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安恩可能会这样说，她常看了报纸上的照片，就对人断下定论。贪婪，软弱，邪恶。别这样。很可惜，她没对海顿作出相同的定论，他想，或者应该说是没有及时作出判断。

史迈利走回厨房，洗把脸，然后想起来，他进厨房是为了替他的威士忌加些水。重新坐回阅读椅后，他用放大镜开始查看第二个男人，那个弄臣。威士忌让他保持清醒，但也让他想睡。她为何没再打来？他想。如果她再打来，我会去找她。但在现实里，他的心思全在第二个男人脸上，因为似曾相识的感觉令他非常困扰，就如同之前困扰伟林与欧斯特拉柯娃的那种共谋感觉一样。他凝视着这张面孔，疲倦翩然离去，他似乎已从中得到能量。有些脸孔，如同伟林今早所说的，在我们看见之前就已熟悉；有些脸孔我们只见过一次，就终生记得；有些脸孔我们天天看见，却完全记不起来。但这张脸孔呢？

法国画家图卢兹—洛特雷克34的脸——如果看他那双凝神注视着某人，甚至带着色欲的迷情乱意的眼睛史迈利想，惊奇地看着。安恩可能会立即掳获他，因为他具有她所喜欢的危险特质。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如果看那幻彩绚灯所照亮的瘦削、纠结的侧脸。一张劈开的脸，消瘦、棱角分明，从额头、鼻子到下巴，仿佛都在一阵强风肆虐后裂开来。一张图卢兹-洛特雷克的脸，敏捷而令人喜爱。一张伺候、等待着的脸，他绝非受人服侍的那一方。在奉承的微笑背后，有着燃烧至最高点、伺机而动的怒火。安恩可能较不喜欢这一面。史迈利放下照片，缓缓地站起来，好让自己保持清醒。他蹒跚地在房间里踱步，想理出头绪，但枉然。他怀疑这一切是否真如他的想像。有些人会传送信息，他想。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们，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让你了解他们过去的一切。有些人就是亲密的化身。

在安恩的写字桌旁，他停了下来，再次盯着电话。她的。她的和海顿的。她的和每一个人的。平整型，他想。或者是细长型？为了这过时、充满未来派风格的外型，邮局还多收了五英镑，但带来的欢乐效果实在令人怀疑。我的浪女电话，她常这样说。小声的鸟鸣给我的小情人，大声的呜呜声给我的大人物。他知道电话正在响。响了好久，小声的鸟鸣给小情人。他放下酒杯，依旧瞪着颤动不已的电话。她听音乐时，常把电话放在地板上，在她的唱片堆中，他还记得。她喜欢躺在电话旁边——在火炉旁，就在那里——一腰拱起，以备随时可以接电话。睡觉时，她会拔掉插头，带着电话上床，好在夜里带给她慰藉。当他们做爱时，他知道自己不过是那些没打电话给她的男人的替代品。第一号使徒的替代品。比尔·海顿的替代品，尽管他已去世。

电话铃声停止了。

她现在在做什么？试着找第二号使徒？身为美人儿，安恩是一回事，她不久之前曾对他说，但不久后身为迟暮美人的安恩就是另一回事了。身为迟暮而丑陋的我则又是另一回事，他愤然想。拿起照片，他重新凝聚注意力，再次沉湎于思虑中。

阴影，他想。光明与黑暗的污痕，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就在我们蹒跚前行的道路上。小鬼头的犄角，魔鬼的犄角，我们的影子比我们自己还大得多。他是谁？他以前是谁？我见过他。我没有。如果我没见过他，我又怎么会知道他？他是某种供货商，有东西要卖的人——那么，是情报？梦想？现在已睡不着的他，伸展四肢瘫在沙发上——只比上楼躺在床上好一些——面前摆着照片，开始潜入记忆深处，搜寻他漫长职业生涯中的一幕幕场景，拿起灯，照亮那些几乎已遗忘的面孔。江湖郎中、炼金术士、杜撰故事的人、沿街叫卖的人、中间人、无赖、流氓，偶尔还有一些英雄人物，但这在他阅人无数的经历中，却只是配角。他寻找着一张神圣的脸孔，像分享秘密的人一样，游出这张小小的照片，停泊在他摇荡不定的意识中。灯的光束倏然飞过，略一迟疑，又再回来。我被黑暗骗了，他想。我是在光线明亮处见到他的。他看到一间气氛诡谲、亮着霓红灯的旅馆房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这陌生男子微笑着盘踞在角落，叫着他“麦斯”。一个小个头的大使——但代表了什么团体，什么国家？他只记得一件天鹅绒衣领的大衣和一双结实的小手，兀自舞动着。他记得那对热情洋溢、充满笑意的眼睛，利落的嘴巴快速开合，但他听不到只字片语。他感觉到一种失落感——失去目标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感觉，在他们说话时罩下朦胧的阴影。

或许，他想。一切都只是或许。或许瓦拉狄米尔是被一个嫉妒的丈夫射杀，他想。此时，前门的门铃却突然像秃鹰般对他尖叫，两声。

她忘了她的钥匙，一如往常，他想。他还没意会过来，就已走到门口，和欧斯特拉柯娃一样，他也锁上门链。他拉着锁链，叫道：“安恩，等一下！”手指却没有任何感觉。他用力扯下门链，听见整个房子响起刺耳的回声。“我来了！”他大叫，“等一下，别走！”

他用力把门推得大开，只见门在门槛上摆动。他伸出肥胖的头，像是一份祭品，献给午夜的空气，也献给那包裹在黑亮皮衣里的人。那人手夹安全帽，站在他面前，宛如死神的哨兵。

“我不是有意要惊动您，长官。我确定。”那陌生人说。

史迈利手抓住门口，只能瞪着这个入侵者。他个头很高，短发，眼睛里反射出毫无必要的效忠精神。

“傅格森，长官。您记得我吧，长官？傅格森。我以前替伊斯特哈斯先生的点灯者安排交通工具。”

他那辆附有挎斗的黑色摩托车，停在他背后的路边石上。在路灯的照耀下，摩托车擦得晶亮的美丽外表闪闪发光。

“我以为点路灯组已经解散了。”史迈利说，依旧瞪着他。

“是解散了，长官。分散到四个单位去了，真是遗憾。袍泽的感情，精神，全都消失不见了。”

“那么，是谁雇用你？”

“嗯，没有人，长官。非正式的，你可能会这样说。但我还是站在天使这一边，一直如此。”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天使。”

“不，这当然是事实。所有的人都难免犯错，我会这么说。特别是在这些日子以来。”他拿着一个棕色信封，要交给史迈利。“您的某些朋友，长官，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了解这是您所要求的电话账单。一般来说，我们都可以从邮局得到很好的响应。晚安，长官。很抱歉打扰您。该是您睡一下的时间了，不是吗？好人很少见，我总是这么说。”

“晚安。”史迈利说。

但他的访客仍然踌躇不走，仿佛讨赏的人。“您真的记得我，是不是，长官？只是有些迟疑而已，对不对？”

“当然。”

天上有星星，他关门时注意到了。澄亮的星星，被露水吞噬。他打了个寒战，在安恩为数甚多的相本中抽出一本，从中央翻开。这是她的习惯，在她喜欢拍快照的那段期间，她都把底片藏在后面。史迈利挑了一张他俩在费拉角35的照片——安恩穿着泳衣，他则惜肉如金——他把底片拿出来，放进瓦拉狄米尔的那张底片。他清理化学药剂与器材，把照片藏进他那套一九六一年版《牛津英语辞典》的第十册里，在“昨天”（yesterday）的“Y”项下。他打开傅格森的信封，疲倦地看了一眼内容，记住几个打进来的电话，和“汉堡”这个字，就把全部的明细表丢进书桌的抽屉里。明天，他想；明天是另一个谜题。他爬上床，一如往常，无法确定该睡哪一侧。他闭上眼睛，所有的问题立即轰然而至，他早已料到，疯狂、杂沓地轰炸着他。

为什么瓦拉狄米尔不找赫克特？他已问过上百遍。为什么老人把伊斯特哈斯，别名赫克特，比拟成“城里的银行，一下雨就要收走你的伞”？

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打电话给她？火速穿上衣服，赶到她身边，像个秘密情人，天亮时偷偷溜走？

太迟了。她已经有伴了。

突然之间，他极度渴望着她。他无法忍受没有她的空间，他企盼着她笑得花枝乱颤的身体，听她恳求着他，说他是她惟一的真爱，她最好的爱人，她不要别人，永远。“女人是无法无天的，乔治。”她有一次对他说，那时他们躺着，享受难得的平静。“那我算什么？”他问，她回答说：“我的法律。”“那海顿是什么？”他问。她笑着说：“我的无政府状态。”

他又看见那张小小的照片，洗好的照片，就像那个小个子的陌生人，在他逐渐沉没的记忆里。一个小个子男人，一道庞大阴影。他记得伟林描述的那个在汉堡渡轮上的小个子，随风扬起如犄角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带着警告意味的眼睛。将军，他思绪混乱地想着，你不再派你那位神奇的朋友来了吗？

或许。一切都是或许。

汉堡，他想，迅速地起床，披上晨袍。回到安恩的书桌，开始仔细研究瓦拉狄米尔的电话账单明细，那是某位邮局职员用工整的笔迹所缮写的。拿出一张纸，他开始摘要写下日期与注记。

事实：在九月初，瓦拉狄米尔接到巴黎来信，并将之移出米凯尔的掌握。

事实：大约在相同的日期，瓦拉狄米尔很罕见地打了花费极高的长途电话到汉堡，由总机转接，可能是为了便于日后申请费用。

事实：三天之后，八号，又有一次，瓦拉狄米尔接到一个汉堡打来的对方付费电话，费用是两英镑八，来电号码、通话长度、时间，都在明细上，来电号码与瓦拉狄米尔三天前打的那个电话号码相同。

汉堡，史迈利再度思索，他的心思又飘向照片上的那个小鬼头。对方付费的电话热线持续不断，直到三天前；九个电话，总金额为二十一英镑，所有的电话都是从汉堡打给瓦拉狄米尔。但是，到底是谁打给他？从汉堡？谁？

突然之间，他记起来了。

在旅馆房间里的朦胧身影，那个笼罩小鬼头的巨大阴影，就是瓦拉狄米尔自己。他看见他俩并肩站着，都穿着黑色外套，巨人与侏儒。那间有着背景音乐与格子花纹壁纸的低级旅馆，就在希思罗机场附近，这两个外表极不相称的男人，飞到这里进行会谈。那是史迈利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职业身份在他耳中轰然粉碎。麦斯，我们需要你。麦斯，给我们一个机会。

史迈利拿起电话，拨了汉堡的电话号码，听见另一端传来一名男子的声音：只说了“喂”，非常轻柔的德文，接着就是一片沉寂。

“我想找狄特·法斯班德先生。”史迈利说，随口杜撰了一个名字。德文是史迈利的第二语言，有时甚至是他的第一语言。

“这里没有法斯班德。”同一个声音略微停顿之后冷淡地说，仿佛讲电话的人一面在与其他人商量着什么事。史迈利隐约听见背景里的音乐声。

“我是列伯。”史迈利不为所动，“我有紧急的事要找法斯班德先生。我是他的合伙人。”

又是一阵延宕。

“不可能。”一阵停顿之后，那个声音不客气地说——然后挂掉。

不是私人住宅，史迈利想，立即将他的印象写下来——接电话的人有太多选择。不是办公室，因为有哪一种办公室会播放轻柔的背景音乐，而且在星期六午夜还上班的？旅馆？有可能，但如果是旅馆，无论规模大小，一定会将他的电话转到接待柜台，而且多少都会以礼相待。餐厅？太鬼鬼祟祟，太戒备了——而且，他们一接到电话，不也一定会先报出名号吗？

别再勉强拼凑了，他警告自己。先收在一边吧。耐心。但时间如此之少，他又如何能有耐心呢？

回到床上，他翻开一本科贝特36的《骑马乡行记》，想要读，但他的思绪仍散漫地徘徊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他对公民义务的体认，以及他对奥立佛·拉康所说的话，有多看重，或有多轻忽：“你的责任，乔治。”然而，谁又能真正听命于拉康？谁又能把拉康的只字词片语当成恺撒的令箭？

“移民进，移民出。两脚好，两脚坏。”他大声地自言自语。

史迈利觉得，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类似的顺口溜，似乎总代表了白厅政策的大转变；代表了自制，克己，永远是啥事都不做的另一个理由。他看着白厅的裙子缩短，又放长；她的皮带勒紧，放松，又勒紧。他曾经是目击证人，或者是受害人，甚至是情非得已的先知，见证着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狂潮，从单边主义，平行主义，分离主义，运作移转，迄至现今的整合，如果他对拉康最近的漫谈记忆无误的话。每一个新的主义，都被吹捧成无所不能的万灵丹：“现在我们可以克服一切，现在机器可以运转了！”但每一个主义都挥泪出局，只留下依旧混沌的英国。身处其中，回顾过往，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终此一生都是个调停者。他非常容忍自制，希望其他人也能自我节制，但却失望了。他在后面的房间劳苦工作，那些浅薄的人却把持了舞台。他们牢牢把持。要是在五年前，他绝对不会容许自己如此感情用事。但今天，平静地凝视自己心灵深处，史迈利知道自己不受驾驭，或许是无法驾驭；惟一能限制他的，是他自己的理性，与他自己的人性。他的婚姻是如此，他的公务生涯亦如此。我把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制度上——他不带怨恨地想——而今我所留下的，就只有我自己而已。

对卡拉是如此，对我的黑色圣杯也是如此。

他无法克制自己，他永不歇息的心使他无法平静。他瞪着眼前的幽暗朦胧，想像他看见卡拉站在自己面前，在流转不止的夜色中，不断碎裂、重组。他看见那双紧紧相随的棕色眼睛估量着他，正如百年前在德里监狱的那间审问地窖里，他也从一片暗黑中估量着自己。那双眼睛乍看之下非常敏感，似乎流露出极好的情谊；接着，却像融化的玻璃逐渐变硬，直到变得易碎、无可曲挠。他看见自己踏上德里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从柏油碎石路跃上身的印度高温，令他望而生畏。史迈利化名巴拉克劳夫，或史坦法斯特，或者是他那周随手抓起的任何名字——他忘了。这是六十年代的史迈利，无论如何，商务旅客史迈利，他们这样叫他，圆场负担经费，让他跑遍四分之一个地球，对那些想投诚的莫斯科中央官员，提供重新安置的条件。莫斯科中央当时正进行定期整肃，苏联原野的林木又正茂密，官员们都很怕回家。这是安恩的丈夫与比尔·海顿的同事史迈利；他最后的幻想仍未破灭。这是再次面临家庭危机的史迈利，因为那年安恩爱上了一个芭蕾舞者，还没轮到海顿呢。

依然处在安恩卧室的暗黑中，他回想起搭着嘎嘎作响、喇叭乱鸣的吉普车到监狱，笑闹的孩子们吊在车尾板上；他看见牛车和无止境的印度人群，以及棕色河堤上林立的临时小屋。他闻到粪肥和烟熏不断的火的气味——烹调的火和净化的火，收拾死者的火。他看见古老监狱的铁门纳他入内，穿着无懈可击笔挺英国制服的狱卒穿过满坑满谷席地而坐的囚犯走来。

“这边请，阁下，长官！麻烦请跟我来，阁下！”

一个欧洲囚犯，自称格茨曼。

一个灰发的小个子，有双棕色眼睛，穿着红色的棉袍，宛如早已绝迹的祭司，惟一的幸存者。

他的手腕上了手铐：“请松开他，警官，给他一些烟。”史迈利说。

一个囚犯，伦敦识破他莫斯科中央情报员的身份，现在等着被遣返莫斯科。一个冷战的小步兵，身份被揭发之后，谁知道——确定地知道——被遣送回莫斯科之后，会是面对劳改营或行刑队，或两者皆是；落入敌人手中，在中央眼里，就等于变成敌人——是说出秘密还是保持缄默，都不重要。

加入我们，史迈利隔着铁桌对他说。

加入我们，我们会救你一命。

回家，他们会送你一死。

他的手冒着汗——史迈利的手，在监狱里。高温逼人。来根烟吧，史迈利说——这里，用我的打火机。那是金色的打火机，因史迈利自己手掌的汗湿而闪闪发亮。刻着字。是安恩为了弥补行为不端所送的礼物。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爱有小爱与大爱，安恩喜欢这么说，但在构想题词时，她把两种爱都赠给了他。这或许是她惟一一次这么做。

加入我们，史迈利说。救你自己。你没有权利不救你自己。起初是机械化的动作，接着是充满热情的诉说，史迈利不断重复相同的论点，他自己的汗水如雨滴般洒落桌面。加入我们。你没有任何损失。你早已失去了那些在苏联爱你的人。你回国，只会让他们的处境更糟，不会更好。加入我们。我求你。听我说，听我的论点，我的哲学。

等待着，他益加恳切的要求，等待着他一丝一毫的响应，但一而再，再而三，一切都只是枉然。等待着那双棕色眼睛灵光闪动，等待着那坚毅不屈的嘴唇从香烟翻腾的云雾中吐出一个字——好，我加入你们。好，我同意提出报告。好，我会接受你们的钱，你们安置的承诺，以及叛国者的余生。他等待着那双没铐手铐的手，停止把玩安恩的打火机，乔治留念，爱你的安恩赠。

但史迈利越是恳求，死守教条的格茨曼就越沉默。史迈利硬塞给他答案，但格茨曼却没有问题来支持这些答案。渐渐地，格茨曼的坚持到底，令人心生敬畏。他是个准备好要上绞刑台的人；他宁可死在朋友之手，也不愿在敌人手中苟延残喘。第二天早晨，他们分道扬镳，各自面对注定的命运：格茨曼，不顾一切，飞回莫斯科，设法撑过整肃，追求发展，而史迈利，发着高烧，回到他的安恩身边，享受她不算完全的爱。根据事后的了解，格茨曼不是别人，正是卡拉本人，也就是吸收比尔·海顿的人，他的项目官员，良师益友。卡拉鼓动比尔上安恩的床——正是史迈利现在躺着的这张床——以遮蔽史迈利无情的眼光，让他看不见比尔更大的背叛，对组织、对情报员的背叛。

史迈利的眼睛直视眼前的黑暗，卡拉，你现在又要找我做什么？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

睡魔，他想，在你该让我回去睡觉的时候，为何要吵醒我呢？

欧斯特拉柯娃依旧禁锢在她狭小的巴黎公寓中，身心同受折磨，她无法入睡，即使她很想。睡魔全部的魔术也无法帮她。她转身侧躺，被挤压的肋骨苦苦哀鸣，仿佛刺客的手臂仍然攫住她，准备将她抛到车下。她试着背朝下躺，但臀部的疼痛让她恶心欲吐。而当她腹部朝下俯卧，胸部的酸痛恰似她哺育亚莉珊卓时的经验，那只有几个月，就在她抛弃亚莉珊卓之前，而她痛恨那种感觉。

这是上帝的惩罚，她告诉自己，但却非坚信不疑。不待清晨来临，她回到欧斯特拉柯夫的安乐椅上，把他的手枪摆在膝上，让清醒着的世界，一个或两个小时都好，拯救她脱离她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