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火车到图恩，花了半个钟头。出了车站，史迈利四处闲逛，浏览橱窗，绕了些路。有些人会有英雄气概，想为国捐躯，他想……宰割，反而会使某些人更顽固……他怀疑，自己又会如何面对宰割呢？
这是个阴沉单调的日子。少少几个行人，是缓缓飘过雾中的影子；湖里的水流在水闸处冻结成冰。偶尔，云雾裂开隙缝，让他瞥见城堡、树木和城墙的一角。接着，云雾又再次掩盖一切。雪花堆积在鹅卵石上，堆积在温泉树瘤结满布的枝桠上。几辆车亮着车灯驶过，轮胎在雪融的泥泞中发出噼啪声。只有橱窗里有不同的颜色：金色的手表，缤纷如国旗的滑雪装。“最早十一点到那里。”托比说，“十一点已经算太早了，乔治，他们要十二点才会到。”此时才十点半，但他需要时间，他需要在安顿下来之前四处逛逛；他需要时间，就像恩德比说的，“好让我的家伙准备就绪”。他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看见城堡耸立在面前。拱廊变成人行道，接着是阶梯，然后是陡峭的斜坡。他继续往上爬，经过一间英国茶馆，一间美国酒吧，一间绿洲夜总会。每一间店都有地名，每一间都有霓虹灯，每一间都是无色无味的仿作。但这些无法摧毁他对瑞士的热爱。他走进一个广场，看见银行，就是那家银行。对街上有一家小旅馆，就像托比描述的，一楼是咖啡馆兼餐厅，楼上才是一间间的客房。他看见一辆黄色邮车大大咧咧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弯道里，他知道那是托比布下的定点岗哨。托比对邮车的信心终生不渝；他走到哪里都偷邮车，说这些车不容意引起别人注意，也不容易让人记得。他换上新的车牌，但车牌看起来比车还旧。史迈利穿过广场。银行门上的告示写着：“营业时间：周一至周四，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五点；周五，上午七点四十五分至下午六时十五分。”“格里高利耶夫喜欢午餐时间，因为在图恩，没有人会浪费午餐时间到银行去。”托比这样说，“格里高利耶夫错得离谱，他以为安静就是安全，乔治。空荡荡的地方，空荡荡的时间，格里高利耶夫这么醒目，反而让自己很尴尬。”他穿过一座行人桥。时间约在十到十一点之间。他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可以一览格里高利耶夫银行全貌的小旅馆。真空里的压力，他边想边倾听自己滑溜的脚步声，与排水沟里的潺潺水声。宰人，乔治，总是要碰运气。卡拉会怎么做？他纳闷地想。专制主义者会做哪些我们不会做的事？史迈利想不出来，因为缺乏准确合理的不明推论法。卡拉会搜集作战情报，然后他会找出自己的方法，冒险碰运气。他推开咖啡馆的门，温暖的空气迎面扑来。他在标示着“保留”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在等贾可比先生。”他告诉那个女孩。她避开他的眼睛，不以为然地点点头。那女孩苍白木然，完全没有表情。他点了一杯奶油咖啡，玻璃杯装，但她说，如果是玻璃杯装的咖啡，就必须加杜松子酒。
“那么就用咖啡杯吧。”他投降说。
为何他一开始时要用玻璃杯装？
真空里的压力，他再次想着，环顾四周。运气就在空白的地方。
咖啡馆满是摩登的瑞士古风。灰泥壁柱上悬挂着交错的塑料枪。隐藏式扩音器播放着无害的音乐；吐露衷情的声音，随着每一次播报的内容转换不同的语言。角落里，四个男人静悄悄地玩牌。他望向窗外，看着空无一人的广场。雨又开始下了，雪白的天地变成一片灰蒙蒙。一个戴着红色羊毛帽的男孩骑脚踏车经过，帽子像个手电筒，沿路远去，直到为雾气所淹没。他注意到，银行的门有两扇，由电眼控制开关。他瞧着手表，十一点十分。收钱的抽屉叮当作响。咖啡机发出嘶嘶声。玩牌的人又开始新的一把。墙上挂着几个木盘。穿着传统服装跳舞的男女。还有什么可看的？灯是锻铁打造的，但室内的照明却是从环绕天花板的一圈毫无遮掩的灯光而来，非常刺眼。他想起香港，位于十五楼的巴伐利亚式啤酒吧，相同的心情，等待着永远不会有的解释。今天只是准备而已，今天连手段都算不上。他再次望着银行。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他想起自己耗费一生等待着他再也无法界定的东西，姑且称之为决心吧。他记起安恩，和他们最后一次散步。真空里的决心。他听见椅子的吱嘎声，看见托比向他伸出手，很瑞士风范地握了手。托比的脸闪闪发亮，仿佛刚跑完步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五分钟前离开艾尔芬诺的家。”他很平静地说，“格里高利耶娃开的车。很可能他们在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没命了。”
“脚踏车呢？”史迈利担心地说。
“像平常一样。”托比拉开椅子说。
“上个礼拜是她开车吗？”
“上上礼拜也是。她坚持，乔治。我是说，这个女人简直是怪物。”那女孩不等叫唤就径自端了一杯咖啡过来。“上个礼拜，她真的把格里高利耶夫从驾驶座上拉下来，然后开车撞上大门的门柱，动弹不得。保利和加拿大比尔笑到不行，害我们还以为是受到静电干扰才有杂音呢。”他友善地拍着史迈利的肩膀，“听着，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相信我。美好的光线，美好的展示，你需要做的，就只是舒服地坐着，欣赏表演。”
电话响了，女孩叫着：“贾可比先生！”托比随意地走到柜台。她把话筒递给托比，托比不知低声说了什么，让她脸红起来。厨师和他的小儿子从厨房走来：“贾可比先生！”史迈利桌上的菊花是塑料的，但有人在花瓶里装了水。
“再见！”托比愉快地对着电话说，然后走回座位。“每个人都就绪了，每个人都快乐。”他很满意地宣布，“吃点东西，好吗？享受一下，乔治。这里是瑞士。”
托比欢欢喜喜地走到街上。欣赏表演，史迈利想。没错。我编写剧本，托比制作，此刻我能做的就是观赏。不，他纠正自己，是卡拉编写剧本，这有时很令他担忧。
两个背着登山背包的女孩走进银行。一会儿之后，托比也跟着进去。他要把银行挤个水泄不通，史迈利想。在托比之后，是一对手挽着手的年轻夫妇，接着是提着两个购物袋的肥胖妇人。黄色的邮车稳如泰山，没有人会移动邮车的。他注意到一座公共电话亭，有两个人挤在里面，或许是在躲雨。两个人比一个人不易引人注目，他们在沙拉特总是这么说，而三个人又比两个人更不醒目。一辆没载人的游览车经过。钟敲响了十二下。一如预期，一辆黑色的奔驰从雾中左摇右晃地出现，湿湿的车头灯在鹅卵石上闪闪发亮。车子笨拙地撞上路边石，在银行门口停下，离托比的邮车六英尺远。苏联大使馆车辆的号码最后两个数字是七三，托比这么说，她让他下车，开车来回绕着街道，等他出来。但今天，因着这见鬼的天气，格里高利耶夫夫妇显然决定蔑视停车法规，以及卡拉的律法，靠着外交车牌让他们免于麻烦。前座乘客席的门打开来，一个穿黑西装、戴眼镜的结实男人，带着一个公文包，跑向银行入口。史迈利刚把格里高利耶夫一头灰发与无边眼镜的影像记在心中，一辆货车就挡住了他的视线。等货车移开，格里高利耶夫的身影已经消失了，但史迈利倒是很清楚地看见格里高利耶娃本人，惊人的庞大身躯，一头红发，脸上挂着新手驾驶的不悦神色，独自坐在驾驶座上。乔治，相信我，她真的是个心态不正常的女人。此刻看着她，她下颚的模样，她莽撞的目光，史迈利第一次，尽管仍稍有保留，同意托比的乐观主义。如果恐惧是宰割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元素，格里高利耶娃必定是那个会恐惧害怕的人。
透过心灵之眼，史迈利想像着银行里上演的场景，一如他和托比所策划的一样。这家银行很小，七个人就能把它挤爆。托比要替自己开个私人账户：贾可比先生，几千法郎。托比会占据一个柜台，办理小小的手续。汇兑柜台也没问题。两个托比的手下，带着货币兑换表，足让他们忙上好几分钟。他想像托比欢天喜地地吵嚷不休，让格里高利耶夫不得不提高音量。他想像那两个背登山背包的女孩集体行动，一个背包不小心砸到格里高利耶夫脚上，趁机记下他对出纳讲的话，隐藏式的照相机从手袋、背包、手提箱、铺盖，或任何可以塞得下的地方按下快门。“就和行刑队一样，”史迈利担忧按快门的声音时，托比解释说，“每人都听见扣扳机的声音，只有受刑的人听不见。”
银行门缓缓滑开。两个生意人出现，调整着身上的雨衣，仿佛刚从厕所出来似的。带着购物袋的胖妇人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再来是托比，喋喋不休地和那两个出行的女孩聊天。接着，是格里高利耶夫本人。他什么都没注意地跳上黑色奔驰，飞快地在妻子脸颊上亲了一下，格里高利耶娃来不及转开头。史迈利看出她的话里流露出批评，但他回答时却带着安抚的微笑。没错，史迈利想，他一定对她怀有罪恶感；没错，他想起监视者对他的喜爱；没错，我了解。但格里高利耶娃并没开车离去，还没离去。格里高利耶夫还没关好车门，一个穿着柠檬黄雨衣、容貌依稀熟悉的高大妇人，沿人行道走来，用力敲了敲乘客席的窗户，递给格里高利耶娃一张似乎是告发停车在人行道罪行的单子。格里高利耶夫很尴尬。格里高利耶娃倾身越过他，对着车外的妇人大声咆哮——即使在过往车辆的噪音中，史迈利仍然听见她用笨拙的德文说着“外交官”之类的字眼，但那妇人站在原地不动，手挽着手提袋，在他们车子离去时仍咒骂不已。她一定以银行门口为背景，拍了一张他们坐在车里的照片。他们利用针孔相机照相，六个针孔，镜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托比回到咖啡馆，坐在史迈利身边，点燃一根小雪茄。史迈利可以感觉到，他像狗刚追完猎物一样兴奋颤抖。
“格里高利耶夫照旧领了一万。”他说，他的英文变得有些草率，“和上礼拜一样，也和上上礼拜一样。我们拍到了，乔治，全部的场景。小伙子们很开心，女孩们也是，乔治。我是说，他们真是太神了。绝对是最顶尖的好手。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的团队。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史迈利没想到他会这样问，笑了起来。
“他一定很怕老婆。”他赞同地说。
“好人一个，知道我的意思吗？很讲理。我想他的行为也会很合理。这是我的看法，乔治。那些小伙子也这样想。”
“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离开这里之后去哪里？”
一个尖锐的男声打断他们：“贾可比先生！”
但那只是厨师端着一杯杜松子酒来祝托比健康，托比也回敬。
“在车站的餐厅吃午饭，第一流的。”他继续说，“格里高利耶娃吃猪排和薯片，格里高利耶夫吃牛排，一杯啤酒。他们可能也会喝几杯伏特加。”
“午餐之后呢？”
托比神采奕奕地点点头，仿佛这个问题不言自明。
“当然，”他说，“他们是到那里去了，乔治，打起精神。那个家伙一定会屈服的，相信我。你没有像那样的老婆。而且娜塔莎是个可爱的孩子。”他压低声音，“卡拉是他的饭票，乔治。你总是不了解这些简单的事。你想她会让他放弃那间新公寓？奔驰？”
亚莉珊卓的每周访客抵达了，总是同一天，总是相同的时间，在星期五的午休时间之后。一点钟吃午饭，星期五总是吃冷肉配薯片，加上苹果派，或者是梅子派，视季节而定。但她没办法吃，有时她会表演一场呕吐，或冲进厕所，或叫费莉希狄来，用最下流的言语抱怨食物的品质。这招每次都能惹恼她。宿舍一向以自家种植的水果自豪，而且费莉希狄办公室里的宣传小册也有许多水果、花卉的照片，和阿尔卑斯山的溪泉山景相提并论，仿佛上帝，或修女们，或卢迪医生，是专为病人种植了这一片富饶之地。午餐之后是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而在星期五，这就是亚莉珊卓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一整个礼拜里最难熬的时间。她必须在白色的铁床上，假装放松，事实上却暗自向所有能帮她的神祈祷，希望安东叔叔被车碾过，或心脏病发，或最好是不再存在——与她自己的过去，她自己的秘密和她自己的名字，塔蒂亚娜，一起尘封。她想起他那副无边眼镜，想像自己用眼镜戳进他的头，从另一边抽出来，挖出他的眼睛，这么一来，他就不能再用湿漉漉的目光看着她，而她，可以直直地穿透他，看见外面的世界。
此刻，休息时间终究还是结束了，亚莉珊卓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站在空荡荡的饭厅，穿过窗户，望向小屋，两个照料琐事的姐妹刷洗着瓷砖地板。她觉得想吐。粉碎，她想，在你那愚蠢的脚踏车上摔个粉碎。其他的女孩也有访客，但其他访客都是星期六来，而且没有人有安东叔叔，甚至连男人都很少，大多都是虚弱的姑姑阿姨，以及随侍在侧、无聊至极的姐妹们。而且，没有人能到费莉希狄的书房坐下，关上房门，等候访客单独现身。这是亚莉珊卓和安东叔叔享有的特权，贝缇杜德修女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但亚莉珊卓很愿意把这些特权，和一些其他的特权，拿来交换安东叔叔永远不再造访。
小屋的大门打开了，她刻意让自己全身战栗，两手不停搓着手腕，仿佛看见老鼠、蜘蛛，或赤裸的男人在挑逗她。一个穿着棕色西装的矮胖人影，骑着脚踏车滑下车道。他不是天生的单车手，她可以从他的小心翼翼中分辨得出来。他并非自远方骑着脚踏车前来，也没带来任何一丝外界的气息。有时天气像烤箱一般热，但安东叔叔没流汗，也没被烤焦。有时下着大雨，但安东叔叔抵达门口时，身上的雨衣和帽子很少淋湿，他的鞋子也从不沾染泥泞。只有当暴风雪纷飞时，例如三个星期前，或者几年前，死寂的城堡堆上几米厚的积雪，安东叔叔看起来才像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物：他穿着厚重的及膝长靴，御寒外套和毛皮帽，绕过松树，蹒跚走上小路，他从她未曾提及的记忆里走了出来。而当他抱着她，叫道：“我的小女儿！”把大手套放在费莉希狄擦得晶亮的桌上时，她感觉到澎湃潮涌的血缘情感，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天都能忍住不微笑。
“他是这么温暖。”她用仅有的一点法文对贝缇杜德修女倾诉，“他抱着我，像抱着朋友！为什么大雪会让他变得如此温柔呢？”
但是，今天只有些许雨雪和雾，大片大片落下的雪花，无法在黄色的沙砾地上停驻堆积。
他搭车来，萨莎——有一次贝缇杜德修女告诉她——和一个女人，萨莎。贝缇杜德看见他们。两次。她留心观察他们，理所当然。他们有两辆脚踏车捆在车顶，上下颠倒。那女人开车，块头很大的女人，有些像费莉希狄院长，但没那么高尚，头发红得足以吓退公牛。他们抵达村外时，把车停在安德列斯·葛特斯许的谷仓后面，然后安东叔叔解下脚踏车，骑到小屋来。但那女人留在车里抽烟，读《瑞士画报》，有时也对着镜子皱眉头。而她的脚踏车从没离开过车顶，她读杂志时，那辆脚踏车就像一只朝天仰卧的猪！猜猜怎么着？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是非法的！那辆脚踏车——身为瑞士好公民，贝缇杜德修女很理所当然地检查过——安东叔叔的脚踏车没有车牌，没有执照，他是个逍遥法外的罪犯，那个女人也一样，尽管她胖得无法骑上车去！
但亚莉珊卓对非法的脚踏车毫不关心。她只想了解那辆车。哪一种车？豪华还是寒酸？什么颜色？最重要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莫斯科，从巴黎，还是其他地方来的？但贝缇杜德修女是个单纯的乡下女孩，越过山去，大部分的外国地方对她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车牌上的字母呢，行行好，别傻了？亚莉珊卓哭了起来。贝缇杜德修女没注意这些东西。贝缇杜德修女头摇得像个笨拙的挤牛奶女郎，她原本就是。脚踏车和牛，她很了解。汽车，已超越她的理解范围。