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旧是同一天；还没有结束，没有床。离开米凯尔之后好一会儿，乔治·史迈利任凭他的脚带领他前进，不知道走向哪里。他太疲倦，也太激动，无法信任自己开车，但还清醒得足以注意背后的动静，以突如其来的转弯摆脱后面可能的追踪者。浑身湿透、眼皮沉重的他，等待着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努力想要放松，一步一步脱离自己长达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的马拉松冲刺状态。他走过堤岸，到过诺珊伯兰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可能是“福尔摩斯”，他给自己点了一大杯威士忌，忍不住想打电话给丝黛拉——她还好吗？他觉得这样根本没有意义——他不可能每晚打电话给她，问她和伟林是否还活着——于是他又跨步前行，直到发现自己置身“苏活”，星期六的夜晚，比平日更喧闹污秽的苏活。他想起大胡子拉康，要求对那个家庭提供保护。但他光想像那个场景，就知道这个想法完全无望。如果瓦拉狄米尔都不是圆场的责任，那么伟林更算不上是。而且，拜托，你如何能派遣一队保姆跟着一个横跨欧陆的长途货车司机呢？他惟一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暗杀瓦拉狄米尔的凶手已经找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了——他们别无其他需要。但是，那个巴黎的女人呢？写那两封信的人呢？

回家吧，他想。有两次，他在电话亭里，假装打电话，趁机查看着人行道。有一次，他走进死巷，然后迅速倒退，搜寻着零乱的步伐，与避开他目光的眼睛。他考虑过要在旅馆订一个房间。有时他会这么做，只为寻求一夜安宁。有时他的家对他而言是太过危险的地方。他想到那卷底片，该是打开盒子的时候了。他发现自己凭着直觉已朝剑桥圆环走去，便急急转向东，再次开车上路。他相信自己并没有被监视，便顺利地开上坦途，回水滨街，但仍不时注意着后视镜。他在一个什么都卖的巴基斯坦五金行那里，买了两个塑料洗涤盆和一块三英寸半宽、五英寸长的长方形商业玻璃；在隔不到三户之处，一家现金交易的药房里，他买了十张相同尺寸的二号树脂纸，以及一支小孩用的口袋型手电筒，把手上有一个航天员，只要按下一个镍制按钮，红色的滤光片就会滑出来盖住镜片。从水滨街，沿着一条苦心规划的路线，他开到萨芙伊，从靠堤岸的一侧进入。他仍然独自一人。在柜台，值班的是同一个接待员，他甚至还记得他们开的玩笑。

“我还在等它爆炸呢。”他微笑着说，交还那个盒子，“我想我有一两次听到它滴答响，就这样。”

他起程前往查尔顿之前在前门放置的楔子仍在原处。在左邻右舍的窗户里，他看见星期六的烛光摇曳中交头接耳的人影；但他自己的窗户，仍与离开前一样，窗帘低垂，大门里，一片漆黑，只有安恩祖母的那座美丽小钟迎接着他。但他将立即改变这一切。

虽然疲倦至极，但他仍按部就班地做。

首先，他在客厅的壁炉里丢进三块火种，点燃，加进无烟煤，然后挂上安恩的室内晒衣绳。他穿上一件旧的厨房围裙当罩衫，把系带紧紧绑在肥硕的腰上，作更好的防护。从楼梯底下，他拖出一堆灯火管制时期所用的绿色遮光素材和一对厨房踏垫，拿到地下室。把窗外的光线全遮住之后，他走回楼上，拆开包装纸，打开盒子，不，这不是炸弹，这是一封信和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里头塞了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取出底片，回到地下室，打开红色的手电筒，开始工作，尽管天知道，他根本什么摄影才能都没有，而且以前有需要时，通过劳德·斯屈克兰，圆场自己的摄影部门总会帮他打理得好好的。或者，他也可以把这些事交给六七名“工匠”之中的一个。“工匠”顾名思义，是指某些具有特殊技能的合作者，他们承诺无论在任何时间接到召唤，都要立即放下一切，不问任何问题，提供所有的技术服务。事实上，就有一位“工匠”住在离史隆广场不远处，是个擅长婚礼摄影的好人。史迈利只要走上十分钟，按这人的门铃，就可以在一个半钟头之后拿到照片。但他没这么做。他宁可忍受不方便与不完美，在自己家里的隐秘处所洗出照片。楼上的电话响起，但他不加理会。

他宁可一再从错误中学习，在房间的主灯下，把底片曝光得太久，接着又曝光得太短。他用一个讨厌的厨房定时器来计算时间，定时器的滴答声，活似出自“柯蓓莉亚”32中的怪物。他宁可愤怒地咆哮咒骂，在黑暗中大汗淋漓，浪费掉六张树脂纸，才让碗里的显影剂勉强显出模糊可辨的影像，然后他上了快速定影剂，等候三分钟。接着加以冲洗。用干净的抹布轻轻按压，这或许会让抹布万劫不复，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接着，他上楼，把照片挂在晒衣绳上。对于那些喜欢挖掘象征意义的人而言，这不啻为一项历史事件。虽然放进火种，但炉火几乎全灭了，因为煤里有太多潮湿的残渣。所以为了让炉火不致熄灭，史迈利必须手脚全趴在地上，对着火苗吹气。这或许会让他想到——事实上并没有，因为他的好奇心再次令他将内省的情绪搁在一旁——这个动作与拉康先前要他浇熄火花、不准煽风点火的不情之请恰恰相反。

接下来，把照片安全地挂在地毯上方之后，史迈利把注意力移到那张美丽的细木镶嵌写字桌，安恩把她的“东西”以令人难堪的公开方式保存在这张写字桌里。例如有一张她只写上“亲爱的”的信笺，也许她不确定是写给哪一位亲爱的；例如餐厅的火柴盒，但那些餐厅他从没去过；例如一些手写的信，他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从这些令人伤情的古玩中，他抽出一支镶有母贝握柄的放大镜，那是安恩用来读她从未完成的填字游戏提示用的，以此武装起自己。因为太过疲累，他接下来的举动颇匪夷所思。他拿出安恩给他的马勒唱片，坐在一张皮制阅读椅上。这张椅子附有桃花心木阅读架，可以旋转，像床上餐台一样横过腰际。他再次感觉累到极点，很不明智地，在听音乐时他闭上眼睛，一方面由于音乐，一方面由于照片久久落下一滴的水声，一方面由于炉火的噼啪声。醒来已是三十分钟之后的事，他发现照片干了，马勒的唱片无声地在唱机的转盘上旋转。

他一手扶着眼镜，一手拿着放大镜在照片上缓缓移动，仔细查看。

照片上是一群人，无关政治，也非游泳派对，因为没有人穿着泳装。总共四个人，两男两女，躺卧在环绕矮桌的沙发上，桌上摆满酒瓶与香烟。两名女子都年轻、貌美，而且一丝不挂。两名男子衣不遮体地躺卧两侧，女郎们善尽本分地蜷绕在各自的男伴身上。照片里的光线看来苍白而怪异，史迈利从他仅有的一些摄影常识推论，这张底片一定是高感度胶卷，因为洗出的照片粒子也很粗。史迈利仔细观察照片的质地，觉得很像常见的恐怖分子的人质照片，差别在于这张照片中的四人只关注着彼此，不像人质总是直视着镜头，仿佛将照相机当成枪一般。他依然凭借着他所谓的“情报实务”能力，检视着照相机可能的位置，最后判断，相机应该在高于人物的位置。这四个人应该是躺在低于地面的凹室，照相机从上而下对着他们。一道阴影，非常黑——一道栏杆，或许是个窗台，或只是前面的人的肩膀——横在下侧的前景处。尽管是在有利的位置，但看起来只有半个镜头可能抬高超过眼睛平视的范围。

因此，史迈利获得初步的结论。一步——不太大的一步，但在他心中已有足够的一大步进展。技术性的一步，应该说是稳健、技术性的一步。这张照片的所有特质都指向“偷拍”这个勾当。而偷拍更进一步而言就是“烧灼”，意即“勒索”。但向谁勒索？为了什么目的？

思考着这个问题时，史迈利可能睡着了。电话放在安恩的小桌子上，必然已响上三四声，他能感觉到。

“嗯，奥立佛？”史迈利谨慎地说。

“啊，乔治，我之前打过电话来。你回来以后都还好吧？”

“从哪里回来？”史迈利问。

拉康宁可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欠你一个电话，乔治。我们道别的时候不太愉快。我太率直了。事情太多了。我道歉。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你都完成了吗？结束了？”

史迈利听见背景里有拉康的女儿们争论着公园道33上的饭店房租要多少钱。他要带她们去度周末，史迈利想。

“内政部又打电话来了，乔治。”拉康压低声音，甚至没等史迈利答话，“他们已经拿到病理学家的报告，尸体可以领回了。他们建议尽早火化。我想，如果我给你处理这些事务的公司名称，你或许会愿意转交给相关的人。不勉强，当然。你看到新闻发布了吗？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很适当。我认为分寸拿捏得很好。”

“我拿支铅笔。”史迈利说，再次翻找抽屉，找着一个梨状的塑料物体，上面有一条皮制的带子，安恩有时会拿来戴在脖子上。他颇为费力地撬开，写下拉康口述的资料——公司，地址，又是一家公司，又是另一个地址。

“写好了吗？要我再说一遍吗？或者你念给我听，再次确认？”

“我想我已经记下了，谢谢你。”史迈利说。迟至此时，他才逐渐明白，拉康喝醉了。

“现在，乔治，我们有约，别忘了。开诚布公探讨婚姻的研讨会。我派你担任元老的角色。楼下有一家很高尚的牛排馆，我会请你吃一顿高级晚餐，听你传授智慧。你有日程本吗？请写下来。”

因为有着可怕的自制力，史迈利答应赴约。他这一辈子，不断为不同场合编造不同的故事，掩人耳目，到头来，他却连推却晚餐约会的借口都说不出来。

“你什么也没发现？”拉康问，声调转趋谨慎，“没有暗潮汹涌，阻碍牵绊，杂乱纷扰。只是茶壶里的风暴，就像我们猜测的，对不对？”

史迈利心中掠过许许多多的答案，但他看不出有必要用上任何一个。

“电话账单怎么样了？”

“电话账单？什么电话账单？噢，你说他的。先付清，再把收据寄给我。没问题。最好还是邮寄给斯屈克兰。”

“我已经寄给你了。”史迈利捺住性子说，“我要你清查出可追踪的电话。”

“我马上查。”拉康爽快地说，“没别的事了吗？”

“没有，没有，我想没有。没事了。”

“睡一下吧。你听起来好像筋疲力尽了。”

“晚安。”史迈利说。

史迈利再次将安恩的放大镜牢握在掌中，继续他的查验工作。凹室的地板铺了地毯，显然是白色的；车饰缝线的沙发，顺着背后的布幔，弯成马蹄形。背景里有一扇被帘幕掩住的门，还有那两名男子脱下的衣服——外套、领带、长裤——像在医院般整整齐齐地挂着。桌上有一个烟灰缸，史迈利认真地想要读出边缘所写的字。经过放大镜的仔细查看之后，他这位不及格的语言学家推断，那是四个字母“A—C—H—T”组成的星星（或想像的）形状，但整个字的真正意思到底是德文的“八”或“注意”，还是其他更罕见的字——或者这四个字母是某一个字的一部分，他无法判断。在目前的阶段，他也不想尽力探究，宁可将这些情报储存在他的心灵深处，等到拼图的其他部分浮现，再来完成。

安恩打电话来。再次地，或许，他又打盹了，因为他事后回想，自己完全没听到电话铃声，但当他缓缓地将听筒举到耳边时，就听见了她的声音：“乔治，乔治。”仿佛她已哀求他许久，而他直到此时才有力气或意愿回答。

他们宛如陌生人般展开对话，或许更贴切地说，是宛如求爱。

“你好吗？”她问。

“很好，谢谢你。你好吗？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说真的，”安恩坚称，“你好吗？我想要知道。”

“我告诉你了，我很好。”

“我早上打电话过来，你为什么没接？”

“我出去了。”

一片沉默，她显然正在思考这个薄弱的借口。对她而言，电话从来就不是干扰，从来不会让她联想起紧急事故。

“出去工作？”她问。

“拉康的一些行政事务。”

“他现在都这么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

“他太太离开他了。”史迈利解释说。

没有回答。

“你常说她聪明的话就会离开他。”他继续说，“她应该及早脱身，你常这样说，免得成为另一个为国服务的艺伎。”

“我改变看法了。他需要她。”

“但她，我想，已经不需要他了。”史迈利说，以一本正经的口吻隐藏自己的情绪。

“傻女人。”安恩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沉默的是史迈利，他思索着安恩突然推到他面前的抉择，这是他未曾企求的重大抉择。

重新在一起，她有时会这样说。

忘却伤痛，忘却一长串的情人；忘却比尔·海顿，那个圆场的叛徒，每一次看见她，海顿的阴影就笼罩着她的脸庞，那是他永远背负的伤痛记忆。比尔，他的朋友；比尔，他们这一代的精英，开心果，万人迷，破除旧习又循规蹈矩的人物；比尔，生性狡诈，他对终极背叛的渴求，引领他走到苏联床边，以及安恩的床上。接着上演另一段蜜月，飞到法国南部，吃美食，买新衣，玩所有爱人都会玩的“让我们假装”的游戏。但能维持多久呢？还要多久，她的笑容就会开始消退，她的眼神开始呆滞，而那些虚构关系就开始需要她到远方去治疗那些虚构关系失调症呢？

“你在哪里？”他问。

“希尔达家。”

“我以为你在科尼什。”

希尔达是个离婚女人，运道还不错。她住在肯辛顿，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脚程。

“希尔达呢？”他问，对这个消息安然处之。

“出去了。”

“整晚？”

“我想是，你知道希尔达的。除非她带他回来。”

“嗯，那么我想，她不在，你就要尽量自己找乐子。”他说，但他说话时，却听到她轻声唤着“乔治”。

一阵深沉、猛烈的恐惧紧紧攫住史迈利的心。他的目光愤然穿过房间，投注在阅读椅上，看见那张照片仍在阅读架上，摆在放大镜的旁边；记忆澎湃潮涌，他记起了在这不见尽头的一天里，所有暗示他、悄悄告知他的事；他听见来自过往的鼓声，召唤着他付出最后的心力，去揭露、去解决他曾与之共生的冲突；而且，他希望她别靠近他。告诉麦斯，这是有关睡魔的事。饥饿、疲累与困惑却使史迈利的思绪格外清澄，他很确定，她不应该与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他知道——他才正要开始——但他仍知道，尽管非常怪异，他却很可能有机会在迟暮之年，重返生命中那些因雨取消的赛程，重新完成赛局。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他的行动中，他不要有安恩，不要有假装出来的平静，不要有污点证人来阻挠他的独力追索。他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心意。但现在，他明白了。

“你不应该，”他说，“安恩，听着，你不该来这里。这与选择无关，而是现实的问题。你不该过来。”他的话听在自己的耳朵里显得很奇怪。

“那你过来。”她说。

他挂掉电话。他想像她哭了起来，然后掏出通讯簿，看谁是她的头号忠诚使徒——她自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能在他的住处带给她安慰。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拉康的解决方案。他走进厨房，却忘了为什么，于是开始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苏打水，他想。太迟了。没加也无所谓。我一定是疯了，他想。我在追寻幻影，什么也没有。年迈的将军有个梦，而且因此丧生。他还记得王尔德说：人因某个目标而死，并不会让这个目标变成正确无误。一幅画歪了，他动手扶正，太过了，太少了，每一次都后退几步瞧着。告诉他，是有关睡魔的事。他回到阅读椅，和他的那两个妓女身上。他用放大镜集中焦点，观察之入微，足令那两名女郎狂奔去着衣。

显而易见，她们都是这一行的高档角色，肉体鲜嫩，年轻，修饰得宜。而挑选她们的人，似乎也刻意——或许只是出于巧合——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左边的女郎金发碧眼，容貌姣好，甚至有些古典美，长腿，胸部小而挺。而另一名女郎则是黑发，壮硕，臀部丰满，容貌艳丽，或许是欧亚混血儿。他记下来，金发女郎戴着弓形的耳环，这突然令他心中一动，因为在他有限的女性经验中，耳环总是最先脱下的东西。安恩离开家时没戴耳环，令他心灰意冷。除此之外，他实在想不出对这两名女郎还有什么可评论的，因此，再吞下一大口纯威士忌之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两名男子身上，再一次——如果他肯承认，其实从见到这张照片的第一眼起，他的注意力就在这两人身上。就如同两名女郎各异其趣，这两个男人也完全不同，虽然在男人身上——因为他们年纪较大——这种外貌差异表现出的是城府与个性的不同。抱着金发女郎的男人金发白肤，乍看之下有些迟钝；而抱着黑发女郎的男子，不仅皮肤黝黑，而且容貌里还有着拉丁人——甚至是地中海东岸与爱琴海诸岛人种——的机灵，那抹具感染力的微笑，让他成为照片中最引人注意的人。金发男子体形高大，舒懒俯卧着；黑发男子个头小，却聪明风趣，足以成为他的弄臣：一个古灵精怪的小鬼头，有一张和善面孔，耳朵上方却长了一对扬起的角。

突如其来的焦虑——事后想想或许是一种预感——让史迈利先观察金发男子。这该是对陌生人感到较自在的时候了。

这人的躯体结实，但不是运动员型的，他的四肢笨重，看来缺乏力道。皮肤与头发的颜色，让他更显肥胖。他那一双手，一只张开放在女郎的身侧，另一只环住女郎的腰，肥胖而拙劣。史迈利举起放大镜，缓缓地从他光裸的胸膛，往上移动到他的头。有个聪明的家伙曾宣告恶兆似的写道：年到四十，男人会有他应得的面容。史迈利并不相信。他知道有些诗人的灵魂，禁锢在粗野的面貌之下，而有些罪犯却有着天使的外表。无论如何，这张面孔既算不上资产，在照相机镜头的捕捉之下，也完全没有魅力可言。以性格而论，那张脸可以分成两部分：下半部，因赤裸裸的感官欢愉而露齿作笑，张着嘴，正对着他的男伴说话；上半部，主宰的是一对小而无光泽的眼睛，既无笑意也无欢愉，似乎以孩子般冷淡、目不转睛的漠然神态看着他们周遭的一切。他的鼻子扁平，头发丰厚，是中欧的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