个房间，在他背后回荡。这声音是她的保护神。一个女人有这样的嗓子，有谁愿去欺侮她，惹她伤心呢？
从这次星期天打水起，医生便和玛丽娜交上了朋友。她常去医生家帮做家务。有一次她留在了他家里，从此再没有回到看院人的房间去。就这样她成了日瓦戈第三个妻子，却没有登记。他同第一个妻子还没有离婚。很快两人又生了孩子。玛丽娜的双亲，不无骄傲地叫自己女儿是医生太太。马克尔老叨叨，怨日瓦戈同玛丽娜没举行婚礼，没有登记。妻子反驳说：“你是疯了呀？冬尼娅还活着，这样怎么成？这不是重婚吗？”马克尔回答说：“你自己才是傻瓜呢。管冬尼娅干吗？冬尼娅和没有一样嘛！法律不会保护她的。”
有时日瓦戈开玩笑说，他俩的结合是二十桶水的浪漫故事，就像二十章或二十封信的浪漫故事一样。
玛丽娜能够谅解日瓦戈此时已经形成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癖，谅解一个颓唐而且意识到自己颓唐的人所惯有的任性，谅解他的肮脏和凌乱。她忍耐着他的唠叨、粗鲁、恼怒。
她的自我牺牲，还更有甚者。由于他的过错，他们有时陷入自己造成的甘愿承受的贫困之中，这时玛丽娜为了不扔下他一个人呆着，连工作都辞去不干了。机关里很器重她，过了一段时间便又痛痛快快接受她回去工作。日瓦戈异想天开，她也就跟着他挨家去找活儿挣钱。两人按计件付酬的办法，给各层楼的房客们锯木头。有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家的投机商，还有靠近政府的科技和艺术界人士，开始盖房子做家具。有一回，玛丽娜和日瓦戈小心翼翼地穿着毡鞋走在地毯上，生怕把街上的锯末带进来，在往主人的书房里搬劈柴。那人埋头读着什么，毫不理睬，朝锯柴禾的一男一女连一眼都没看。是主妇出面同他们商谈，安排，最后算了账的。
“这小子看什么这样入神？”医生起了好奇心。“他拿铅笔勾画，干吗那样恶狠狠的？”抱着劈柴路过写字台时，他从读书人背后探头一看，上面摆着几本瓦夏以前在学校排印的日瓦戈写的小书。
<h2>七</h2>
玛丽娜同医生住在斯皮里多夫卡。戈尔东在旁边的小布龙街上租了一间屋子。玛丽娜和医生有了两个女儿：卡普卡和克拉什卡。卡普卡已经七岁，刚降生的克拉什卡还只有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炎热。一些熟人不戴帽子，不穿上衣，跑过两三条街相互做客。
戈尔东的房间，构造很特别。过去这里曾是一个时装裁缝的店铺，分成上下两层。朝街一面有扇大玻璃橱窗，贯通上下两层。玻璃上用金字写着裁缝姓名和他的业务。橱窗后面是一个螺旋式楼梯，从下层通到上层。
如今这房子分出了三层。
店铺里靠加横板，在两层之间挤出一个小阁楼，它的窗子对住家来说颇为特别。窗户高有一米，底下与地板齐。玻璃上是金字遗迹。透过字迹空隙，可以看到室内人的双腿，直到膝盖，阁楼里住的就是戈尔东。他这里现在坐着日瓦戈、杜多罗夫、玛丽娜和孩子。孩子同大人不一样，能在窗柜子里完全站直。过不一会儿，玛丽娜就领上女儿走了。屋里只剩了三个男人。
他们在闲谈。有了多年友情的中学同学们，在夏天凑到一起懒洋洋、不慌不忙地交谈，便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是什么样子呢？
其中会有个人，掌握了足够用的词汇；他讲起话来，思考问题，都很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能做到。
他的两个朋友缺少需要的语汇。他们没有讲话的才能。为了补救词汇的贫乏，他俩谈话时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断吸烟，挥动胳膊，多次重复一些词语（“老兄，这可不够真诚。”“就是嘛，不够真诚。”“是呀，是呀，不够真诚。”）。
他俩却没意识到，交际时这种过分的举动，绝不表示个性的热情和爽朗，相反倒说明不完美，有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很不错的教授圈子里的人。他们生活在什么里面呢？是好书、好的思想家、好的作曲家，昨天和今天永远美好的音乐，而且仅仅只有美好的音乐。他们不明白，自己这种平庸趣味，其害处甚于毫无趣味。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俩轮番责备日瓦戈，也并不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不是出于对他施加影响的愿望，而是因为不善于独立思索，不会按自己的意愿驾驭谈话。谈话好比飞跑起来的马车，把他俩拉向根本不愿去的地方。他们无力调转马车，结果必定撞到什么上去。于是两人在奔跑中，带着一大堆说教和劝喻，撞到了日瓦戈的身上。
对于他们唱高调的起因、同情心的脆弱、议论的陈腐，日瓦戈了如指掌。可他怎么好这样说：“亲爱的朋友！你们和你们代表的那个圈子，受到你们宠爱的那些人物、权威的光彩和艺术，其实全部平庸得不可救药。你们身上仅有的一点新鲜的活力，就在于同我生活在一个时代，在于了解我这个人。”但要把内心这种看法对朋友讲出来，那还得了吗？为了不伤他们的心，日瓦戈只好乖乖地听他们说。
杜多罗夫不久前才结束第一次流放的生活，从流放地回来。恢复了一度被剥夺的权利，也被允许重新在大学执教。
这时他对朋友讲起了流放中的感受和心情。他对朋友说得很真诚坦率。他的一些看法，不是基于胆怯或别的什么考虑。
他说，对他起诉的缘由、狱中和出狱后对他的态度，特别是检察员同他面对面的谈话，这些都给他清洗了脑子，政治上得到了改造，使他对许多事茅塞顿开，作为一个人他变得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很合戈尔东的心意，正是因为这番议论属于老生常谈。他不停地点头同意。杜多罗夫的所说所想，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可这一点恰恰感动了戈尔东。人云亦云的感情俗套，在他眼里成了人类普遍的共性。
杜多罗夫这些充满善意的言谈，很符合时代的风尚。但正是这种言谈所带有的规律性的一望可知的虚伪，引起了日瓦戈的愤怒。不自由的人，总要美化自己不自由的处境。中世纪便是如此，耶稣会员就总是利用这一点。日瓦戈忍受不了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神秘主义，忍受不了那种所谓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精神顶峰。这个印象，日瓦戈也瞒着朋友没说，免得争吵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