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不是个爱哭的女人，但她现在却哭了。已经凌晨一点了，她还穿着在教会学校时穿的睡衣，坐在哈基姆夫人那张床边上，双手捂着脸，眼泪不停地从手指间流出。看见她这样，我的同情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做什么也救不了自己，萨尔沃。”她啜泣着对我说道。我哄了她好久，才说服她坐直身子。“我们的梦想是如此美好。和平！团结！进步！但我们是刚果人。每次我们做了个美梦，我们就会回到原点，而明天从不会到来。”

我用尽一切方法安慰她。我边跟她闲扯我这一天来做的事，边炒了几个鸡蛋，烤了几片面包，又泡了一壶茶。我决定不在她伤心的时候谈可能引起争议的话题，于是再次小心地略去不提我打过的电话，以及藏在衣柜后面的那份名为“我控诉！”的保密文件。短短十二小时后，她就将出发去博格纳。我最好等她回来时再告诉她一切，因为到那时我已经化计划为行动，一切问题都将解决了。但当我提议睡一会儿时，她心烦意乱地摇了摇头，说她得再听一下那首歌。

“哈贾的歌。就是他受折磨后唱的那首。”

“现在听？”

“就现在。”

我希望尽我所能地迁就她，于是从藏匿处取出那盒磁带。

“你带上他给你的名片没有？”

我取出那张名片递给汉娜。她仔细地观察名片正面，看着上面的动物图案露出了微笑。她翻到名片背面，皱起眉头，沉思了起来。然后她戴上耳机，打开录音机，令人费解地沉默着。我耐心地等她说话。

“你尊敬你父亲吗，萨尔沃？”磁带放了两遍后，汉娜问道。

“我当然尊敬他啦。非常尊敬。我相信你也尊敬你父亲。”

“哈贾也尊敬他父亲。他是刚果人。他尊敬他父亲，对他言听计从。你真的相信他会什么证据也没有就跑去跟他父亲说‘父亲，你的终身挚友兼政治盟友穆旺加扎是个骗子’？要知道，如果折磨他的人做得很巧的话，他身上甚至什么伤痕都不会留下。”

“汉娜，求求你了。你一整天都过得很糟糕，你已经累坏了，还是上床休息吧。”我把手放在她肩膀上，被她轻轻地移开了。

“他是在对你唱那首歌，萨尔沃。”

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么你认为他想对你说些什么呢？”

“说他活下来了，我们所有人都见鬼去吧！”

“那他为什么要把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写给你？这字歪歪扭扭的，他写字时手肯定在颤个不停。他是在被折磨之后写这些字的，而不是在那之前。为什么呢？”

我对她开了个玩笑，但没什么效果。

“很可能他是想给他那些夜总会拉些生意吧。”

“哈贾是在叫你跟他联系，萨尔沃。他需要你的帮助。他是在说：帮帮我，把你的录音材料交给我，把他们折磨我的证据交给我。他需要那些证据。他想让你提供证据给他。”

我太懦弱，还是太狡猾了？在我看来，哈贾只是个花花公子罢了，他才不是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呢。法国人的实用主义思想，以及他所过的优裕生活早就让他腐化了。他要求在星期一晚上之前拿到三百万美元就证明了这一点。我该打破她的幻想吗？或者我该不该跟她讲，我确定没必要去做那些事。

“你说的没错。”我这样跟她说道，“他需要证据。我们这就把磁带交给他吧。这是惟一的办法了。”

“但怎么交给他呢？”她心存疑虑，问道。

我向她保证，那简单得很。你只需找一个有相关设备的人。一个录音师，或者一家音像店就行。他们会为你把磁带转成音频文件，然后你就可以把文件发到哈贾的电子邮箱。一切就都解决了。

“没有，萨尔沃，事情还没完呢。”她皱起眉头。就像此刻我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一样，她也努力转换她的角色。

“为什么说还没完呢？”

“那对你来说是项重罪。哈贾是刚果人，而那些是英国机密。你打心里把自己当做一个英国人，所以你最好远离这事。”

我拿过一本日历，跪坐在她身旁，向她指出，麦克西策划的政变还有七天才会发动，因此我们不必太急，不是吗？

可能是吧，汉娜疑惑地表示赞同。但是越早通知哈贾越好。

但我们还可以再拖几天，我巧妙地反驳道。即使再拖上一星期也没什么坏处，我又补充了一句，是因为暗中想起安德森先生要创造奇迹时的沉缓节奏。

“一个星期？我们为什么必须等上一个星期？”汉娜又皱起了眉头。

“因为到那时我们或许已经不需要把那些音频文件发给哈贾了。或许他们已经害怕了。他们知道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或许他们会取消行动的。”

“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已经取消行动了呢？”

对她的这个问题我毫无准备，不知该怎么回答。她一脸忧色地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们都沉默起来。那场面多少有些尴尬。

“四个星期之后，诺亚的生日就到了。”汉娜突然说。

“是啊。我们说过要一起送他一份礼物的。”

“他最想去探望他在戈马的表兄弟们。我可不希望他到时去参观一处战区。”

“不会的。只要再等几天。说不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比如什么，萨尔沃？”

“他们并非都是怪物。或许其理性会占上风。”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此，汉娜坐了起来，看着我，就好像在看一个疑似隐瞒病症的病人。

“五天。”我恳求道。“第六天我们就把一切发给哈贾。这样他的时间还是很充裕。”

对此后的事态发展很重要的对话，我现在只记得一段。我跟汉娜彼此拥抱着躺在床上，似乎忘记了忧虑。汉娜突然说起格蕾丝那个疯狂的波兰籍男友拉齐。

“你知道他靠什么吃饭吗？他在索霍区17一家专门面向摇滚乐队的录音中心工作。他们一整个晚上都在录音，凌晨到家时完全都神智恍惚了。他们白天都在做爱。”

“因此……？”

“因此我可以去找他，让他算优惠一些。”

现在轮到我坐起身来了。

“汉娜！我不想让你也牵扯进来。如果有谁必须把这些磁带交给哈贾的话，那也只能是我。”对此汉娜一言不发，我把这看做是默许。我们很晚才醒来，又忙着整理行装。在汉娜的吩咐下，我光着脚丫子飞快地下楼，请求哈基姆先生借我们一辆微型汽车。当我回去时，我发现汉娜正站在那个摇摇晃晃的衣柜前，手里拿着我的背包。很明显，背包从藏匿处掉了出来。但谢天谢地，我那份名为“我控诉！”的宝贵文件没掉出来。

“拿来吧，我来放。”我边说边利用起我的身高优势来，把背包放回它原来放的地方。“哦，萨尔沃！”她这样说。我把这当做她表示感激的方式。

她仍然衣不蔽体。那绝对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为满足旅客的需要，由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开往七橡树镇的直达快运已经加开了几班客车。炸弹事件发生以来，许多以前坐火车的人现在更喜欢走明路了。我意识到自己的肤色与头上那顶帽檐下拉的羊毛绒球帽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关注，便小心翼翼地走近候车队伍。来车站的途中，我半是步行，半是乘巴士，还两次在最后一刻突然下车，以甩掉我所怀疑的跟踪者。反侦察十分累人，因此当车站保安拍着我的肩膀的时候，我竟然有点儿希望他认出我来，让这一切就此结束。但他实在挑不出我对折后放在皮夹克内口袋的那个标着“我控诉！”的褐色信封有什么问题。到了七橡树镇上，我找了一个电话亭，打到格蕾丝的手机上，听到她在阵阵大笑。显然，她们乘长途公共汽车到博格钠的路上可不是什么也没发生。

“说来你肯定不会相信，萨尔沃，阿米莉亚居然吐了。她吐得满车都是，她的新裙子新鞋子也都弄脏了。我跟汉娜就站在旁边拿着拖把，愣想不出个究竟！”

“萨尔沃？”

“我爱你，汉娜！”

“我也爱你，萨尔沃！”

我解脱了，可以继续前进了。

圣罗德里克学校位于七橡树镇旧区边缘，四周都是豪华房子，房子外面的砾石车道都拾掇得寸草全无，上面停着许多新车。圣罗德里克学校跟圣心避难所学校很像，校内有角楼、雉堞式装饰墙以及一座重大时刻才会敲响的大钟。学校还有一个砖石玻璃结构的纪念堂，是由校友跟一些感恩的家长捐建的。一个荧光箭头路牌引导访客沿着一段花砖阶梯向上走。我跟在许多女士后面，来到一间木质结构的练习室里，坐在一个老年牧师旁边。他跟菲利普一样，长着一头白发。在我们座位下面，站着七橡树合唱团六十多个（经授权的）成员，他们排成军队方阵的三角形。讲坛上站着一个男子，身穿天鹅绒大衣，系着蝶形领结，正对着信众发表关于怒气的演说。

“我们都能感觉到愤怒。我们也都能听到愤怒。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放高利贷者已经坐在上帝家里了，还有什么比那更糟糕呢？难怪我们会愤怒。又有谁不会愤怒呢？如此之多的怒气。要非常注意齿擦音s，特别是男中音。我们再来一遍。”

他们又排练了一遍。安德森先生一脸的愤怒，他挺胸收腹，张开嘴巴正要起唱，却突然看见了我。他的目光完全直对着我，你会觉得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排练台上好像没人似的。他没唱出声来，突然闭上了嘴巴。他周围的人都在唱着，讲坛上的那个男子正对着他们挥舞着他那双软绵绵的手，根本就没注意到安德森先生已经走出队伍，站到他身旁，满脸通红，神色尴尬。但合唱团其他成员可注意到了，歌声慢慢地停了下来。安德森先生跟那个指挥说了些什么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那时我已经走下楼梯，站在通往主大厅的门前。那里还站着一个穿着宽大袍子的中年妇女和一个体格健壮、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如果你不去注意她的那头绿发跟那些眉环，你会发现她跟她父亲安德森先生简直长得一模一样。几秒钟之后安德森先生自己也挤出门来，也不理睬我，就好像我没在那儿似的。他用命令的口气对妻子说：“玛丽，麻烦你们两个自己回家吧，在家等我。吉奈特，不要那副表情。开车回去吧，玛丽。我会另外找车回去的。”

那个女孩吉奈特睁着乌亮的眼睛恳求我看看父亲对她的伤害，但最终还是被她母亲给拉走了。直到那时，安德森先生似乎才看到我。

“萨尔沃，你打断我们的合唱排练了。”

我早已想好要怎么跟他说了。我十分尊敬他，也赞赏他的高度原则性，而他也曾多次说过，我有什么烦恼的话就应当跟他说，而不应闷在心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说这些。

“是关于政变的事，先生。我上周末执行的任务。那根本不是为了国家利益。那是要洗劫刚果。”

走廊的绿色墙壁上悬挂着学生的艺术作品。前两个门锁住了。第三个门开着。那间教室的最后面并排放着两张桌子，桌子后面的黑板上还写着一些代数题，那是我学得最差的一个科目。

安德森先生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

我已经长话短说了，因为安德森先生自己是善于言谈的人，他喜欢别人说话简单些。他双肘支在桌子上，双掌托住让人望而生畏的下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即使当我讲到个人良心与崇高使命感冲突的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道德困境，他也总是持保留意见——他的双眼还是一动不动。我那份名为“我控诉！”的文件正放在他面前。他戴上老花镜，又把手伸进夹克拿出他那根银白自动铅笔。

“这是你自己定的标题，是吧，萨尔沃？你在谴责我？”

“我不是谴责你，安德森先生。我是谴责他们。我谴责布瑞克里勋爵、菲利普、塔比齐以及那家无名财团。我谴责那些利用了穆旺加扎并在基伍煽动战争以中饱私囊的人。”

“所有材料都在这里面，是吗？记下来的。你记的。”

“这份文件只让你过目，先生。没有复本了。”

银白自动铅笔开始在文件上重重地点来点去。

“他们折磨了哈贾。”我补充道，这个阴影对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们使用了电牛棒。斯拜德制造的。”

安德森先生很克制地纠正了我的用词，但没有中断阅读。“‘折磨’是一个感情色彩非常强的词，萨尔沃。我建议你使用时慎重一点，我是说你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此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安德森先生边看文件边皱着眉头，或者边看边在页边空白处草草地写上评论，或者对文中的某个用词不严密咂了咂嘴。有时他会往回翻上几页，把他正在看的内容跟他刚才看过的内容拿来比较，然后摇摇头。当他看到最后一页时，又翻回到第一页，再次看着标题。然后，他舔了舔食指，又仔细看了看文件的结尾，就好像要确定自己没漏过任何内容，或者谨防自己有不公之处，最后他才像个考官似的发起评论来。

“那么我能问一下你要怎么处理这份文件吗，萨尔沃？”

“我该做的已经做了。文件还是由你来处理吧，安德森先生。”

“那么你认为我该怎么处理它呢？”

“你应当把文件直接交给上头，先生。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交到唐宁街10号外交部那里。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有良心的人。你曾经告诉过我，你最重道德底线。”看见他一言不发，我继续说下去，“他们要做的就是停止行动。我们不想让人头落地，也不想指责他们。我们只想让他们停止行动。”

“我们？”他重复了一下。“你突然说什么‘我们’，‘我们’是谁？”

“就是你跟我，先生。”我这样回答，但心里则另有人选。“此前我们所有人都未曾意识到这项行动是彻彻底底地堕落了。我们是要拯救生命，安德森先生。数以百计的生命，很可能是数以千计。也有儿童。”此刻我想到的是诺亚。

安德森先生摊开双掌，平放在“我控诉！”文件上，放得那么紧，就好像他觉得我可能会从他手中把文件抢回来似的，而那是我从没想过要做的事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我听来，那更像是在叹气。

“你非常勤奋，萨尔沃。也非常尽责。或许我不该这样说，但你绝对比我预想的还要尽责。”

“这是我应该做的，安德森先生。”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所有了解你的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谢谢你的夸奖，安德森先生。”

“这里写得很全。这也是你根据记忆写下来的吗？”

“嗯，不完全是。”

“那么你介意告诉我你还根据其他什么材料写下这份，嗯，‘控诉’的吗？”

“原始材料，安德森先生。”

“那材料有多么原始呢？”

“磁带。并非全部都有。只有关键的那些。”

“到底是什么磁带？”

“那个阴谋。‘人民的份额’。哈贾被折磨。哈贾指控金沙萨。哈贾跟他们达成了肮脏交易。菲利普打卫星电话给伦敦，泄露了机密。”

“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些磁带到底有多少盒呢，萨尔沃？请告诉我，总共多少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